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與薊鎮的防禦
晚明面對清兵入塞，試圖處處設防、集結各路兵馬圍剿，但是各路部隊協同不佳且素質不
足，往往陸續遭擊敗或根本未參戰，最終還是只能靠關外兵馬入關救援。明朝在關內各地
增加的兵力成效有限，連防守都成疑問，遑論出戰壓迫後金，甚至西北各邊鎮因為在崇禎
年間嚴重欠餉，導致不少官兵變為流寇。
譚綸和汪道昆在隆慶、萬曆年間的提案中，都曾規劃組織數萬人的精銳部隊，用於反擊攻
入長城以南的敵人。和前面推估的關外兵馬一樣，若裁撤整併部分兵力，或可改善剩餘兵
馬的武裝和素質，用於抗衡入侵關內的敵軍。[1]
應如何裁減兵力？史實中崇禎初年裁減的兵力主要有保定四萬、東江一萬，天津、山東也
有數千兵力被裁撤或併入關寧，這些額數恐怕是不得不裁。其他邊鎮如果都要低於嘉靖時
期的兵力，則應該裁宣府一萬、大同一萬、山西兩萬，合計再裁四萬人。[2]
最關鍵的薊鎮、永平、密雲，崇禎二年兵力一度短缺三萬人以上，己巳之變前夕只補充了
近八千人，另外有一萬兩千名新兵被調往關寧。既然前面說過關寧要裁軍，薊密永或可再
補充數千兵力，但是重點還是在於部隊素質的提振。崇禎後期薊鎮兵力大增，仍無法阻止
後金肆虐京畿，顯然素質比人數更為重要。
天啟、崇禎年間，京營整飭困難又浪費軍餉，不如把派駐薊鎮協防，一方面方便京兵的整
頓，也可免於在薊鎮招募大量新兵；事實上在嘉靖、萬曆年間，京營確實曾多次派兵到邊
鎮協防和加強訓練，也曾有許多官員認為京營必須發派到邊鎮才能轉弱為強。[3]
己巳之變時，京營一度有六萬人部署於北京城外，城內則有約四萬人。如果把精銳的選鋒
、壯丁約一萬六千人留下來當預備隊，則仍有四萬餘人可供運用。由於後金直到崇禎初年
尚未完全擊敗察哈爾，京營可著重駐守地處偏東的薊鎮、永平，於遵化、三屯營、建昌營
分別駐守一萬兩千人，另於偏西的密雲、石匣營分別駐紮三千人。
北京城內外除了三大營，尚有忠勇營、勇士四衛營、門軍、巡捕營等不同層級的各式部隊
，若能將後金主力攔阻於邊鎮，京師應不至於防禦過於空虛。
以己巳之變的後金軍入侵路線而言，明軍若能於遵化、三屯營擊退後金，則經濟上的損失
應就能大為降低。史實中，遵化在後金破牆七天後就已陷落，趙率教率領的四千援軍也被
殲滅；袁崇煥親率的主力在遵化陷落當日才剛從山海關出發。
若要拖延到大批援軍抵達，遵化和三屯營可能會需要堅守半個月；為了達成此一目的，或
許應考慮對城池加以改建，並裝備相當數量的重炮。到處裁軍所省下的經費，一部分即應
運用於此一目的。雖然密雲、濟南等城在裝備紅夷炮的情況下，仍於崇禎後期清兵入塞時
遭攻陷，崇禎初年後金奔襲長城後的攻城能力仍有限，己巳之變時曾遭昌黎縣城守軍以萬
曆三大征時期生產的大將軍炮擊退，想來城內守軍若指揮得當、裝備精良，應不至於輕易
陷落；事實上在崇禎十二年，明軍都還有在松山擊退皇太極短期強攻的紀錄。
結語
雖然明朝的財政結構與同時期的西歐相較，顯得頗多缺陷，畢竟能透過龐大的人口基數來
取得豐沛的財政。後金軍直到崇禎初年都不過數萬人，明軍在關內外部署十餘萬兵馬都只
能勉強相抗，而後被迂迴攻破防線，華北更遭蹂躪，劣勢暴露無遺。[4]
會有本文的發想，主要是看了David Parrott的The Business of War一書，對三十年戰爭
後期中歐各國的陸軍規模縮減和作戰藝術昇華有進一步的體悟，方才理解後金在機動作戰
上與中歐不無相似之處，而晚明則陷入同時期中歐也存在的軍事體系困境之中，因無法跳
脫而陷入財政與戰略的崩潰。
前面提過孫元化認為只要練出全面裝備西洋銃炮的六萬精銳，即可剿滅關內外的敵人。雖
然本文認為孫提出的編裝不太可行，但是從同時期的荷蘭可以知道，如果要維持六萬西歐
精銳，會需要耗費約一千萬荷蘭盾──約四百萬兩，如果再計入堡壘的修築、長途補給的
耗費等等，則達到五百數十萬兩，約與明朝在崇禎元年的遼餉相當。[5]
所以本文的結論是，明朝如果發展出與同時期歐洲相仿的方針，裁減部隊人數來穩定財政
、提高部隊素質，不敢說能扭轉戰局，但是其發展可能會較史實中好一些。
[1] 《明代戰車研究》
[2] 〈明末遼餉的支出〉、《邊鎮糧餉》、《度支奏議》、《明實錄》、《明清天津駐軍
研究 (1369-1840)》、《明代宣大總督研究》
[3] 《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
[4]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14-17世紀中英財政收入與支出結構比
較研究》
[5] The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Hart,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