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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資訊] 教會化進程中的俄羅斯
時間: Wed Oct 8 21:23: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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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化進程中的俄羅斯——東正教努力使俄羅斯重拾信仰的歷程
作者：約翰‧P.伯吉斯
關鍵字： 東正教 社會服務 修道院 教會化進程
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東正教會擁有5萬個教區、1000個男女修道院，以及60個神學
院。截至1941年，史達林幾乎將教會從公共機構中清除出去。全國仍在活動的教會大概只
剩150至200所，所有修道院和神學院都被關閉了。雖然在希特勒侵略蘇聯時，史達林突然
改變了路線——他請求教會幫助他動員人民參戰——但直到蘇聯解體後教會的運作才不再
受到嚴厲的限制。
隨著1991年共產主義的失敗，教會開始重建它重創後的機構生活。教區的數量從20年
前的7000個增加到現在的3萬個，修道院從22個增加到800個，神學院也從3個變為100多個
。被史達林在1931年夷為平地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20世紀90年代在葉利欽總統和莫斯科
市長的提議下，在莫斯科河畔臨近克里姆林宮的原址上重建，成為這個新時代的標誌。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多次前往俄羅斯，在2004至2005年以及2011至2012都停留了一整
年。西方媒體大量報導了俄羅斯東正教會嶄新的文化與政治影響力。許多觀察者認為俄羅
斯正回歸到古代拜占庭時期教會與國家密切合作的模式。評論家稱教會正享受著支持普京
政權換來的那些新發現的財富和社會特權。
這種評論有它確實的證據。在2011至2012年居住俄羅斯期間，我親眼目睹了教會主教
和反普京政治運動間的鴻溝。教會領導者嚴禁他們的信徒參與莫斯科以及聖彼德堡街頭出
現的遊行示威活動。信徒應該呆在家中並為之禱告。抗議者的領導中沒有教會的代表，他
們也沒有訴求東正教信仰來支持自己的立場。在他們看來，抗議運動與教會毫不相干。而
且教會貌似很樂意（為普京）效勞，就像莫斯科及全俄主教基里爾在2012年3月總統大選
上宣稱他支持普京，並譴責女權主義團體“暴動小貓”為抗議教會與普京間不聖潔的聯盟
而闖入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行為。
但教會復興的故事遠比西方分析所說的更複雜。現在絕大多數俄羅斯人視自己為東正
教徒，認可教會恢復的社會聲望。共產主義失敗後，耶誕節和復活節重新被定為國家節日
，每到這樣的日子，教會無法容納所有的敬拜者。數以千計的教會建築恢復了昔日的輝煌
，重新主導著公共空間。總統普京、總理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以及許多區域及地方的
政治官員都公開承認他們的東正教信仰，並在市民活動和宗教儀式上與神職人員並肩出現
。僅僅20年，東正教會已經成為俄羅斯最大而且最重要的非政府組織。教會意識到自己的
社會影響力在不斷增長，渴望再次使俄羅斯全國基督教化。
這樣的雄心壯志能否實現？在實際操作中它意味著什麼？這些問題仍是未知數。有人
聲稱革命前的俄羅斯也不都是基督教的，所以“再基督教化”有點用詞不當。其他人則擔
憂教會在蘇聯解體後的系統下已變成了另一個只知爭奪社會特權的機構，帶人們遠離它的
使命。然而，我在旅居俄羅斯時認識的大部分神父和活躍的教會成員，都期望東正教將再
