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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與麒麟》：懼犬或親犬？古代亞洲的犬科動物形象
2019/06/04, 人文
《木蘭與麒麟》：懼犬或親犬？古代亞洲的犬科動物形象 山西太原虞弘墓漢白石雕上的
胡人｜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華夏群體徹底切斷了其與之前的「犬戎」兄弟姻親之間的文化聯繫，這個過程導致了
「純粹」遊牧生活的出現。東方的「懼犬性」傳統最終消滅了西方的「親犬性」緒餘，
史前東亞的東西衝突模式被如今長城所劃分的農業南方和遊牧北方之間的對抗所取代。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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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三平（Sanping Chen）
懼犬或親犬？古代亞洲的犬科動物形象
關於中古早期漢語的貶抑詞「奴才」的所有事實都已經被討論過，即在漢語中找不到這
個語詞，蒙古字根「noqai」的當代環境，兩個詞彙的發音和語義類似，只能視為「nuc
ai < noqai」衍生的偶然證據。可以證明其相似性的最強力證據出自《晉書》的一段話
，描述古代藏人的氐族首領和匈奴前趙政權皇室官員的條件交換。更有甚者，這個段落
對於亞洲早期的歷史有著重要的人類學和文化意義。
在三二五年，一場令人吃驚的反突襲，氐族首領楊難敵（？-334）從匈奴前趙政權手中
，奪回了他的舊日基地，堡壘城鎮仇池，並抓住了前趙的守將田崧。《晉書》（103.26
97；亦可參見《資治通鑑》93.2934）的敘述引述如下（粗體為筆者強調）：
難敵左右叱（田）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
曰：「子岱（田崧的字），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
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
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
這段史料讓我想到前一章討論過的《木蘭辭》。古詩同時使用了「可汗」和「天子」，
顯然是指同一位君主。同時，在我們目前討論的史料，匈奴政權的皇室高官用「氐狗」
和「氐奴才」來指稱同一位氐族首領。這更進一步讓「奴才」等同「狗」的等式更為可
信，氐族如同古藏人也有狗的圖騰，因此匈奴大將軍田崧輕蔑地用「氐狗」來羞辱氐族
首領。
有許多跡象與氐人的狗圖騰相關。例如，著名的氐族貴姓在前秦政權至少出了兩名皇后
，即苟姓（《晉書》113.2884），是「狗」的同音異義字。也有一個氐族人名為「苟奴
」（《魏書》101.2232），是完美的神事名，用來崇敬狗的祖先。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
三世紀的中國史料（《三國志》30.858）：「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其種非一，
稱槃瓠之後。」此處所提到的槃瓠是著名的「狗祖先」，在中國西部和南部都流傳有這
個說法。事實上，這個狗祖先不只變形或融合進這些外族群體所創造的神話中，也進入
了今日大多數漢人之中。這個神話加上前面提到的吐蕃狗的禁忌，強烈地證明了漢藏語
使用者之間常見的犬圖騰緒餘。
然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當這個貶抑詞「奴才」首次出現在中國時，狗或者其他犬科
動物成員的文化形象，幾乎和今日所有的華文社會中一樣低下，並沒有作為受崇敬的圖
騰象徵。狗作為隱喻，經常與另一種低下動物「豬」一起使用，用於描述中古漢語使用
