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發了一篇思兼神社的文章，得到板上不同聲音的迴響。
似乎用充分揭露的資訊來做價值判斷，選擇對錯
是比較多人覺得選邊站的重要依據。
老夫在這裡提供一些例子來讓大家思考，
究竟依照資訊的揭露多寡，來判斷是不是有限的。
以及我們拿來判段對錯的標準，也就是科學理性的思維是不是不變。
例子1.被權威保護的偽科學：http://news.sohu.com/20051104/n227391341.shtml
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的認識越來越被人類所重視。特定的
歷史條件、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等非科學因素對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所造成的制約
和影響有時候是不容忽視的。1930—60年代，在蘇聯科技史上發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
科學與政治鬥爭、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的可悲事件。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于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
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烏克蘭和亞塞拜然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
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1929年，李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裡過冬的小麥種子，
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
育種法，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
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奧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裡，設立專門
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春化處理”在俄國的農業史上曾經有過，李
森科對此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技術和理論，在指導農業生產上的價值與作用，需要由實
踐來檢驗，而李森科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借助於浮誇和弄虛作
假。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學家的批評。
　　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面的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
存在性，用拉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遺傳學抵制主流
的孟德爾—摩爾根(G．Mendel-T．H．Morgan)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
的敵人。李森科最初面臨的主要反對者是來自美國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後
者認為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學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前任院長N‧I‧
瓦維洛夫支持穆勒的觀點並成為李森科的頭號對手。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
科利用史達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
是增產措施”的發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
，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
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
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份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史達林的首肯，李森
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儘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1931—1936)的連續
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穆勒逃脫了秘密員警的追捕，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
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1935年，
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奧德薩植物遺
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1947
年蘇聯生物學家錫瑪律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
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裡‧日丹諾夫（史達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
列‧日丹諾夫的兒子、史達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V．P．Efroimson）、
留比曉夫(A．A．Liubishchev)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
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史達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
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
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面，作為“米丘
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
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
”、“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經史達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
森科在大會上宣佈，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
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
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畫；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
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
