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如何在歷史中理解和使用那些無名者的作品？無名者的自傳體小說如何可以作為大
歷史的文獻？通過這些無名者作品所呈現的，是什麼樣的近世中國社會的生活和心情？
促使我思考這些問題的，是2002年王振忠先生在婺源發現的一部奇書，一個後世未必知
名的徽商詹鳴鐸的自傳體小說《我之小史》。關於這部《我之小史》的內容和意義，在
整理者王振忠先生的《代前言：徽商小說＜我之小史＞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中已經說
得很充分了，我不必畫蛇添足。由於《我之小史》的作者，是一個後世並不出名的徽商
，而且這個徽商寫的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自傳小說又涉及了晚清民初那一段“二千年未
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所以，我在這篇短文裡，想簡單地說一說上面三個問題。必須聲
明的是，我不是徽學研究的行家，也不是近代歷史的學者，寫這篇文章只是對這部奇書
好奇而已，即使是關於這三個話題，恐怕也只是點到為止。
一
比起康（有為）、梁（啟超）或者孫（文）、章（太炎）等被人反覆論說的大人物
來，這個寫《我之小史》的詹鳴鐸，在晚清民初是太“無名”了。無名者的作品，尤其
是邊緣的、日常的記載，在過去常常作為“歷史的沉默”（The null of history），
在以政治史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裡面往往被忽略，這些缺乏激動人心的事件和絕少關鍵作
用的人物的作品中，歷史似乎處在凝固和停滯之中，使得習慣於描述政治大變化和社會
大動盪的歷史學家，總是覺得它“無關緊要”。有一個現代小說家的話，可能可以代歷
史學家作夫子自道，他說，“如果小說沒有了戲劇性，豈不成了流水賬？”這話反過來
說，就是流水賬太沒有戲劇性，不僅不能成為小說，連歷史也算不上。不過，當20世紀
初梁啟超所謂的“新史學”，把“帝王將相”的家譜變成“人民群眾”的歷史之後，在
不同視野和角度的觀照中，什麼是歷史的資料？這個問題的看法就相當不同，梁啟超本
人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裡面講新史料，不僅提到檔案和函牘，以及同仁堂、王麻子
、都一處的店家賬簿，也說到尋常百姓的流水賬對社會史的意義 。
史料價值的升降沉浮，在晚清民初社會階層的變遷中尤其突出，一部分原來邊緣階
層中人的論說開始顯出重要性來。一百年前的中國，由於來自西洋的堅船利砲和先進制
度對傳統中國兩面夾攻，隨著滿漢矛盾在內外交困中刺激出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潛流，加
上甲午戰爭失利和馬關條約簽訂對社會民眾心理的巨大刺激，整個中國在經歷“兩千年
未有之變局”。這個時候，舊時代始終處於中心的傳統士大夫，也許還如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說的那樣，儘管有所觸動，卻始終固執地停留在慣性軌道上 ，希
望中國“在傳統內變”，而一些邊緣知識人卻有著“鹹魚翻身”的慾望和“混水摸魚”
的手段，常常超越社會流動的常規，反而追求“在傳統外變”，這幾乎成了晚清民初中
國社會變化的一個突出現象。余英時先生曾經對於近世中國知識人的“邊緣化”有精彩
的論述，但是，似乎也可以注意到邊緣知識人的逐漸“中心化”。一批原本“沉淪下僚
”或者“隱於市賈”的讀書人，乘亂入世，開始擠進精英世界，原本只是充當背景音樂
的集體合唱，卻彷彿越俎代庖成了主調獨唱。古人所謂“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
讀書”，其實，真正自邊緣崛起，把貴族、世家、大族、官宦和主流士大夫從中心驅趕
到邊緣的，並不是起自鄉間田壟、大字不識的田野村夫，卻常常是那些“學成文武藝”
卻不能“貨於帝王家”的邊緣知識人，項羽並非赳赳武夫，雖然他“好萬人敵”，劉邦