次成為國家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夢想這樣一個俄羅斯：教會的標誌、信條、道
德價值觀和教導，能夠抓住大眾的想像力，並在塑造社會上起到主導作用。
而成功路上最大的障礙是俄羅斯人活躍參與教會的比率很低。雖然70%至80%的人現在
稱自己為東正教徒並且已經受洗，但只有2%到4%的人經常性地參加禮拜。持守教會禁食的
人就更少了。儘管如此，社會學調查表明俄羅斯是人們稱宗教對自己的重要性增加而不是
減少的地方之一，這在發達國家中是很少見的。我常驚訝與像我的朋友塔尼婭這樣的俄羅
斯人，她是受過良好教育並且擁有成功職業的莫斯科居民，雖然質疑上帝的存在，未曾參
加過教會的儀式，甚至不知道主禱文，卻前往遙遠的東正教修道院朝聖。她說她經歷了一
個神聖的世界，在那兒心裡充滿了全然的喜樂和平安。對她而言，日常參與的缺乏顯然無
法否定那種高度的感情聯繫。教會的解釋簡單有力：東正教幫助俄羅斯人明白作為一個民
族他們是誰，是什麼使得俄羅斯在世界眾多國家中獨一無二。
自從2009年基里爾被任命為主教，教會的標語即變為“votserkov- lenie”——照字
面的意思，就是“教會化進程”。基里爾挑戰教會將俄羅斯社會的每個部分——從飛車手
到搖滾樂迷，從吸毒者到政治候選人——都視為自己的宣教工場。
儘管共產主義下俄羅斯社會深度世俗化，但基里爾對成功再基督教化持有信心。他認
為，東正教道德的與審美的價值觀是國家歷史身份的核心。東正教傳統已經滲透在俄羅斯
最偉大的藝術、建築、音樂和文學成就中。只有確認自己的東正教根源，俄羅斯才能成為
真正的俄羅斯。這引發了許多俄羅斯人的共鳴，甚至包括那些在其他方面持世俗觀點的人
。然而，問題也存在著。儘管教會的參與成功地拓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但這不意味著人
們正在以教會所期待的方式委身成為東正教門徒。
莫斯科的斯列堅斯修道院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使我們看到教會在教導人民的信仰上
的不足。該修道院成立於1397年，1925年被蘇維埃政權關閉，由執行監禁與死刑的秘密員
警使用。如今重新開放的修道院因其出色的合唱隊（曾在索契冬奧會開幕式上演唱國歌）
、進取精神、以及與總統普京的密切關係而再度知名。他們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個教會，
可以容納超過2000位敬拜者。信仰的環境是使人印象深刻的。然而，我住在莫斯科時，經
常參加一個教會每週的成人教育課程（一種聖經學習），出席的人一般不多於35個，而且
修士的教導往往很難進入他們心裡。
該修道院的出版事工則更為成功，每年會有100多種新出版的書籍，涉及教會生活的
方方面面：基督教靈修學、教會歷史、聖經、教會音樂和藝術、東正教禁欲操練、修道生
活、禮拜與教會禱告、以及聖徒生活。其他的教會出版社源源不斷地推出面向大眾的各種
圖書、小冊子、CD和DVD光碟。
近年來出版界最大的新聞就是普京總統鼎鼎大名的靈性顧問和斯列堅斯修道院長的吉
洪（舍夫庫諾夫），在《平凡聖徒》（照字面翻譯就是“不神聖的聖人”）一書中講述了
他從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轉變為東正教修道士的一系列小故事。與東正教“行為指南類”
的著作不同，《平凡聖徒》所描繪的教會是由一群帶著疾病與污點的人組成的，然而上帝
卻通過他們成就美事。這本書雖有600頁之長，卻銷售了150萬冊，成為共產主義結束後俄
羅斯十大暢銷書之一。不僅宗教書店，超市和Barnes、Noble之類網上書店也有出售。《
平凡聖徒》持續熱銷，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衡量都是一本深入人心、廣受歡迎的書籍。但這
本書是否能吸引非教會的讀者活躍參與教會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成功與不足也同樣共存於俄羅斯第一所基督教大學——位於莫斯科的聖吉洪東正教人
