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地震一周年 震開直面老齡化與巨額國債 (財匯資訊) 3/19
“3·11”地震暴露和凸顯了日本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根本困難
日本“3·11”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作為當時身在東京的經歷者，《瞭望》新聞周刊
記者至今仍對那地動山搖的時刻記憶猶新。盡管一年時間過去，但這次地震、海嘯和
核事故造成的復合型災害仍在影響著日本。“3·11”地震暴露和凸顯了日本社會的一
些深層次矛盾和根本困難。要解決這些問題，日本必須作出重大選擇。可以說，今天
的日本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災害創傷影響深遠
“3·11”地震造成的后果，時至今日，仍在困擾日本。
其一，核事故善后處理仍有諸多問題。2011年3月，在核事故發生后約10天，本刊記者
曾在福島市采訪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現場負責官員。當時這位官員就已表示福島核事故
將長期化，且不是“半年”、“一年”能夠解決的。如今，盡管日本政府宣布福島
第一核電站事故反應堆已經低溫冷停堆成功，但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即使在日本國內也
存在相當爭議。畢竟，核電站每天仍在向外界釋放放射性物質，事故機組的溫度也時
常出現異常變化，外界很難確認其內部真實情況。更何況，目前的所謂冷停堆只是暫時
控制住了局勢的大幅惡化，但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東京電力公司都還沒有可行的
拆解反應堆方案。
此外，已有的核污染區如何洗消除染，也是重要的現實問題。核事故造成1.16萬
平方公里土地需清除放射性污染，面積達到日本國土的3%，涉及福島等7個縣以及
首都東京。一年來，日本在這一問題上并未拿出太多實際辦法，仍處於前期的調
查、統計和論證階段。這不僅涉及到巨額的除染費用，更涉及污染區居住的大批人口
的安全問題。
其二，重建進程進度不一。一年來，本刊記者多次前往災區，采訪日本災后重建進
程。實事求是地說，災區廢墟清理和臨時板房建設成績斐然。過去的海嘯災區基本
上已經清理干凈，廢墟大多已經分類堆放，數十萬套臨時板房已經建成并入住，充分
體現了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的能力。
可是，災后重建也有其進展緩慢的部分：首先，由於擔心輻射污染，日本其他很多
地方拒絕幫助處理海嘯垃圾，因此已經清理出的約2200萬噸廢墟垃圾目前不過處
理了約6%，剩余的還要在災區長期堆放下去，已成“老大難”之勢；其次，盡管災
民目前可以住在臨時板房，但板房的使用期限只有2年，也就是說，至2013年下半
年，30余萬戶災民就需要入住正式的房屋。但是，此類重建房屋的整體計劃和預算
尚無著落，因此目前僅建成了36戶。在今后的時間，這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再有，
由於無法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的海嘯，因此此次毀於海嘯的諸多沿海城鎮是否重
建、如何重建，仍有諸多爭議。這也使得這些地方在清理廢墟后只能留下空空蕩蕩
的地面，看不到重建的跡象。沒有城鎮的重建，也就沒有就業機會和地域社會，這
必然會影響數十萬災民的長遠生活。
其三，延續的心理影響。在地震之后，本刊記者在日本又工作了大半年時間，可以
感受到，“3·11”地震及福島核事故對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影響極為深刻。特別是核污染
一事，由於政府初始應對的失誤和信息不透明，造成普通居民的普遍恐慌和擔憂。
在超市，產自福島及周邊地區的食品明顯價格較低，甚至從貨架上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九州的牛奶、關西的蔬菜等。在生活中，人們對災害的心理預期增強，各式各樣的
防災用品成為購物網站上的熱門搜索詞。此外，由於災后處理和核事故善后過
程中出現的問題，相當一批民眾對日本政府有較強的失望情緒，甚至一些地方
政府也有很強烈的“看法”。
深層問題與困難的挑戰
在災害發生之前，日本社會就面臨兩個根本性的困難，一是人口問題，一是財政問題。
這成為日本社會諸多表面問題的根源。
在人口方面，日本的少子高齡化已經發展至相當嚴重的程度。2010年，日本65歲以
上人口的比例已達23.1%，由於戰后生育高峰期人口在這幾年陸續度過65歲“門檻”
，至202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27.9%。從今年到2020年，日本還將增加約500萬老齡人
口。日本是長壽社會，醫療保障水平相對較高，陡然增加的老齡人口，將嚴重加劇