雖然是亭長，卻也並非大字不識的睜眼瞎“劉三”，他們並非“不讀書輩”，更不要說
晚清民初的蔣中正、毛澤東了。
這個徽商詹鳴鐸也算是“邊緣知識人”，他讀過書，趕在光緒三十二年末班院試中
成為秀才，原本想跳脫商人身份走傳統讀書人的路，要麼做官，要麼開館，但時勢已變
，最終繼承家業仍舊是商人，不在經典中舞文弄墨，卻在木業中撥弄算盤，而且學會了
尋花問柳。在“士農工商”四業分明的傳統社會中，他們是邊緣人物，在政治為中心的
歷史記載中，他們是可有可無的小角色，可是，在近世西方大潮衝擊下，他們彷彿驚蟄
欲動，邊緣階層很多人都突然有了機會。我總想像，近代中國的階層變動，就像四周先
沸的開水鍋，邊緣先滾的水不斷翻卷著湧入中央，這些躁動不安的、傳統規則不很強的
、內心激盪著改變慾望的“小人物”，甚至有些原本就是販夫走卒商賈之人，他們觀念
不那麼純粹，出身不那麼高貴，文化不那麼固執，反而聚集在一起，體現著時代變動不
居的新旋律。
因此，像詹鳴鐸這樣遊走在安徽、浙江和上海的徽州商人，他的一生行事也許恰恰
更呈現了那個百年前的社會動態。在傳統社會尚在延續的時候，他們總想弄個功名，儘
管他知道“時當季世，官既寡廉，士更無恥”，但還是“到郡七次，皖試四科”，中了
縣學第五名後“快活得了不得”，“捷報到家，不但我家中歡悅，抑且闔村歡喜”。到
了科舉廢除，清廷搖搖欲墜的時候，他又算計精細，急急地跑到上海，進入法政講習所
，“以為從此文明過渡，研究各種法律”，特別是他預感到“（地方）自治風行全國中
”，對“地方自治制”尤其用心。只是因為積習難改，舊學摻雜，被厭惡生員的鄭先生
痛斥，“考優就學兩無成”，才回到家鄉，“抱定家族主義，不思遠客他鄉了”。但是
，到了辛亥革命之際，“一瞬間河山雖舊，國號已改”，感到“鼎革之交，改正朔，易
服色”，儘管“在下本清諸生，暗想與前朝作別，未免黯然銷魂，但生當過渡時代，為
國民一份子，是與漢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所以急急忙忙地剪辮子，還召集“文明
剪辮大會”，把“剪辮”和“文明”搭在一道，還很快學會了大量的新名詞，把剛剛穿
過的滿清服飾斥為“馬衣蹄袖，禽獸衣冠”，熱烈歡慶“大漢光復”。
少數文化深厚的進階士大夫，常常依戀自己習慣而親切的傳統，很難見風使舵轉換
自己的立場，而很多把知識當作敲門磚的一般知識人，卻可以隨著時勢把文化當作追趕
潮流的時裝，脫下一件再穿一件。儘管我們可能對這類人很不屑，但是，潮流卻總是由
這些人鼓譟並裹脅而來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因此成為弄潮兒甚至掌舵人，他們的動向其
實可能比少數精英更體現時代風氣，因此他們的資料不妨更多關注。近年在山西出版的
讀書人劉大鵬《退想齋日記》，便曾經引起國內國外學界的廣泛注意，覺得裡面反映了
晚清社會“商人和商務都呈上升趨勢”，舊的舉業已經開始衰敗，“棄儒就商已漸成風
氣”，那麼，《我之小史》是否恰恰能表現那些已經從商的士人在這個變化的社會，尤
其是城市中的生活新狀態呢？我在《中國思想史》裡面提出要討論“一般知識思想和信
仰世界”，曾經引起過很多批評和討論，有的評論者以為我要提倡研究的是“下層”、
“大眾”或者“小傳統”，其實，這裡面恐怕有些誤讀。
二
也許會有人質疑說，這既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作為文學，小說能夠成為歷史證據嗎
？
我們不必借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權威說法來為自己作靠山，儘管馬克思表彰巴爾札
克小說如何反映歷史的說法已經為人熟知，儘管很多前輩學者都已經說到小說詩歌戲曲
的歷史學意義，但是，許多恪守學科畛域的歷史學家，至今還不習慣於用文學作品來說
明歷史。文史哲三分天下，本是近代以來受到西洋學科制度的影響，為了專業教育而形
成的分野。把文獻切成各自的資料，則是由於系科、教科書和考試的影響。從那裡學出
來的人，自然有了對文獻的習慣性偏重。奇怪的是，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