者無能和其他卑劣的特性。
那麼，我們如何協調犬科動物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文化角色呢？
在我看來，中國犬科動物圖像的演變，反映了古代亞洲兩個相悖的文化傳統的衝突，一
個可以稱做是「懼犬性」（cynophobic），另一個則是「親犬性」（cynophilic）。這
兩種文化傳統也與經濟發展和經濟條件密切相關或受其影響。
即刻入主
過去兩千年來的亞洲歷史中，於史料中占據大多數篇幅的敘述，是由內亞草原遊牧與中
國腹地的精耕細作農業間的長城形成的清晰界線或「文化斷層」（cultural discontin
uity）所宰制。現在鮮少有人注意到，這個亞洲衝突的基本模式是相對較晚的發展，在
西元前五世紀之間才或多或少開始僵固。在史前和早期歷史中，廣袤的歐亞大陸呈現出
有著不同衝突和交流模式的「文化連續體」（cultural continuum）。
近代中國學者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創始所長及台灣
大學前任校長，率先觀察到，與過去兩千年相反，西元前兩千年東亞的歷史衝突格局是
東方對西方。我無意重述一次他巧妙、簡潔又精闢的觀察，除了能加重我的論述的部分
，即「懼犬性」對「親犬性」的文化衝突正是普遍東西對抗的其中一部分。
簡單來說，大多數早期的漢－藏語使用者都屬於西方一個廣大的「親犬性複合群體」（
cynophilic complex）。這種「親犬性複合群體」延伸到操阿爾泰語的部落和許多操印
歐語的族群。對於操阿爾泰語的部落來說，這個傳統由突厥和蒙古族群中普遍和眾所周
知的狼圖騰充分證實，而且在其中找到許多廣為流行的犬科動物人名、氏族名和部落名
，和許多其他事情，證明了蒙古語的「奴才」同時是族稱（ethnonym）和人名。
印歐語族「親犬性」傳統的最佳範例就是皈信伊斯蘭教之前的伊朗人和操伊朗語的群體
，尤其特別強調了狗在祆教中的神聖作用。根據祆教的聖典《阿維斯陀》（Avesta），
不僅攻擊狗會遭到嚴重的懲罰，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觀察（I.140）證實了，「穆
護（Magi，祆教僧侶）可以用自己的雙手殺死任何東西，除了狗和人以外，但若要這麼
做，需要特別留意」。（粗體為筆者強調）
古希臘的「歷史之父」也描述了（希羅多德I.110）古伊朗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
d Empire）的創立者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是個遭遺棄的嬰兒，由牧羊人和他
的妻子Spico撫養成人，她的中間名就是「狗」：「這個傢伙是Mitradates，他和另一個
國王的奴隸住在一起，這個女人的名字在希臘文是Cyno，母狗的意思。」費耐生討論這
個段落時試圖要「讓大家都知道（居魯士）是被狗所救」。有更多範例可以看出古伊朗
人喜愛並崇敬狗。作為一個範例，我引用了一個最近的研究：「狗在祆教中的地位特殊
，因為牠們被認為有著神聖的眼神，可以嚇退魔鬼。為此，狗在葬禮中的『犬視』（sa
gdid）儀式中有著重要的作用……據說，家中的狗會為靈魂引路，保護其在死後不受魔
鬼的攻擊。因此，在古代，祆教徒的家裡都會有一隻狗，而這種做法仍然適用於現今大
多數的祆教徒。」
基於狗具有這種神聖的角色，我們只能想像，普遍來說當有「懼犬性」的阿拉伯人征服
了「親犬性」的伊朗人，他們經歷了伊斯蘭化之後會有多痛苦。然而，阿拉伯人的傳統
也在現代得到報復。
有趣的是，皈信伊斯蘭教之前伊朗人的「親犬性」傳統，竟然沒有影響到古代印度人。
接下來引用的印度聖典《吠陀經》（The Vedas）段落中的輪迴說，是根據一個人的作為
而定，論述道：「因此，那些在這一世作為良善的人——（重生）的前景確實會讓他們
進入一個舒適的子宮，無論是婆羅門（Brahmin）的子宮，還是剎帝利（Kshatriya）的
子宮或吠舍（Vaishya）的子宮。但是那些在這一世作為醜惡的人，其前景確實會讓他們