道主義大學。2011至2012學年我在那裡擔任駐校學者，講授新教神學，並研究實踐神學以
指導當今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如何進行教會化。該大學最初是為世俗教育而建立的神學院，
現在則是俄羅斯最好的非國立高等教育機構之一，以有10個學院而自豪：神學、宣教、歷
史、文獻學、宗教教育、教會藝術、聖樂、社會學、資訊技術和應用數學。
聖吉洪大學有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使命，就是要訓練一批富有學識的新骨幹，將東正
教價值觀帶入俄羅斯社會的每個領域。這與美國天主教會對聖母大學和美國天主教大學的
期望有相似之處。聖吉洪大學的老師們是教會的一流學者，學生們也求知好學、吃苦耐勞
。然而，我還是覺得這個大學在無數追求財富和政治權利的世俗寺宇中，只是一個微小的
東正教聖所。大學在努力克服蘇維埃時期知識上的偏狹，但是我遇到的神學生卻極少能勝
過那些塑造了當代西方神學的挑戰，比如歷史批判主義和自由主義神學。
聖吉洪大學的使命在畢業生就業的問題上也遇到阻礙。有些畢業生尋找教會中的職位
，常被認為太過自由主義或缺乏教會神學院所強調的苦行操練。而其他那些從社會學系等
專業畢業的學生發現，雇主更願意雇用在國立大學完全接受世俗化訓練的學生。學生整體
的特徵也很難改變。因為從國家取得認證，大學不允許再向求職者出具神父的推薦信。雖
然大部分學生仍視自己為東正教徒，但其中許多人在教會的教義和操練上都缺乏根基。
以基督信仰教導人的難處不是俄羅斯特有的。但若在其豐富的儀式與修道傳統之外缺
乏一個充滿活力的知識文化，教會對教會化進程的雄心壯志不會有多少進展。俄羅斯東正
教會如果要將基督信仰與自己的文化聯繫在一起，便極需富有恩賜的公眾神學家。發展公
眾神學所面對的挑戰，不僅有來自社會的世俗化壓力，而且有來自教會內部的反智主義態
度。太多神父只是簡單地要求世俗的人們順服教會的權柄和傳統，而多數世人只是把東正
教會當作一個儀式大全，好從中挑選為自己效力的東西。
社會主義之後，東正教會很快地恢復其社會服務的悠久傳統。如今，修道院與輔理修
士、修女團體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為俄羅斯遭疾病、離棄、監禁和失業的人們提供靈
性和身體上的幫助， 修道院總是處於俄羅斯想像力的中心。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
拉馬佐夫兄弟們》中描寫的佐西馬長老那樣，神職人員鼓舞著俄羅斯人從他們的罪中悔改
，瞥見所有生命之間奇妙的聯繫。俄羅斯許多最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去過在歐迪那修道
院向著名聖長老朝聖。其他的修道院也已經成為服務社會的中心。
聖伊莉莎白（羅曼諾娃）激勵了許多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伊莉莎白是最後的沙皇皇
后亞歷山卓的姐妹。在丈夫1905年遇刺後，伊莉莎白放棄了貴族的生活，用其財產在莫斯
科建立了馬大和馬利亞修道院。這個修道院不僅是一個虔誠禱告的地方，而且為城市中的
窮乏人送去關愛。但是這個修道院並未持久。1918年伊莉莎白被俄國共產黨處決，她的修
道院在20世紀20年代關閉，其教堂也變成了電影院。
當東正教會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將蘇維埃時期的殉道者封為聖人時，伊莉莎白是第
一批。她謙卑關懷社會邊緣群體的力量與美麗，在她的修道院重新開放後仍引導著其中的
事工。該修道院對自閉症兒童和蝸居家中老人的新事工成為新俄羅斯的模範。就像一位修
女對我說的，“當我們在伊莉莎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工作與生活，我們能感到她的同在。
”其他的修道院也已承擔起伊莉莎白的工作。
