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原先任教於台灣大學哲學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曉波及一些學生效仿李白關
懷國家的強大統一問題，在台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宣傳中國統一等主張，后被捕
。釋放后他無法教書和工作，曾出版過《存在主義》、《庄子哲學》、《悲劇哲學家尼採
》、《古代呼聲》。他給人“一個激烈的自由主義者”印象，沉寂多年后因發表評余光中
的系列文章聲名大振。
陳鼓應與余光中不存在個人恩怨。十年前，他們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給人的
印象似乎也是自由民主人士，可《狼來了》發表后，陳鼓應改變了看法，並把他的作品全
部找來細看，發現問題頗多頗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於資本主義病態生活的頹廢意識和
虛無情緒、買辦意識和自我膨脹。他的作品裡絲毫見不到他對別人的關心，也見不到他對
社會人群有任何的關懷。他到了美國以后，看到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以及千裡公路，萬
裡草原，他立刻就被那裡的物質文明所震懾，回頭想到中國的貧窮，由此產生了民族的自
卑情緒﹔又由於向美國的認同發生了阻礙，就越發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產生了羞辱感，因而
有一連串羞辱祖國的文字出現。
有了這些看法后，陳鼓應便以一個讀者的身份連續寫了“三評”：《評余光中的頹廢
意識與色情主義》、《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三評余光中的詩》，並結集為《這樣的
詩人余光中》出版。
對《狼來了》這篇文章，陳鼓應同意徐復觀的說法：這是拋給作家的血滴子。這不能
單純從“反共”來解釋：“實際上他寫《狼來了》的真正動機，只是因為有一群新起的作
家影響了他的作品的市場，吸引走了他們的讀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
出迫害新作家的手段。說穿了，如此而已。”26但在對余光中詩的總的評價上，他做了徐
復觀沒有做的工作：“余光中的詩，不僅污染了我們民族語言，更嚴重污染了青年的心靈
。”文中舉了大量的例子，指出余光中洋化的語言，像“聳一個拉丁式的肩”，“我是很
拉丁的”，“難為您了，真是，Signorina”，“向她，鞠了一個躬，非常意大利式的”
，這樣洋化語言乃是作者過分崇洋心態所導致。27這樣的例子在余光中詩中舉不勝舉。陳
鼓應在“語言污染的病例”的標題下，分《星空非常希臘》、《美麗的分尸》給予分析批
判，並指出他的語言夾生的部分深一層的根源如同余氏自己的告白：“我是一隻風中的病
蜘蛛”﹔“我變成一個精神的殘廢”﹔“自虐狂的靈魂”。這種“自虐症狀”如不及時治
療，要變成什麼樣是可想而知的。陳鼓應還說，他的作品，大量地散播著極不健康的灰色
思想和頹廢情緒。至於他的崇洋媚外，靈魂要“嫁給舊金山”，並死時以葬在英國的西敏
寺為榮……他固然常說懷念中國，但當他把中國和美國相比時，卻以我們的貧困為可恥，
並以此而這樣地嫌棄：“中國中國你是一場愧慚的病”，你是“不名譽”的“患了梅毒”
的母親。
在批余光中的詩時，陳鼓應還用了諧謔的手法：
余光中成天在做夢，據他自己說，“醒時常做夢”（《蓮的聯想》），“闔眼夢，睜
眼夢”（《敲打樂》）。當然他最愛做的是“金色的夢”（《鐘乳石》）。“枕一段天鵝
絨的往事，我睡著”，於是他“夢見一個王”——“天上的王”，一個“藍眼睛的王”。
他所夢的“王”是“藍眼睛的”，於此，其心之所向，可想而知。
經過陳鼓應這種摘句法，余光中變成得了“夢游症”的“精神病患者”，因而陳鼓應
診斷余光中“本是‘亡命貴族’詩人失常心理的必然反射”，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於余光中的“流亡心態”，陳鼓應說：
時代苦痛摧擊下的台灣知識界，近年來產生兩種主流的心態：一種是中興心態，一種
是流亡心態。中興心態是面對現實，對不合理的現象希求改革﹔流亡心態是逃避現實（包
括逃避到色情玩樂裡面），演成牙刷主義之風。
陳鼓應認為余光中沉醉於虛名久矣，如果不著力點他一下，他是不會猛醒過來的。他
評余光中的用意之一，是希望通過對余氏作品的檢討，使他反省自己以往寫作內容之非，
而能及時回頭探索新步為是。因而陳鼓應在寫二評時火力加足，對余光中的詩做總體的檢
視，看詩人如何頹廢無聊及怎樣羞辱祖國。他寫道：
他說在台北“這座城裡一泡真泡了十幾個春天/不算春天的春天，泡了又泡/這件事想
起就覺得好冤/或者所謂春天/最后也不過就是這樣子﹔一些受傷的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
”。“泡了又泡”是自述他的生活態度﹔“一些受傷的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是陳述他
的生活內容。“泡了十幾個春天”，就是說十多年來他只是在“泡”著虛度時日﹔“泡”
日子，便是他的失根性與失落感所產生的浮游心態。他在台灣這十幾年的日子，“一些受
傷的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甚至哀嘆生活是“分期的自縊”，這恰是“亡命貴族
”的生活寫真。至於他的冤屈感，顯然是不實的……
陳鼓應又寫道，余光中忽而想起台灣“到冬天，更無一片雪落下/但我們在島上並不
溫暖”，和美國“比起來台北是嬰孩”、“台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他還
