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論點好像Thomas Barfield在《危險的邊疆：游牧諸帝國與中國》的分類
他將游牧分為兩大類
一是蒙古高原的游牧人群
他們缺乏對農業人群的經驗與知識，不願深入漢人社會建立自己的直接統治，
所以他們常〝自外控制〞，
以戰爭與威脅，達到保障游牧為主業所需的輔助性經濟供給。
這最早是由Owen Lattimore所提出
他的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至今依然被很多歐亞大草原游牧民族研究所引用
主要觀點(截錄自https://bit.ly/2PKV3uT ，維基：拉鐵摩爾)
1.一個原始社會追求農業活動，並知道其自身很多地方受限
2.隨著成長與演進，社會開始改變環境。例如，耗盡了狩獵供應與野生作物之後，
開始了馴養動物與植物。砍伐森林為其活動開闢空間
3.隨著環境改變，提供了新的機會，如變成草原
4.隨著新的機會，社會發生改變，形成新社會。例如，遊牧部落建立起永久定居點，
從狩獵採集變為農耕文化。
5.逆過程也可發生
Barfield觀點的另一主張即是蒙古草原游牧經濟及其社會組織的分散性，
使游牧人內部從不需要、也無從產生集權式政治權威
但面對長城內的中央集權政體，他們需要一個龐大的政治與文化共同體，
他稱此為〝帝國式部落聯盟體〞(imperial confederacy)
與此相對是〝滿洲邊緣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
生活在遼西森林草原的他們，經濟型態上更容易親近農業人群，
接受漢文化思想
不過Barfield觀點有一個顯著例外：蒙元帝國
他用蒙古、滿洲這種地理名詞強硬劃分，
而忽視地域游牧方式的差異
我個人比較偏向王明珂先生在《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的觀點
他把Barfield觀點的再改造，將中國邊疆劃分為
1.草原游牧(以匈奴為代表)
2.森林草原游牧(以烏桓、鮮卑為代表)
3.高原河谷游牧(山牧季移，以西羌為代表，這是王明珂先生最顯著不同，
他長期做羌族與藏族的田野研究，在此用功很深)
https://i.imgur.com/ScUGNsQ.jpg
他們與漢人社會關係的不同，不是因游牧經濟的不同，
而是取決於輔助性經濟的不同
輔助性經濟：狩獵、採集、農作、貿易、掠奪
而這些社會交換，通過不同性質的交互作用，不僅是資源的轉移，
更會強化個人與群體的社會位置與權力階序
Marshall David Sahlins將這這類社會交換分為三種
1.一般交互作用
如長輩的饋贈、與他人分享
2.均衡交互作用
如禮尚往來的觀念
3.負面交互作用
欺詐、掠奪
貿易介於均衡與負面
掠奪則是負面
而這些的交互作用形成親疏遠近與社會階序
對游牧民族而言，掠奪分為兩類
一是各貴冑部落的相互掠奪
一是對外的單向掠奪
對外掠奪很容易理解，反正搶就對了
而各貴冑部落的相互掠奪，則了搶的意義外，還有強化部落間血緣和結盟關係的意涵
通常有不成文規矩
簡單講跟〝投名狀〞頗相似
多了儀式化的意味
對草原游牧而言
較穩定且可預期的輔助性經濟，來自互市、貢賦、戰略性或生存必要的搶劫
而面對中央集權的漢人帝國或烏桓、鮮卑的大型部落聯盟
超越部落的國家成為匈奴或蒙古之類的名號
此名號代表爭取與維持的常態政治組合的想像
對森林草原游牧而言
森林既能狩獵，也能開擴為農地，但不論何種模式，既無法達到足夠的經濟規模
因此在森林草原的人群，會根據當地與漢人帝國的條件進行抉擇
尋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多的機會
如同變形蟲一般適應外在的變化
對高原河谷游牧而言
由於山牧季移的特性，加上地形的破碎
只需部份農作和狩獵，
能達到生活基本無虞的狀態
與其糾合成一個大政治想像體對外爭戰，
不如搶隔壁的部落來的實際
所以他們對外爭伐的野心不大，通常衝突是因為漢人拓墾侵入
到後來甚至漢人可能才是衝突的主體
要更詳細的理解，可以看他們的相關著作
不過要注意
不論Thomas Barfield或王明珂先生
他們的著眼點都是布勞岱爾的長時段歷史
深受〝地理環境〞的影響
對一些史事的解讀判斷有削足適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