那些文獻也確實有了文史哲的分別，因此我們常常看到《漢書》歸了歷史專業，而《杜
工部集》當然屬於文學專業，《無能子》則當然由哲學系來研究。陳寅恪先生《元白詩
箋證稿》把元白置于中唐歷史中，得到了一個“善於以詩證史”的評價，至今有人特別
稱讚他對《東城老父傳》的解讀開創了運用文學文獻研究歷史的方法。其實，在呂思勉
的《史籍選文評述》裡面也曾特意選了杜甫《負薪行》，並指出當年男子無所事事，女
子勞作豢養他們，“夔州蓋唐時猶有此俗”，其實已經點到了一個中國文明史上的重要
現象，甚至可以用來討論男耕女織的分工觀念，究竟什麼時候開始真正深入和廣泛傳播
。說起來，杜、元、白的詩歌何嘗不是歷史文獻，它們不也是唐代社會生活、思想觀念
和情感心境的見證麼？憑什麼它不能是史料？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聽起來好像有道理，可是，學科制度這種本是
人為的畛域，卻在很多場合被當成了觀察文獻的當然界限，讓人想到的成語就是“劃地
為牢”。其實，歷史學家很早就在利用小說戲曲重建歷史，描述和討論諸如明代資本主
義萌芽、城市生活、商品交換等等問題。比如吳?1934年在《文學季刊》創刊號發表《
＜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不僅得到鄭振鐸的稱讚，連胡適也相當稱許，
《三言二拍》早就成了人們熟知的史料。儘管文學史也常常不自覺地在研究文學的過程
中，越境介入思想史的領域，像文學思想史一類的論著就常常和思想史分不開界限，但
是，文學資料在正統的歷史，包括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著作中，被使用得還是相當少。
其實，作為記述史實的歷史，可能對這類多少有些誇張和虛構的小說需要警惕，但是，
作為考察理性和情感的思想史，卻不必膠柱鼓瑟或因噎廢食，任何文學作品也許在事實
上有想像，但在語言、立場和情感上卻彷彿“當堂呈供”，並不能全盤遮蔽。特別是詹
鳴鐸的《我之小史》是相當紀實的，他自己說“在下這書，要成一部信史”，為了成為
“信史”不惜自曝其隱私，“有什麼寫什麼”（82頁），王振忠教授的《代前言》中也
給它一一作了查對驗證。因此，在這裡我們完全可以看到這個生活在大變局時代的商人
子弟的思想波動和情感歷程，也看到這個新舊交替時代一般讀書人的知識構成的變化。
一直學習舉業的詹氏，本來弄得精熟的是經典、詩賦、八股、對聯，後來在木行做
生意又學得龍泉碼子、木業市語、推游水圖、並清排本等之裝排式，加上“游山玩水，
變為尋花問柳”的那些本事。儘管他對別人“北洋大學畢業，賞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
庶吉士”，其實是口水涎涎地羨慕，但是因為自己是土生員出身，便諷刺人家“洋貨好
看，哪抵得國貨結實。譬如貢緞每尺計洋一元另，洋緞則每尺二角另，貨有好歹，價有
高低，豈可相提並論”。儘管他很自負是中過舉業，做過八股的，可是，當察覺時局變
化時，他又學得不少時尚新知，什麼行政法、財政學、民法、自治等等都一知半解，因
此頗能“與時俱進”。縣裡委辦調查戶口，他可以當調查員，朝廷頒行新政建學堂，他
可以寫詩稱頌還任學長，地方成立自治公所，他也能當個五段段董。所以，在辛亥之後
他對於政局新變全無牴觸。你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像詹氏這樣的一般知識人，頭腦裡
是舊觀念加上新學問，肚子裡是古詩文羼了洋詞彙，行動上是舊傳統加上新文化。請看
1908年他給父親關於“分炊”勸止的信，原本文縐縐的“本諸父命子承之義，理當庭訓
是遵”後面，居然可以把“分家”牽扯到“樹獨立幟，撞自由鐘”，甚至洋洋灑灑說到
“況值開通時代，全球之上，有創世界主義者，五洲五種，盡欲引為同胞，聖人天下一
家，亦不過此等氣量。今至親兄弟，乃欲離群而渙散之，抑何窄隘乃爾”。
見過遠方來的“各種洋輪，各國兵輪，色色形形”，看到過十裡洋場的“高點自來
火，齊上電氣燈，有耀自他，春光不夜”，也見識過四馬路上的“野花滿路”和青蓮閣