在20世紀90年代，一個修女會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開始了對市內一所精神病院病人
的照料。病人們出院時，這些修女們為他們預備了建築、農業和教會藝術（如聖像工坊、
教堂陳設和教堂織物）上的工作。這些企業的收益使得她們可以拓展對其他失業者的幫助
。
最終，這些修女為紀念聖伊莉莎白在明斯克的郊區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我2012年去參
觀時，90位修女，在輔理修女會的200個成員的幫助下，為1700多人提供工作和住房。受
助者中有許多人在修道院的土地上耕種勞作，為聖伊莉莎白社區提供食物並對外出售。這
些人完全參與教會生活，接受靈性輔導和宗教教育。很多教會在星期天或宗教節日與修女
們一起，通過奉獻和禱告支援修道院的工作。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衡量，馬大和馬利亞修道院和聖伊莉莎白修道院都做出了偉大的成
績，這見證對處於市場經濟快速轉型初期、社會服務卻不發達的俄羅斯，是極為重要的。
教會的大公性（sobornost），這個難以翻譯、用以描述親密深入的交流與相互關懷的俄
語詞彙，有力地回應了後蘇維埃社會中人們的物質與心靈上的需要。
基里爾主教要求每一個教區要建立結合社會關懷和福音使命的事工。然而，許多教會
領袖認為是國家而非教會應當承擔社會服務的責任。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教會的志願
服務和社會事工在俄羅斯是新事物，因為在共產主義統治時期國家接管了所有的社會工作
。比起問題重重的俄羅斯社會，教會的服務不僅新，而且非常渺小。在莫斯科，教會的社
會事工部門擁有一個包括大概1000名志願者的網路，但這個城市的人口有1200萬。
儘管如此，民意調查顯示教會的社會拓展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這是奮戰在一線如英雄
般付出的修士修女們所應得的。教會的社會倡議一定還會擴大，而教會化進程是否有結果
卻不太清楚。在世界任何地方，政府考慮的是許可、訓練，從而決定教會在社會項目中可
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普京政權對仲介機構的懷疑，以及試圖將其控制的願望使俄羅斯的
情況更為複雜。
欲解釋共產主義時期和現代俄羅斯的歷史，我發現俄羅斯人採用不同的選擇性記憶策
略。對我這樣一個美國人，外人，他們尤其持謹慎態度。一方面，他們可能在蘇維埃鎮壓
中有親屬失去了生命。另一方面，他們為國家在共產主義時期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感到自
豪。
教會對二十世紀的詮釋則聚焦在成千上萬因信仰受逼迫的人。這種記憶與教會化進程
緊密相關。為了彌補國家歷史上對抗教會的罪，俄羅斯人應該保護教會並進入教會生活。
亞歷山大‧馬茲林長老，作為教會歷史學家年輕一代的代表，將二十世紀視為俄羅斯
教會經歷最大的苦難也是最大榮耀的時期。他引用德爾圖良的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
的種子。”許多教會領袖進而認為，殉道者的血是新俄羅斯的種子。根據該版本的歷史記
憶，俄羅斯人若尊重教會在共產主義下巨大的犧牲，他們會經歷國家的更新。只有作為一
個東正教國家，俄羅斯才能夠再度富強。
為了推進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歷史的此種詮釋，並用含蓄方式表達俄羅斯的未來，教會
進行了一系列追封聖人的活動。2000年，一個主要的教會理事會正式認可“彙集新殉道者
及俄羅斯迫害中堅持信仰的教徒”一事，“無論知名還是不知名的”，追封了700多人。
從那時起，近1300個新增的聖人出現了。幾乎俄羅斯每個教區和修道院都認定了他們的新
殉道者。教會為他們繪製聖像，創作聖樂和對他們的禱告，出版他們生命故事的官方版本
，崇敬他們的聖物（如果留下了什麼的話）。在殉道者或迫害中堅持信仰的教徒去世的日
