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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專著
《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A History ）曾獲普利策獎，受到高度評價。美國《新
聞周刊》稱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權威、最全面的共產蘇聯記錄。”英國《經濟學人》
說“它應成為20世紀那種最邪惡的東西的標準歷史。”倫敦《金融時報》說其價值“無論
在俄語或其他語言中都沒有過，應被廣泛阅讀。”《洛杉磯時報》說該書“應放在任何讀
者的書架上”。
這本近700頁的重要著作今年終于有了中譯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譯者戴大洪）。這
是中文讀者的慶幸，因為此書的作者、內容、結論等三方面都具獨特性。
阿普爾鮑姆1964年出生于華盛頓，畢業于耶魯大學。早期曾是英國《經濟學人》駐波蘭記
者，后加盟《華盛頓郵報》，還曾成為該報“社論編委會”成員。她在1992年嫁給現任波
蘭外交部長的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后去華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蘭國籍
。
在美國的左右派光譜中，阿普爾鮑姆雖然長期給左翼的《華盛頓郵報》寫專欄（現每月兩
篇），但思想傾向于保守派，這可能與她長期關注研究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邪惡有關，
她發現了西方左派和共產主義的內在理念連結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時代就支持瓦文薩領導的反抗共產主義的波蘭團結工會運
動，后在英國留學時申請政治庇護獲准；在劍橋和牛津大學期間，就跟現任英國保守黨首
相卡梅倫、保守黨倫敦市長約翰遜等成為思想的朋友，共同參與保守派學生聯盟。
《古拉格》一書被譯成全球20多種主要文字，是研究共產主義集中營制度的重要著作，並
獲得美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普利策獎”。雖然美國有很多“蘇聯問題專家”，但大報專欄
作家中，像阿普爾鮑姆這樣致力研究東歐和蘇聯，寫出專著並獲獎，很可能是唯一的——
這是“作者的獨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這本書的內容更有不同凡響之處。談到古拉格，人們自然想起索爾仁尼琴的那本幾乎同名
的巨著。但兩書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島》當然是撕開共產鐵幕（集中營）的開
山之作，具獨特地位和作用。但當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觸的資料有限，而且他的書是“
報告文學”方式（索氏自稱“文藝性調查”），那麼哪些是“調查”（真實），哪些是“
文藝”（虛構）？在西方，“紀實”和“虛構”兩大類界限很清楚。阿普爾鮑姆這本書則
完全是紀實作品。由于蘇聯解體，作者接觸到很多當年資料，採訪了眾多當事人，有翔實
的引證（書尾的注釋索引有91頁，佔全書頁數13%以上），因而更真實全面。另外在文字
上，索爾仁尼琴的書有很多繁雜報告，文筆也拖沓，不易阅讀。而阿普爾鮑姆是寫報紙專
欄出身，文字通俗流暢，在資料和歷史背景上也取舍精煉，因而更具可讀性。
阿普爾鮑姆寫出了《古拉格》的本質變遷：它設立的初衷跟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奧斯威辛
是一樣的，只不過列寧、斯大林把鎮壓對象定為“階級敵人”。布爾什維克掌權后發明一
種理論，認為革命自然帶來反對者，它是一種新型罪犯，這種“階級敵人”是難以改造的
，只能被“消滅”。所以在西伯利亞等寒冷偏遠之地建造了集中營，讓關押在那裡的“階
級敵人”自然死掉。
這當然比奧斯威辛毒氣室殺人過程緩慢，被認為浪費蘇維埃的資源；于是犯人被強迫勞動
。高潮時蘇聯有476個性質不同的勞改企業，從土木建築、農牧養殖，到飛機大炮的設計
。阿普爾鮑姆拿到的統計是，總共有2870萬人被強制勞動，從1929到1953年的斯大林時代
，囚犯死亡達275萬，等于平均每月死近一萬，連續24年（四分之一世紀）！
逃犯把活人當“食物”
該書很多細節驚心動魄。篇幅所限，僅舉三例：一是溫度。我出生在中國北部最寒冷的黑
龍江，深知嚴寒之苦（至今恐懼和痛恨冬天）。但記憶中最冷也就是攝氏零下40多度。而
在古拉格，這種溫度仍要戶外勞動，只有超過攝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
，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氣變暖，而是因為當局需要更多勞動定額，他們把溫度表改了
！
另一個是吃人。西伯利亞沒有人煙，出逃沒食物就得餓死。古拉格也關押很多刑事犯，他
們逃脫時總要帶一個人，沒食物時就吃掉他。這個將成為食品的人被稱為“行走的供應”
（walking supply）。被帶走的人首選是廚師，因他們不那麼骨瘦如柴，比較有肉。有時
還帶小孩，更容易被殺掉。其中最殘忍的一幕，是獄中一對好友結伴出逃，他們帶了個“
行走的供應”。但把那個人吃完了，還沒見人煙，兩人都動心思殺死對方。晚上兩人都不
敢睡，硬挺著假裝聊天。最后一方終于瞌睡，另一個就割斷他的喉嚨。這個逃犯被抓獲時