的“西洋鏡”，詹鳴鐸比起窩在山西寫《退想齋日記》的劉大鵬來，時代要晚了一些，
而眼界則開闊了許多，因而內心的衝突和震撼也更加劇烈。這些數量很大的邊緣知識人
，包括鄉村文化人、往來城鄉的商人和城市市民，在那個超速行駛的時代裡面，一方面
跌跌撞撞地追趕新潮流，恨不得扒下了馬蹄衣袖，馬上換上西裝革履，一方面卻身體沉
重步履蹣跚，墜在傳統風俗和知識窠臼中，習慣地沿用著舊時的十八般武器。因此，在
那個追隨時代疾走的隊伍裡，少數人漸漸上升成為主流，取代了傳統精英而成為社會上
層被寫入歷史，而多數人則被半途甩在車外，仍然處在邊緣。詹鳴鐸似乎是後者，在全
書最後我們看到，已經進入民國時代的他，仍然熱衷於設誠感壇扶乩，在祖母過世的時
候仍然請禮生，討欽命一品封典二品頂帶之類才“大有面子”，而且要搞齋懺，申文、
開啟、破血湖、過仙橋，而他自己呢？對於革命黨還是抱著鄙夷，仍然在“南邊競羨花
牌樓，北阜咸推福海裡”中尋花問柳、流連歌舞。這樣繼續處於邊緣的知識人，數量要
比成為主流精英和政治領袖的知識人多得多，那麼，思想史如何使他們不再成為“沉默
的大多數”，而讓他們浮現在歷史中，構成精英思想世界那“嗡嗡作響的伴唱”甚至是
“巨大的和聲”呢？
三
在過去的歷史著作尤其是歷史教科書中，“過去”被叫做“歷史”被壓扁在書冊中
，生動的現場卻往往被刪除，豐富的生活也常常被遺忘。人們都會說到，晚清民初是“
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在這個變局中，人們究竟如何生活和反應？詹鳴鐸敘述的晚
清民初中國，也許只是一個往來於安徽、浙江、上海的商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情景，整理
者王振忠教授在《代前言》中曾經指出他的記載中，對於拈鬮分家、鄉里械鬥、佃僕制
度、科舉制度、婦女地位、城鎮生活、鄉紳角色等等方面的敘述，有社會史的意義，我
這裡還想說的是，晚清民初的那些社會變動中，究竟什麼對於這些普遍的邊緣知識人最
有震撼力？我想挑出三件大事來分析，一是科舉制度的終結，二是清帝國的覆亡，三是
西方文化和現代城市的影響。
也許是邊緣知識人的身份角色和經驗閱歷的緣故，這三者對他們個人的震撼可能不
同。由於使他們的前途直接受阻，科舉制度的廢除，影響到一大批人的命運選擇，因而
在書中看到的是他們的痛心疾首，詹鳴鐸對科舉考試記載甚多且詳，說明經歷和記憶在
他心中的深刻，書中對“到郡七次，皖試四科”有那麼詳細的描述，從手提考籃隨燈牌
進入，在天地玄黃千字文的號房坐定，到持下封貼內外加鎖，到初試後的“遍體寒栗，
兩手如冰”，一直到最後那次放榜時，“大雨紛紛，觀者如堵，立後面的人，說前面的
雨傘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無一不心慌，無一不著急”，證明他們對這一考試
的期待是何其殷切。但是，考中的“如醉如癡”，居然不過是一枕黃粱，志得意滿也只
是轉瞬之間，這對他們的打擊實在太大，王振忠從《振先雜稿》中引用了廢除科舉後他
所作的《恨賦》，說明他們心理的沮喪實在是很厲害，他們因為“萬里雲程付渺然”而
長嘆“他生未卜此生休”，於是，只好改進上海的法政講習所，這一事件從此改變了他
整個的人生取向和知識方向。
清帝國的覆亡對於這批讀書人來說，似乎並不像歷史教科書劃分時代的時候那麼重
要，也未必是一個震撼性的事件。自從甲午之戰、庚子賠款、科舉廢除以來，一般知識
人已經預感到國家不得不變，光緒三十二年（1906）詔停科舉，辦新式學堂，宣統元年
（1909）設憲政編查館，自上而下已經是“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當時的時變之風已
早就不止是“起于青萍之末”那麼微弱了。詹鳴鐸在接受調查戶口的時候就說，“朝廷
變法之後，預備立憲，查立憲政體，立法、司法、行政，有三大機關，立法、司法權歸
社會，而行政權則屬官府”，對這一變化，他們的心理準備是有的，因此辛亥革命一起
，對於大清朝廷的顛覆，他們倒也不緊張，詹氏緊張的只是“以致銀根緊急，錢莊倒閉
，杭州豫和，亦被擠倒”，可是很快，沒想到警察居然也會來預告，“今夜城內八十一