子，教會會將他或她的名字納入敬拜的禱告之中。
另外一種對歷史詮釋的維護體現在教會的紀念地點。布托沃曾經是一個莫斯科教區的
刑場。與數以千計的政治犯一起，數千信徒在這裡為他們的信仰而死。共產主義時期結束
時，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此地移交給教會。研究者如今已經記錄下受害者的名字及他們
死亡的時間。有一年，主教在這裡舉行了一次露天禮拜。修築在附近的一個大教堂展示著
受難者的照片、此處巨大的墳墓中發現的少量個人物品（如鞋子和眼睛），以及被封聖者
的聖像。索羅維茨基則是一個更為有力的例子。這個白海中的小島，在北極圈南僅100公
里。那裡曾有俄羅斯最大也最有名的修道院。1924年蘇維埃將其變為第一集中營，那裡專
門關押基督教信徒。一些受害者被綁在樹上任由蚊子叮食致死。其他一些人死於傷寒或無
法在嚴冬中存活。如今，數以千計的朝聖者每年到島上重建的修道院裡敬拜，崇敬這受苦
的地方。
第三個主要的朝聖地點尊崇了王室。葉卡捷琳堡的寶血之上教會位於監禁和處決王室
的建築中。幾英里之外，布爾什維克黨拋入沙皇以及他妻子兒女屍體的礦井旁，修建了一
個修道院和紀念教堂。大批東正教信徒每年在這些事件的紀念日聚集到這裡。
有許多其他同樣有力的對歷史的陳述，在今日俄羅斯與教會的紀念方式相爭。普京強
調了反法西斯德國中國家的犧牲。紅場的列寧墳墓和他在全國無處不在的雕像仍肯定著共
產主義的成績。歷史的健忘症也在發揮作用。教會的苦難神學對一個越來越追求“歐洲”
標準生活品質的社會毫無意義。
毋庸置疑，對教會化進程最大的障礙是難以形成本應是東正教生活重心的聖餐群體。
像莫斯科或聖彼德堡這樣的大城市，成百上千的人們生活在蘇維埃時期建造的住宅區，因
此沒有教會在那裡。為此，主教宣佈了一項計畫，與市政當局一起合作，在莫斯科建立
200所新的教會。然而到如今，對那些住得離教堂很遠的人們，仍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參
加禮拜。
另外一個障礙源自俄羅斯人對聖餐的不同態度。傳統上，俄羅斯東正教信徒一年只聯
繫3到4次，有時只在聖周的大星期四。對個人認罪、神父的赦免、禁食、修復破損的關係
、朗讀長禱告的要求，優先於對聖餐的參與，並不鼓勵頻繁的接受。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
們趨向於將聖餐視為極個人主義的事情。神聖的元素已經被理解為保障個人的福祉，甚至
只是身體的健康。
今日許多主教，尤其是在大型城市教會中的，正試圖改變聖餐的操練。經常甚至每週
的聚會變得越來越常見。預備工作不再那麼繁重。我在莫斯科參加的教區裡，人們可以在
神聖禮拜的儀式中認罪。有時，教區的牧首給予一個大眾的赦免，一位朗讀者代表大家高
聲朗讀預備的禱告。然而，許多俄羅斯人仍不明白領受聖餐是進入教會的豐盛（fullness
）。他們可能在聖餐儀式的最後一分鐘才來到，隨後匆匆離去。他們不過是為了個人的益
處得到餅和酒而已。
教區中關係的品質也很重要。弗拉基米爾‧沃羅比約夫，聖吉洪大學校長，認為“社
群”是放在當今俄羅斯東正教會面前最緊迫的任務。社會調查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沒有尋
求或期待在教會裡得到相互的關心和照顧。他們更願意只是偶爾拜訪一下，去點燃蠟燭或
當面對個人需要時訂購一份禱告。他們對教會“生活在一起”的邀請並不感興趣。
當基里爾在五年前成為主教，教會化進程的前景看上去一片光明。作為俄羅斯最具魅
力的公共演說家，他喜歡教會中或其他大眾的支持。然而在過去幾年中，教會面對了極大
的阻力。正如俄羅斯人所說，一個新的反教權主義已經出現。俄羅斯媒體經常把教會描繪
成受金錢和特權束縛卻沒有好行為的樣子。基里爾也因自己的奢侈受指責：價值3萬美金
的瑞士手錶，莫斯科河畔的專屬公寓，瑞士的滑雪度假。教會在性和墮胎上保守的立場，
對俄羅斯與烏克蘭民主運動的反對，激怒了一些持自由主義思想的俄羅斯人，東正教基要
派攻擊基里爾沒有促使普京禁止色情書刊，或認定公開貶低東正教道德價值觀非法。
