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世界，不是做了法所不允許的事情，就是有罪。
有的人做了這些事是因為一些正當的目的，
有的人做了這些事是因為一些欠缺期待可能性的原因。
而正當的目的，非僅是法律明文所允許，
比較大的爭議都是那些法律未明文允許的，或尚未允許的。
例如那些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集會遊行權、罷工權，
甚至社會還有極大爭議的公民不服從權。
那些曾經或是現在大家所認為的社會亂源，都逐漸為大眾所接受或容忍。
成為追求更大公益的暫時性犧牲。
另外還有一些欠缺期待可能性的原因，
也就是換成一般人在這些情況下，也會難以自制的做出這些行為。
比較大的爭議就是劇中的精神病。
精神病就跟一般疾病一樣，可能出現在每個人的身上。
尤其是現在大家生活工作經濟的壓力越來越大，睡眠越來越不充足。
一開始的反應就跟很多慢性病一樣，讓人以為只是偶有不適。
等到疾病爆發時的時候，有時候攻擊性、狂躁，
就像普通疾病中令人難以忍受的疼痛，不是旁觀者簡單的說聲忍忍就過了。
(曾經經歷生產的孕婦應該更有體悟)
通常也就是這種忍忍的逃避態度，讓病情更加嚴重。
有些時候，或許違法的行為是證據確鑿。
但是那些目的是否正當或是欠缺期待可能性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明確。
可是通常大眾也不會去關心。
因為對犯罪的敵對程度，常是展現正義的最廉價的方式。
只剩有些人權律師或許是想追尋人生的意義，有些是內心有過遺憾。
在法庭上孤軍奮戰，千夫所指。
除了珍惜每一條生命的可能性，也是對於人的能力有限性的體悟。
我們是否有能力決定這些人，就像決定放牛班的小孩一般，無可救藥。
戲劇裡只是讓人在片面聳動的新聞報導外，
對於每個曾經犯罪，或是潛在犯罪者的背景有帶入感，產生同理心。
或許我們與惡的距離曾經那麼近，卻因為因緣際會而避免地落入那個深淵。
或許這些該死的人，只是運氣不好欠缺了扶他們一把的那雙手。
因此，那些該死的人，是否真的那樣該死，是否真的無可就藥。
劇裡沒有辦法給出標準答案，
除了站的角度不同，對於自己與對於他人的標準常常不同。
而感性的強烈，也常常會蓋過理性。
或許戲劇成功讓人有了帶入感，而產生理解。
明天再次遇到了聳動的新聞，又或者自己成的被害人。
理性是否能夠再次戰勝高昂的情緒，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