認為中國文化是“蠹魚食余的文化”，他要“焚厚厚的二十四史取一點暖”，他說“中國
中國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在這裡陳鼓應用的仍然是摘句法，而
不管全文的主旨和上下文的聯系，這樣就輕而易舉得出余光中既不愛台灣本土也不愛中國
的結論。其實，正如顏元叔所說，對某些官式的愛國主義者而言，余光中“不治的胃病”
這些話是“失敗主義者”的泄氣話。但是，余光中敢於把這些話寫在紙上，為自己以及許
多其他的人作心靈的見証，這是夠勇敢夠愛國的了。余光中是一位真正的愛國的人（至少
這首詩的表達是這樣的），他愛中國深，感觸深，深得簡直接近絕望：“中國啊中國你逼
我發狂。”他又說：“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無疑的，《敲打樂》的前半部充滿著國恥
感、羞恥感。但是，這首詩后面有個轉變——“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中國是我我是中
國”，這顯示余光中的民族心不僅沒有死，而且像火山一樣憤怒與激烈。顏元叔說余詩后
面的轉變，很重要，可陳鼓應“摘句”時有意忽略，這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了讀者。
當然，陳鼓應的文章並非一無是處，他認為包括余光中在內的現代詩語言“流入怪誕
費解的地步”，還獨具慧眼指出《蓮的聯想》的偽浪漫主義，均有發人之未發之處。但陳
鼓應文學功底不足，對詩歌的藝術規律尤其了解不多，因而常常誤讀余光中的作品。他的
“余光中論”，在演繹推理過程中，經常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甚至為了自己論証的需要
把余光中的詩句進行拼接，這樣就難免曲解余氏作品的原意，這樣得出來的評價當然不會
公允。對余光中，陳鼓應還有亂扣帽子的嫌疑。比如“靈魂嫁給舊金山”，原文是這樣的
：
蕩蕩的面包籃，喂飽大半個美國
這裡行吟過惠特曼，桑德堡，馬克·吐溫
行吟過我，在不安的年代
在艾略特垂死的荒原，呼吸著旱災
老■死后
草重新青著青年的青青，從此地青到落磯山下
於是年輕的耳朵酩酊的耳朵都側向西岸
敲打樂巴布·狄倫的旋律中側向金斯堡和費靈格蒂
從威奇塔到柏克麗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繆斯，嫁給舊金山！
正如黃維樑所說，60年代，金斯堡於美國西岸的舊金山崛興，新一代的詩人頗有把美
國詩壇的風騷領過來之概。九繆斯是希臘掌管詩歌的女神。“九繆斯，嫁給舊金山”指的
就是這美國詩壇的事。余光中並沒有嫁給舊金山，因為他對中國的感情太深厚太濃烈。他
與中國連在一起，中國使他不快樂，也使他快樂。《當我死時》（1966）一詩也說：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在這裡，不是陳鼓應戴著有色眼鏡看到的余光中以葬在英國的西敏寺為榮，而是以葬
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為榮。中國是“最美最母親的國度”，這哪裡有半點崇洋媚外的影子！
至於“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陳鼓應隻見“梅毒”而不見“母親”。患了重病的母親仍
然是母親，這是一種愛之深也恨得深的情感，不能單拿“梅毒”二字做文章。
陳鼓應的文章發表后，引來一片喝彩聲。孔無忌《一個歷史的對照》，用百年前留學
生的心情和余光中崇洋媚外的心態作對比，感慨“今天的台灣”有人“把自己降在所有外
人的腳下”。田滇的《我也談談余光中》，從另一角度批評余光中的動機與心態。寒爵的
《床上詩人頌》，用余光中的“警句”寫了兩首打油詩。但也有反對的聲音，如吳望堯攻
擊陳鼓應批評余光中所用的不外是一套對岸的專用名詞，他認為對付不同意見，“木棍不
夠，就用鐵棍”，這種木棍加鐵棍式的批評，重復了余光中《狼來了》的錯誤，同樣是對
鄉土派作家的一種恐嚇。
陳鼓應在香港也有知音。香港左派除再版陳鼓應的書外，還有這樣一些喝彩文字：
細讀一下陳氏書中所摘引的余氏詩作，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替后者的買辦頹廢意識作出
任何的辯白，它們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的幫閑文人（身兼文化打手之職）惡劣可鄙的嘴臉
和陋習。
一口氣讀畢之后，使我對陳氏頓然改觀，他讓我們看到一個處於逆境中的知識分子充
滿虎虎生風的戰斗精神及獨立不阿、不諂媚權貴，敢為廣大人民說話的氣概。一句話，是
值得我們鼓掌、歡呼的。
這種評價顯然屬情緒性反應。刊登此文的刊物深受大陸“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這
從該文的末尾也可看出這類文章粗鄙化的傾向：“補記：在此向設計《這樣的詩人余光中
》一書封面的楊國台先生致敬。你‘操’得好！你也夠姜！”
如果說，余光中《狼來了》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那陳鼓應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離開文學主旨對余光中進行道德審判，以証明余光中的“頭”就有問題，沒有什麼資格
去檢查別人的“頭”。陳鼓應和余光中這一正一反遠離鄉土文學的極端筆戰的例子，充分
証明這場論戰“是一場文學見解上沒有交叉點的戰爭，只是兩種相對立意識形態的對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