整體上，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遠不是將俄羅斯社會教會化，而是將教會融入俄羅斯社
會的每個維度。國家積極支援教“社會化”進程。普京親自歸還了共產黨沒收的重要建築
和著名聖像，參加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復活節禮拜，肯定了教會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他徵求教會對健康和流產相關社會立法的意見，承諾國家會保護教會免受誹謗和中傷。對
“暴動小貓”的起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外，普京經常讚揚教會在俄羅斯歷史和文化
上的獨特地位。在去年慶祝莫斯科建立825周年慶典上，紅場上方的檢閱臺上，主教就坐
在總統的旁邊。
努力使國家身份而不是靈魂的再基督教化，不一定意味著教會會變成一個國家教會。
東正教領袖們經常肯定憲法中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知道向國家利益妥協會毀壞教會屬靈
上的自由，就像彼得大帝廢除主教制，成功地使教會成為國家的一個部門，還有社會主義
時期發生的那樣。此外，再基督教化不是要求每一個俄羅斯人成為東正教徒。教會意識到
俄羅斯是由許多不同的種族和宗教團體組成，而且個人在宗教上應享有自由。一個強迫的
信仰已不再是信仰。
取而代之，教會更多進入社會反映了一種信念，就是東正教對俄羅斯人的思想有著一
種持久又有力的影響。今日的教會帶著極大的自信，提升自己的角色成為國家身份的主要
詮釋者。教會要求在俄羅斯社會中擁有特權，因為它相信東正教會最好地保護了俄羅斯人
民的歷史身份和價值觀念。教會及其標誌、禮儀、教導不再退居邊緣地帶，而是相信它宣
告著俄羅斯人作為一個民族的身份。
聖三一-聖賽爾吉烏斯大修道院（俄羅斯只有四所修道院有“大修道院”的稱號），
在莫斯科北部，是俄羅斯最富盛名的朝聖地。世世代代，俄羅斯人從全國各處前來崇敬修
道院的聖物、聖像，和聖水。傑出的政治界與知識界領袖都向修道院長尋求屬靈和政治上
的指導。從許多角度看，這裡都是基督教理想與俄羅斯身份融合的焦點。
今日的俄羅斯不同於彼得大帝、托爾斯泰和史達林時期的俄羅斯。不過，我每年都加
入數以千計俄羅斯人到大修道院朝聖的陣營。他們與他們的祖先走的是同樣的路徑。在他
們的目的地，他們看到的是幾代人尋找並看見的：神聖的俄羅斯。東正教神聖之美和真理
的眼光短暫地觸動著他們。他們立刻從世俗之愛的瑣屑中脫離，對神聖超然存在的感受提
升了他們，使他們不只與基督聯合，也與俄羅斯文化的最高成就聯合在一起。
我們不應貶低這樣的經歷。俄羅斯是一個幾十年來深受共產主義統治傷害的國家。但
俄羅斯人視他們為偉大的國家和文明，而不只是正在從失敗的政治實驗中恢復的二流歐洲
勢力。東正教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對自己文化的價值感和身份感，如何作為西方一員又不同
於西方。這是俄羅斯最深處的力量來源。
這種力量也帶來了巨大的試探。俄羅斯東正教會希望它日益增長的社會影響力會幫助人們
相信福音，但很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北美的經驗已經教訓我們，如此基督信仰與公民宗
教極易混淆，從而腐蝕了教會對基督國度的忠誠。
一些評論家稱證據已經確鑿。他們認為俄羅斯東正教會已經與魔鬼達成協議，這魔鬼
如今借著普京之名。我沒有預言的能力。不過我瞭解到俄羅斯教會擁有許多的恩賜和優勢
。如今，俄羅斯對純正信仰的危害不是來自沙皇專制或是共產主義，而是來自吸引人追求
物質和消費的新興全球文化。在這樣的時期，呼籲俄羅斯民族屬靈上的偉大，而不是投降
於權利，是對福音的重要見證。
作者約翰‧P.伯吉斯是匹茲堡神學院的系統神學的傑姆斯‧亨利‧斯諾登教授。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