進入一個醜惡的子宮，可能是狗或是豬的子宮，或遭拋棄的（「首陀羅」〔candāla〕
）子宮。」
令人嘖嘖稱奇的是，豬狗地位低下的看法與中古華夏的社會極為相似，顯然是受到佛教
的影響。我會推測，雅利安人（Aryan）在征服天竺之後，經歷了一種文化轉型，類似於
早期的「親犬性」的華夏群體，正如我稍後所述，處於狗的價值不高的環境中。古代印
度教與華夏世界之間這種文化共鳴的後果之一，就是中古中國出現的羞辱性的名字，很
有可能是佛教傳入後的副產品，狗和豬是這些名字中典型的「沒有價值」的題材。
匈奴文化的銅製豹型片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代表匈奴文化的銅製豹型片。
在伊朗這一端，根據來世中的狗的角色，我很難不去注意到皈信伊斯蘭教之前的伊朗人
和早期北亞部落民的共通點。《後漢書》（90.2980）描述了烏桓的葬禮風俗，這個族群
通常被認為是鮮卑的近親，其大多數在中國心臟區的東北方逐水草放牧，如下所述：「
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
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尚不能確定狗是否也要一起焚燒），言以屬累犬，使護死
者神靈歸赤山。」
在華夏－藏族這一方，中國西部的古藏人群體像是氐和羌等普遍來說都是「親犬性」，
可以從中國史家記錄的許多犬科動物氏族名和人名中推斷出來，除了之前提到的「槃瓠
」狗祖先傳說。在華夏群體之中，有跡象顯示西征商朝的周人部族，是第一個名副其實
的中國王朝，原本屬於在「親犬性」複合體中。例如，周人早年的傳統會將「白」狼當
作吉祥的象徵，周武王在一舉擊敗商朝的重要戰役的前夕，據稱使用了一個豺狼的隱喻
來描述他的雄兵。遲至春秋時期（770-476BC），在周人部族繁衍的華夏國家中，仍然有
犬科動物的姓氏，像是「狼」和「狐」，以及用「狗」命名的例子。
與此同時，中國東部及外海的部落也出現了明顯的「懼犬性」傳統，一直延伸到朝鮮半
島，經由食狗肉的習俗和狗屠夫職業表現出來，這個職業只在古代中國的沿海地區出現
。這也是狗在文化和隱喻形象上，很快就跟豬連在一起的顯著原因。商人起源於東方，
擁有與古朝鮮人相似的鳥類祖先神話，顯然共享了這種「懼犬性」的緒餘，如大量的商
朝文獻所顯示，這種文化態度只會因為西方許多敵對的「親犬性」部落的存在而加劇，
特別是吐蕃。在狗牲上的甲骨文紀錄，或是類似的祖先崇拜儀式中的羊牲和豬牲，考慮
到其將狗當作肉的來源，更進一步證明了商人的東方起源。
在征服商朝並完全採行商人的高度文化，特別是先進的文字後，周朝的高度社會自然而
然也必須承繼一些商朝宮廷中輕視的那些不那麼文明的「犬部落」伙伴，他們被排除在
這種征服的文化戰利品之外，這是中古遊牧侵略者不斷循環的一種模式，特別是在一千
五百年之後，跟隨周人的腳步威震八方的拓跋。在大部分的周代國祚中，在「犬戎」於
西元前七七一年入侵，並放火燒了周代首都之後，這個驕傲的優越感轉成真正的厭惡，
儘管事實上，這些掠奪者是被政見不同的周人貴族請進城來襲擊周天子的。
正如著名的《春秋左氏傳》（本書簡寫為《左傳》，4.214），春秋時期很快就出現了「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的記載，儘管這些「犬戎」和西方一些華夏國家有著持續的通婚
和頻繁的聯盟，仍然開始將這些「戎狄」等同於中國政治文化語言中的犬科動物。不過
，有趣的是，我發現上述著名的「戎狄豺狼」的「懼犬性」言論，是出自東方沿海的齊
國的知名政治家管仲（？-645BC）之口，而齊國也是目前最早發現有狗屠夫職業的地方
。
同時，根本的經濟變遷正在展開，精耕細作農業逐漸在華夏國家確立，加快了耕地的私
有化，並導致了西元前五九四年，孔子家鄉魯國實行「初稅畝」的里程碑（《左傳》11
.614）。除了因為狩獵在經濟上益發無足輕重，狗的地位便繼續邊緣化，此一趨勢也是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針對東亞遊牧與農業分歧，所提出的「漸進分