標營、八十二標營要兵變”，兒戲般地便“忽聞杭州也光復了”，他們覺得，這種“城
頭變幻大王旗”很有趣，“所謂光復，所謂歡迎，曾幾何時，而滿清政府頓付諸無何有
之鄉”。心態之所以不緊張，還因為他們作為漢族人，很坦然地接受這個變化，對於他
們來說，只是把馬蹄袖服換了革履洋裝，把“蠻夷”的辮子剪掉，便成了“文明”的大
漢子孫。
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城市生活的刺激，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當然是最重要的。可是
，對於詹鳴鐸來說，卻似乎只是見識了一個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在他的心目中，“上
海為中外通商的地方，窮奢極侈，凡出門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為遊
玩，今日來到，如願以償”。本來，比起一個制度的興廢和一個王朝的更替來，城市化
和西方化的影響可能更根本更久遠，也是歷史學家後來所關注的，但是在當時的詹鳴鐸
那裡，卻只是看到高大的洋房“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看到城裡的夜空“高點自來火
，齊上電氣燈，有耀自他，春光不夜”，看到馬路上往來的女子“人影衣香，玩之不盡
”。儘管看到的有西洋艦船，他只當作“樓閣玲瓏美輪奐，居然廣廈千萬間”，有出品
大會，他只當作“大都興會皆淋漓，一般竟把奢華鬥”，有新式體操，他只當作《益筋
經》和五禽戲。在這個徽商眼中，似乎更多興趣在“野花一路妖嬈甚，人影衣香看不盡
，別有肩輿去如飛，蠟照半籠隨相引”，本來將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西
洋文明和城市生活，卻在他這裡被看成是耳目聲色之場，“無非世界空花花”。
那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時代，就像上海灘上李文忠祠和巴士禮像並立，洋裝和馬褂同
列，青蓮閣底下裸體美人西洋鏡和群仙茶園的古裝戲曲爭奇鬥艷，既有“革命黨到處密
布”，也有老學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羅折衫”，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史風貌。在那個時
代中生活的一般知識人，經歷了種種世變。科舉制度的廢除，是制度史的變遷，滿清王
朝的覆滅，是政治史的更替，上海城市生活的滲透，是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型，他們究竟
如何反應？儘管在後世的歷史書寫中，對制度、政權和文化的變遷自有其輕重的判斷，
不過，在當時的個人生活經驗裡，它們的輕重卻並不像後來歷史書寫那樣排序。而社會
變遷中的當事人感受，沒有理由被排除在歷史體驗之外，恰恰它呈現了那個時代的一般
狀況，也構成了我們重新書寫社會史和觀念史的基礎。
四
王振忠教授讓我給他和朱紅合作整理的《我之小史》寫一個序，本來我很怕給人寫
序，因為序文常常要麼是佛頭著糞，要麼是空話連篇，雖然作者的邀請多是出於尊敬，
但被邀請寫序的人大多只是自高身份。可是，當我看了這部由徽商詹鳴鐸寫的《我之小
史》和王振忠教授的《代前言》後，卻不免生出要說幾句話的興趣。這不是序文，只是
作為一個興趣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人匆匆寫的閱讀筆記，這些議論也不知道是否算“撓
著癢處”。八十多年前，梁啟超給蔣方震書寫序，寫出了《清代學術概論》那樣的大文
章，幾年前，余英時給《朱子文集》寫序，寫出洋洋灑灑的鴻篇巨製《朱熹的歷史世界
》，這些都是大手筆，我沒有這樣的眼光和思想，也不敢說自己是寫序，以上就算是我
的一篇讀書報告。
（該文已摘要發表於《讀書》，《我之小史》整理本近期將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