政府的財政負擔。
與此同時，日本人更加不愿意生孩子。日本人口的出生率1970年能達到18.8?，1990年
就降至10?，至2008年更降至8.7?。自2005年開始，日本人口已呈現自然減少趨勢，
這給社會勞動力供給造成很大問題。特別是1990年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經大學畢業，
今后的新增就業人口將逐年減少，這意味著，今后日本社會將切切實實地嘗到
“年輕人不足”的感覺。
人口問題具有長期性和滯后性，日本的現狀目前尚無改善的跡象。這將從根本上限制
日本社會的勞動力供給、國內市場規模、福利負擔能力等眾多“硬指標”。
在財政方面，自1990年代之后，日本中央政府的國債余額不斷攀升，目前已經接近
1000萬億日元，相當於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約25倍。而且，民主黨於2009年上臺后，國
家支出進一步增加。在如今政府每年90余萬億日元的預算中，有40余萬億日元資金來
源於國債。也就是說，借貸已經超越了稅收，成為每年政府預算中的首要收入來源。
政府正在依靠借錢度日。
固然，日本的國債絕大部分是內債，短期內不會出現像歐洲個別國家那樣的情況。
但是，欠債終究是要歸還的，如果“還不起”終究是要出事的。各種各樣的金融工
具和細節政策可以推遲問題爆發的時間，但最終不能避免。而且，財政的困窘，又會繼
而限制日本政府內政、外交、軍事等諸多方面的作為，對日本的影響絕不僅限於眼前
能夠看到的領域。
就是在應對上述人口與財政兩大問題的情況下，日本遭遇了“3·11”災害。這次災害
部分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加劇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間接后果則更為廣泛：全國核電
基本關閉造成電價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可能加速制造業向外轉移；核事故對招
攬旅遊和食品等部分商品出口造成影響；經濟對石油等化石燃料依賴更深等。
這次災害還暴露了若干日本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其一，應急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本刊記者在去年震后前往災區采訪時就感到，
日本政府缺乏應急狀況下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無論是物資籌措、物流運輸、基層
管理和整個救災活動的統籌，都處於一種遲緩和無序狀態。災后這一年，這一問題
又反復出現。以日本的物質基礎而言，無論是前述垃圾的處理，還是災民房屋的重
建，都應當不成問題，但在現行體制和氣氛下，社會內部的各種牽制和掣肘太多，
任何大一些的動作都難以實現。很多為平時制訂的程序或制度，在非常時期卻往往
成為涉事者推卸責任或無所作為的擋箭牌。這限制了日本充分利用其社會資源的能力。
其二，問責缺失凸顯“政、官、商”關係頑疾。福島核事故是人類歷史上繼切爾諾貝
利事故之后的又一次7級核事故。但是一年以來，人們卻沒有聽說過有誰為這次事故
負責。相反，東京電力的高管們大部分仍享受著高額收入和優厚的公司福利；當事時
的日本政府“核電村”官僚們也大都仍居其位，日本政府似乎并不打算為此事追究
某個個人或部門的責任。這實際上反映了日本社會“政、官、商”關係的現實：以
職業公務員為主體的官僚集團與大財團、大企業相結合，利用選舉上臺的政治人物
運作各種各樣的政策。這種政經結構不改革，日本今后很可能還會出現各種“
怪現狀”。
其三，東電體現的“大企業病”。東京電力曾是日本待遇最好的大企業之一。在地震
前，本刊記者的日本朋友談及這里，幾乎都會頗具羨慕之情，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
東電公司有各種為員工準備的俱樂部、度假村以及會所等等，員工可以在其中低價
享受高檔消費。正是這樣一個缺乏危機感的大企業，因其懈怠與疏忽，將整個國家
推向了危機。
東電的“大企業病”并非個案。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已經占據國際地位的諸多
日本大企業“承平日久”，逐漸出現了競爭力下降、內部官僚化、缺乏發展動力
等問題，有些已可謂是“病患纏身”。2011年奧林巴斯公司曝出以公司“一把手”
為首的千億日元造假事件，行業著名企業大王制紙則出現前任董事長支出上百億日
元用於豪賭的內幕。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新聞，正體現了某些日本大企業在內部管
理、人際關係上的一些通病。大企業是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大企
業患病，是日本應當極為警惕的問題。
日本當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