化」理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的驅動機制。
隨著華夏社群在愈來愈多的征服的土地上開展精耕細作，他們較不「文明」的鄰居在以
下的概念中逐漸被野蠻化：被華夏農業擴張驅趕到北方荒地、草原和沙漠，他們被迫日
益仰賴飼養動物，而非耕種。最後，當華夏群體徹底切斷了其與之前的「犬戎」兄弟姻
親之間的文化聯繫，這個過程導致了「純粹」遊牧生活的出現。東方的「懼犬性」傳統
最終消滅了西方的「親犬性」緒餘，史前東亞的東西衝突模式被如今長城所劃分的農業
南方和遊牧北方之間的對抗所取代。
當中古早期，草原遊牧部落重新進入中國腹地，最初只在東部區域盛行的這種厭狗傳統
，已經深入華夏族群的意識形態，並跨越國界。這創造出一種有趣的文化衝突模式。另
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犬科動物的人名和氏族名在中國重新出現，這明顯與另一種新興
的風潮有所差異，佛教引進中國之後，過去被厭惡的豬和狗被重新用在人名當中，因為
如《唱贊奧義書》（Chāndogya Upanishad）所敘述的，這兩隻動物有著「醜惡」的子
宮，用來取名能讓名字帶有貶意，以避免上天的妒恨。
從另一方面來說，根據大約十五個世紀之前「親犬性」的周人部族吸收了「懼犬性」的
商人高度文化的範例，中古時期來自西北方、較早漢化的遊牧民族迅速地學習到漢語中
有關狗的貶抑詞。在其他許多例子中，先前提到的諷刺言辭，說到兩個兄弟分別是「人
面而狗心」和「狗面而人心」，就是出自氐族人士之口，他們是有著狗圖騰的吐蕃的前
身。除此之外，如第二章所述，那些「胡人」或是「胡化」的人會稱漢人為「漢狗」。
另一段透露端倪的悲劇故事是拓跋魏的壽陽長公主，記錄在《洛陽伽藍記》之中。（2.
76）當拓跋魏朝廷瓦解，羯族將軍爾朱世隆（500-532）企圖玷汙美麗的公主，公主勇敢
地罵道：「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拓跋公主最後因拒絕爾朱世隆，而遭到縊殺。這個
故事當中牽涉到幾個有意思的問題，從羯族人的高加索身體特徵，到拓跋皇帝的身分認
同——天王，這是草原神聖王權的明確痕跡，我將會在第六章中加以闡述。此處的一個
癥結點在於，拓跋公主咒罵她從前的遊牧弟兄為「胡狗」。這就是原始蒙古語的借詞「
奴才」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
儘管新獲得了狗的貶抑詞，古老的「親犬性」特徵仍然相當頑強。我前面已經提過，唐
朝第三位皇帝的乳名「雉奴」，十分有可能指得就是蒙古語走樣的「狼」。在七四七年
，時值中唐時期，我相信，出現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文字紀錄證據，雖然帶有負面的眼光
，但能證明韓國人歷史悠久的食狗傳統：唐朝名將高仙芝（？-755）是高麗人（《舊唐
書》54.3025），曾被他崇拜狗的古藏族（羌族）的上級夫蒙靈詧（？-756）咒罵為「啖
狗腸高麗奴！啖狗屎高麗奴！」。
與「氐奴才」和「氐狗」一起觀之，我們可以聽到東亞的「懼犬性」東方和「親犬性」
西方之間的一次生死亡衝突的回聲，是一場長期以來遭人遺忘的古代戰役，和特洛伊戰
爭一樣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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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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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三平（Sanping Chen）
譯者：賴芊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