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慧恩（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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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次在捷運上遇到陳揮文，我會特別打量他，轉頭特別打量。
　　因為我想到，如果這條捷運建在南部，他敢不敢坐捷運呢？請不要誤會我要
挑起某些敏感的議題，我想把這件事紀錄下來，是因為最近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陳揮文現象」。
　　幾次搭乘計程車，與運將聊起台灣現狀，出現過幾次巧合，讓我想到一種「
雷同性」。不只一個運將對我說，他覺得陳揮文在「大話新聞」裡面是來「顧樁」
的，如果沒有陳揮文在，人們怎麼能一直記得「泛藍」有多惡質，有多沒人性？
有幾位運將說，他透過螢幕看陳揮文說話時的眼睛，就覺得這個人不會說謊，但
是嘴巴說的卻不是人話，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讓觀眾知道泛藍心中真正的魔鬼，也
就是他說的這些「心聲」。運匠幫陳揮文打圓場：他自己也不願意說這些話，他
實在是言不由衷，但這卻是必要之惡，這個「必要之惡」的詞，是我自己加上去
的。
　　我聽到這些觀點，覺得很特別，在電視媒體已經被視為一種「亂象」的同時，
我們所接收到觀眾對於媒體的看法心聲，都認為媒體「嗜血」、「亂報」，但是
這種面對陳揮文的評論的解讀，表現了台灣民眾面對媒體的一種「自覺的良心」。
　　如果我們把「大話新聞」觀察個兩三天，就可以發現許多觀眾根本是call
in進來罵陳揮文的，甚且連「陳揮文！你頭殼甲我舉起來！你是不是人啊？你講！」
這些話都出爐了，然而底層之下，民眾其實有另一種看法，這種看法來自於「狼
來了」的欺騙慣性。
　　綜觀台灣民主發展的幾個過程，台灣的民主一直都在強勢的媒體底下苟延殘
喘，無論是之前民進黨組黨後，媒體還不願直稱其名，而叫「民Ｘ黨」或是「Ｘ
進黨」，我們在520事件，看見手無寸鐵的平民被「鎮暴」，卻又被稱為暴民；
許多例子都使思索台灣前途的民眾，似乎養成了一種自我救濟，或者說繁衍了一
種出自於自我教育的「觀看」模式，我們習慣把新聞倒過來看，把加害者跟被加
害者對調，把事實Ａ與事實Ｂ的正反對調，然後變成民眾自己相信的那個版本。
所以，在這個島上，有許多人相信他們「眼睛」看到的，有許多人相信他們「心
裡」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民心裡都有一個族群的「概念股」。這個概念股彼此
之間似有相關，卻又不全然相關，你提得出他們的間接相關，卻又沒有直接證據
證明他們可以、必然、絕對相關，在台灣，更詭異的現象是，當你問到他們心裡
的概念股，他卻又提出一堆無法說服你，更無法說服自己的言語：喔！我不是！
我絕對沒有族群偏見。所以，當他剛踏出投票所，你怎麼請他整理自己的千頭萬
緒，怎麼對你交代他深層盤密延伸的教育和記憶的背景，對你坦承說實話：我到
底投了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投票「出口民調」無法真正準確的原因。
　　運將對我說，他覺得這些大話新聞的來賓，上節目前必定例行吃飯聚餐討論
看法，但是檯面上，陳揮文賣力扮演反派角色，這個可能性很高的原因是，他覺
得林建隆這個流氓教授，就坐在陳揮文的附近，如果陳揮文真的這麼惡質，難保
林建隆不會捨下教授頭銜，先海扁他一頓，操出槍子來先處理他，為了陳揮文「
重出江湖」，怎麼還能這樣談笑風生，任由陳揮文謾罵？我笑出聲，發現台灣民
眾因應擠壓變形、扭曲歪折的大環境下，思考出了一種屬於台灣人民的「小敘述」，
這樣的小敘述聚集起來，就是台灣民眾面對自我的歷史斷裂、價值被貶抑的過程
時所衍生出來的「大敘述」，這樣的大敘述就是台灣民眾相信的歷史，而我們相
信的那個版本，就是真實。
　　我想到法國創造概念的大師德勒茲(Deleuze, Gilles)跟瓜塔里一直試圖找
尋表層之下隱蔽的深層意義，試圖在表像的背後閱讀出一個意義的真實存在，挖
掘出一個現象的呈現(ultimate being or presence)，他們不是要找出文本與意
義之間有什麼關係，他們要理解的是文本與客體之間、文本與外部關係，或者說，
文本的「能指意義」、「所指意義」都不是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相反的，他們關
心何謂「一本書的功能」，它所傳達或者不傳達的強力是什麼關係？它進入了怎
樣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變形？它又怎樣的與「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達成聚合的狀態？
　　德勒茲的主要論述強調思想由「條紋空間」 (striated space)或「網格空
間」從社會和文化現實當中逃離，帶入了一個「平滑空間」 (smooth space)，
這條路線將從密閉的、具階級性的思想獨裁逃亡，這種「游牧思想」對抗的是由
特殊符號系統組成的思想獨裁，每一個符號都是由異質因素引起的個體性，每一
個個體性卻又因為其個體性聚合成為另一個整體，換言之，每個現象我們所看到
都是這些個體組成的符號，我們都活在符號當中。德勒茲認為遊牧生活猶如幕間
曲(intermezzo)，他肯定「中間地帶」，高揚反抵思想(anti-thoughts)，反對
理性而推崇多元，他認為推翻個人式的「我思」，宣揚所謂的「生成」，否定一
切關於起源的思想，並且向一切的抑制系統開動「戰爭機器」，才能走出這樣的
一條逃逸路線。它必須要建立一種外部思維 (outside thinking)，攻擊總體性，
抵制普遍的思維主體，結盟特殊的個別種族。它並沒有內在性(interiority)，
因而得以在外在元素中自由運動，它不依賴同一性，不尊崇人被劃分為主體、概
念和存在這三個「再現範疇」，而要用無限界的傳導活動(conductivity)取代機
械的類比。
　　當然，德勒茲不可能知道某一個神秘的時刻，在他所無法理解也無法逆知的
一個國度裡，有一群人心裡竟這樣上演著不可言說，而與他這樣相似的秘密，無
需他的提醒與教育。台灣人民找到了一個平滑空間，那樣的平滑空間使得他們自
己滑入了一個潤澤、易於流動、易於改變方向的自由思考方式。當我在夜晚的台
北街道上望著車窗，想到自己最近這一系列細讀過的理論文本，發覺到這各自紊
流在不同系統裡的血液當中都有的「反骨」，欣慰的微笑。
　　莒哈絲說：當我越寫，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來，我迷失在文裡。寫作
是走向死亡，身處死亡之中。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沒有
中心，沒有路，沒有線。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為那裡有個什麼人，其實什麼人
也沒有。這段我極為鍾愛的話，使我這趟的旅程生動活潑起來，德勒茲大概也希
望解構到最後什麼都不在，但是我覺得，對台灣人民來說，「那裡」當然有個什
麼人，不是別人，不只自己，最後當然所剩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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