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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影展現形記──失語的媒體，失焦的電影
／張士達
幾年前有次採訪坎城影展，在報到處領取證件時，發現識別證上首次加上了每個記者所屬
國家的國旗，那小小一方青天白日滿地紅，讓每個台灣記者和影人暗自雀躍不已，不僅興
奮地趕快拿來發稿，還跑去問大會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似乎覺得有點好笑，跑去問了同事
後微笑著理所當然地回答：「也沒有為什麼，就今年忽然想要把國旗也加上去啊。」全世
界大概只有台灣等少數國家的人，會彷彿反射動作般地在證件上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這
是我們因國家身分而逃不掉的早已習慣的制約。
然而再怎樣以張揚國家主體身分為職志的人，到了像坎城這樣的一級國際影展，也終究得
在像上述大會工作人員的反應中看到一個事實：國旗與國家名稱只是方便媒體工作辨別的
稱號，並不是這個國際影展看世界的方式。對岸打壓的小動作當然仍有，但這些年來在國
際影展聽到外國影人最多的疑問是：台灣電影怎麼了？為什麼在大家熟悉並景仰的侯孝賢
、楊德昌、蔡明亮之後，一直沒有新生代的創作者站出來接棒？這些連國際影壇都替台灣
焦慮擔憂的事情，卻不是大多台灣媒體和觀眾有興趣關注的問題。
大家也不必那麼虛偽了：期待看到《聶隱娘》得到金棕櫚獎的人，有多少人是因為一路走
來真心覺得侯導的電影創作很偉大並且早該得到金棕櫚的肯定？有多少人真的看過侯導的
電影並且會在短短的上映期間買票進戲院支持？有多少人對此事的關注就僅止於不斷追問
「得獎了嗎？會不會得獎？」有多少人至今仍然認為：侯孝賢、蔡明亮這些藝術掛的導演
，是該對台灣電影跌到谷底負起責任的元凶？
侯孝賢導演睽違八年的《聶隱娘》，今年在坎城影展震驚影壇。這樣一部蟄伏多年終於出
鞘的高難度作品，考驗著評審、媒體與影評如何同樣以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功力接招。台
灣媒體長久以來就算派員跑影展也只關注八卦的走向，終於被狠狠刮了一個耳光。當大家
看到大陸媒體刊出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看到法國媒體將侯導以頭版人物的尊崇地位膜
拜歌頌，才後知後覺地心虛起來，暗暗自問我們是不是少做了什麼？只可惜媒體在以跟風
心態填補版面之餘，挖出的仍然是永遠不斷冷飯重炒的國籍議題。在看到從引經據典到文
字功力都令人肅然起敬的外地評論後，有人在乎的仍然只是他所看到轉貼的評論文章是不
是簡體字。
國際影展的意義與其美其名為交流，不如殘酷地說是比較。藝術創作的誠意與算計、謙遜
與傲慢、老練與稚嫩、高度與自溺，一旦被放在一起相互對照，就像被剝了一層皮一樣赤
裸裸地高下立見。在這之間窘迫現形的不只是創作者，也包括評審，以及媒體和影評人。
只是更殘酷的是：《聶隱娘》這次逼著現形的竟是台灣自家的端不上檯面。
十多年前在國際影展，常看到剛出來見世面的大陸記者總在國際記者會上，當著全球媒體
舉手問中國導演「對得獎有沒有信心」，當時心底常暗暗替他們難為情，暗自嘲笑怎麼當
眾問出這麼讓人尷尬的問題。沒想到時移物轉，當對岸媒體已經可以以不帶民族情感的冷
靜客觀，純粹從藝術的高度看待侯孝賢與賈樟柯兩位分別來自台灣、中國的導演在影展正
式競賽的競爭，台灣媒體卻將代表自己的作品矮化成只是為國家標籤服務的載體。然而事
實上，當我們口中說出「電影是最好的外交」，我們就已經把電影踏在腳下當成為國爭光
的工具。台灣的存在感不會只靠著高呼「我是台灣人」而贏得。台灣人到了國際影展，看
到的依然只有台灣，那其實真的不必麻煩大老遠走一趟了，窩在台灣就可以做到。相較於
國籍爭論更諷刺的是：《聶隱娘》的故事源頭，難道是僅僅來自於台灣嗎？藝術創作在表
達文化與人性上必然的融會貫通與不可分割，讓外在強加的標籤顯得如此武斷而可笑。
當台灣享有華人世界為引以為傲的自由創作空間，當台灣電影早已揮別過去錙銖必較的審
查制度，台灣電影卻在台灣媒體被新聞點閱率所制約的路線裡，被另一種新型態的審查，
過濾著被觀眾看到的面貌。於是原本應該要肩負起傳播責任傳遞資訊的媒體，在眾聲喧嘩
中失語了；電影應該被歌頌彰顯的藝術本質，在誤導的新聞與無助的爭辯中失焦了；原本
希望讓台灣站上國際舞台的台灣人，卻在高呼台灣口號的同時，將台灣窄化成了只具國家
名號的標籤。當台灣人只說自己人愛聽的話，只聽到自己愛聽的話，坎城影展這場國際盛
會的訊息被傳回了台灣，也只剩下集體失語的殘破語彙，被用來苦笑著歌頌島嶼上最不自
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