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
國家。“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
悲劇。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
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
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
和不道德的行為。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1955年底
，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
學院院長職務。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後，對於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
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但是，由於赫魯雪夫重蹈史達林
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1958
年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
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
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
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臺。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
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
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
學家。
　　歷史的教訓在於給人類以教益。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
的陰影，這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巨的任務。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的話提供
了這一事件的反思：“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
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
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勒柏辛斯卡婭畢業於醫學院，曾長期在組織學實驗室工作。1933年，62歲的勒柏辛斯
卡婭開始進行細胞起源的研究。1945年她發表了《細胞起源於生活物質以及生活物質在有
機體中的作用》一書，對自己關於細胞的研究工作做了詳盡地總結。聲稱自己發現了一種
非細胞形態的“生活物質”，能夠演變為細胞，從而推翻了德國著名生物學家微爾和從病
理學研究提出的“細胞來自細胞”這一科學假說。當時任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的李森科為
這本書作了序，稱她的發現是對科學的偉大貢獻。
　　儘管一些科學家對勒柏辛斯卡婭的學術研究進行過質疑、反對和批判，但因為李森科
的支持，該學說受到廣泛宣傳，並被寫進高等學校的教學大綱中，變成了生物學的基礎之
一。1950年政府甚至做出決議，宣佈勒柏辛斯卡婭的工作是偉大的成就，號召生物學家和
醫學家在此方面進行研究，勒柏辛斯卡婭也被授予了史達林獎金。
　　政府的行政命令果然使一些科學家按照勒柏辛斯卡婭的研究方法進行重複性實驗研究
，檢驗結果證明她的研究工作幾乎都是錯誤的，沒有一項實驗能夠確認或者重複。到了
1956年，勒柏辛斯卡婭的新細胞學說基本上被學術界否決了，許多研究單位自動取消了有
關“生活物質”的研究。
這一篇文章說明了，政治力是可以凌駕科學真相的，在蘇聯的生物學界出現過這種事情，
也曾經出現在大躍進時期的共產中國，當時全中國的農業產值與鋼鐵產值被嚴重的作假，
只為了讓毛澤東高興，捏造真相讓毛覺得大躍進是成功，但是卻餓死了無數老百姓。
老夫想要說明的是，科學與數據並不是不會轉彎的，科學畢竟是人的產物，
只要是人都會轉彎，或多或少而已。
當權力膨脹到要逼你產生2+2=5的幻覺時，人也是不得不低頭。
例子2.科學典範的轉移：
請參閱：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1_3.htm
或閱讀《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底下節錄科學革命的本質：
科學革命的本質及其必要性
　之所以將典範的變遷稱之為「革命」，是借用在政治發展中的概念而來的。政治革
命的發生往往是有群人不滿意現存制度的運行且認為其已經無法有效應付當時環境的問題
所致，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也是一樣，科學家在舊理論無法與印證自然中的情況時，也就
是異常現象不能獲致解決的時候就是需要一個新的理論來解釋的時候；而在科學典範變遷
的過程中，通常會出現不同派別的理論競爭如同在政治革命時會出現擁護不同理念的黨派
出現一般。當然新舊典範的更替會對於原有的一些想法或觀點產生轉變，以前不會注意到
問題現在可能成為重大的問題需要被解決解釋。當危機來臨時即意謂著科學革命的到來，
科學革命是一個新典範取代舊典範過程，由於典範是由理論體系、研究方法和哲學觀點所
構成的，典範的變革不僅會引起科學理論體系的變革，而且會引起科學家在認識論和方法
論方面的變革。常態科學具有積累的性質，但典範的變革絕不是一種累積性的過程。
在數百年前，人類的世界沒有演化論，也沒有現代化學，更沒有牛頓物理學，
當時的人類價值判斷與現今完全不同，就算到了科學發達的現在，科學也仍舊不斷地，
再累積新發現，顛覆人類的價值觀。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到，就算我們有了理性的思維做為解謎鑰匙，但是這把鑰匙很顯然的
有它的侷限性，因為科學是人類的產物，人類並不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一定會有不完備的地方，假如我們認為充分的資訊揭露就能做對錯的判斷，
是否有點對人類自己太過自信了些？這不是詭辯，因為當你用不同的科學典範來研究
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再回到最原本的問題，雞蛋與高牆。
這個並不是要求我們不要做理性思辨就無腦挺的一種要求，
而是在檢視所有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先有的一項假設前提。
我們必須假定權力結構中較弱的雞蛋，比較缺乏造真的能力，
需要更多的關懷與協助。
我們也同樣必須假定權力結構中較強的高牆，有較多的力量與造真能力，
不太需要我們的關懷與協助。
而且，在進行價值判斷的時候，高牆也不見得一直是高牆。
舉個簡單的例子，以宋教仁的謀殺案來說，早先大家都覺得袁世凱是高牆，
國民政府就利用宋教仁之死來發動二次革命，讓袁世凱死於憤恨之中。
重新判斷一下，似乎袁世凱也不見得完全是那一堵高牆，在散布資訊的能力，
與博取輿論的支持上，孫大砲才是所謂的高牆。
再舉一個例子，以陳水扁被關在牢裡的案子來說，大家原本都以為濫用職權
貪汙取財的陳水扁是高牆，但事到如今來看，被國民黨掌握的特別偵查組，
才是真正的那堵高牆，而陳水扁只是一個被囚禁的雞蛋罷了。
要總是站在雞蛋那邊的含意，不是要大家"無腦挺"受害者或是受壓迫者，
而是除了檢視資訊與證據之外，也要去檢視兩造之間的權力強度差異，
畢竟權力較強者永遠都有比較多的能力與機會來製造真實，而檢視真實與否的
科學典範也有可能並非可靠。
所以我們在高牆與雞蛋之間思辯，除了盡量地資訊充分了解之外，
也不要忘記檢視在權力結構上到底誰是雞蛋誰是高牆。
也永遠不要對自身理性過度自信，因為我們永遠都有可能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