，身上還背着幾塊“肉”。
再一個是洗腦。斯大林死時，有囚犯不僅悲傷，還把家裡送來的一點錢捐給了當局（建紀
念碑）。這場面讓人想起奧威爾《1984》中那個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當局）抓獲、
拷打、洗腦后，不僅真真實實地把四個指頭看成了五個，被槍斃時還帶著感激老大哥的微
笑……。古拉格簡直比奧斯威辛更可怕，因為被毒死的猶太人還沒有感激希特勒的。
好萊塢導演朝拜卡斯特羅
德國有學者說，“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后呢？但阿普爾鮑
姆卻給出這樣的結論：古拉格肯定會再次發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當今俄國，沒多少人願意談論和記憶古拉格，對她採訪這個事，人們都
很煩，甚至圍攻她，指責西方記者總是對俄羅斯的陰暗面感興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當
局不僅沒有清算古拉格，並有意回避。當然了，俄國總統是前克格勃，這個國家怎麼可能
清理那段血腥歷史？
阿普爾鮑姆還特別提到西方因素。她說，所以寫這本書，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有
人出售蘇聯的軍用物品：軍帽，鐮刀斧頭勛章，還有列寧、勃列日涅夫像章等（當年我到
捷克採訪時也看到過），而“購買的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西歐人”。阿普爾鮑姆說，如果這
是納粹徽章，美國人和西歐人就不會買，“所有人都會對佩萬字戴章的想法深惡痛絕。”但為什麼西方對希特勒和斯大林“雙重標準”？阿普爾鮑姆認為，主要因為
主導西方主流媒體輿論的左派知識分子們，不少人至今仍把蘇聯共產主義視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國哲學家薩特當年讚美斯大林，歌頌卡斯特羅、毛澤東，但“名聲卻沒有受
到絲毫損害”（因左派媒體護著他）。在斯大林把成千上萬名無辜的蘇共黨員關進勞改營
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竟對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說，“越是無辜，他們越應該去死”
（這可能是胡克這位紐約大學的左派教授后來轉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類進入21世紀時，倫敦的左派工黨市長肯‧利文斯頓還跟阿普爾鮑姆解釋兩者之間
的區別。不錯，納粹是“惡魔”，他說，而蘇聯則是被“醜化”了。
好萊塢曾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單》、《索菲的抉擇》等揭露納粹邪惡的電影，也拍了日本
集中營的《太陽帝國》，但對拍古拉格的片子卻沒有興趣，因為這“不符合好萊塢（一路
傾心共產主義）的口味”。斯皮爾伯格導演出《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片子之后，竟還去
共產古巴朝拜卡斯特羅，兩人從晚上談到凌晨，一氣談了八小時，左翼理念的“心有靈犀
”使他們一“談”如故。
“淺紅”不願批評“大紅”
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中不僅歷數蘇聯集中營的殘酷、黑暗，並在前言中特別提出，為
什麼西方左派對此視而不見，甚至還為蘇聯制度辯護？包括美國好萊塢的左傾們，為何排
斥揭露共產邪惡的作品？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
也许阿普爾鮑姆“發現”了西方左派與共產主義的內在思想連結：那就是“淺紅（西方左
派）”不願批評（蘇聯的）“大紅”，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紅色”，思想根基都是群體
主義（collectivism），即熱衷以意識形態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眾利益等）剝奪個人
權利，摧毀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均貧富和要平等的背后，是要建立消滅差異和
不同的集權社會。
也许正由于這位美國學者看穿了這一切，她才在書的結尾寫道，她“寫這本書並不像陳詞
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寫這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
還會再次發生。”
古拉格還會再次發生，共產主義會卷土重來！這是這位美國學者的預言和警告，因為她看
到共產主義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
不僅對當今仍勞改營遍布的中國具有意義，它本身的警告，對西方和整個世界，都具有特
別意義。
——原載台灣《看》雜志201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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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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