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人生態度與文化淵源
楊景春
內容提要 杜甫作為唐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人生態度給後人以巨大的
影響。他的思想深處，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占主流，又兼有釋道因素，不失靈活變通。杜
甫在困苦中還能夠寫出作品，這主要來源於詩人良好的心理狀態，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
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需要一點笑傲生活的生存智慧能夠品嚐失敗的苦澀，這是一種難得
的境界，也是人生的樂趣。因為人生態度中始終懷有惻隱之心，所以杜甫一直與人民心心
相通，並完成了人格的超越。
關鍵詞 杜甫　人生態度　文化
　　杜甫不僅是成就卓越的詩人，而且是一位舉世皆知的文化名人。他的影響不但表現在
文學成就方面，而且表現在他對人生的透徹感悟以及思想情操、為人處世態度方面。一個
人能否成功，態度起著關鍵的作用。有了積極的思維並不能保證事事成功。積極態度並不
能保證他凡事心想事成，但肯定會改善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可是，相反的態度則必敗無疑
。思維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無論在什麼惡劣的境況下，在什麼特定的環境中，人們都還
有一種最後的自由，那就是選擇自己的態度。
杜甫的人生道路是無奈的，曾有滿腔豪情，自謂能立登要路，致君堯舜。但自到
長安之後，厄運連連，當官官星不旺，為民缺吃少穿。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人，他要自然生
存，因此有人說，在外力面前，他的人生取向有時呈軟弱的表現。我們認為，這個看法值
得探討，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杜甫的生活畫卷，杜甫的所作所為以及他那永遠閃耀光芒的
詩篇是他的人生價值所在，其人生態度是最引人注目的問題，研究他的人生態度對我們深
入理解唐代乃至唐代以後中國文人的特點是有幫助的。
一、主張積極入世，又不失靈活變通
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道家主張「無為」之治而消極出世，佛家主張「有為」之
治而積極入世，前者悲觀宿命，後者樂觀進取。杜甫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座巍巍高峰，他
有著絕世的才華和強烈的報國之心且欣逢盛世，本能大有作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但
卻未能如願，仕途極為不順。杜甫的思想，淵源於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1]的儒家思想使杜甫積極入世，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在中國古代，
絕大多數士人讀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入仕，即「學而優則仕」。入仕不僅能夠實現「治國
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還可以改變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入仕成為縈繞在士人心頭
的頭等大事。
杜甫在35歲即天寶五年（746年）入長安求官，次年玄宗詔令天下通一藝以上的
士人到京就選。杜甫決定參加考試。這是一個以詩賦取士的時代，杜甫對這次考試充滿希
望，沒有想到的是，落入由李林甫操縱的一場騙局，金榜題名指望落空，這次考試無一人
及第。元結《喻友》《新唐書·李林甫傳》《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唐紀三一對此均有記載
。李林甫害怕草野之士對策時指斥他的奸惡，建議由尚書省長官試問。詩人元結等都去應
了試。李林甫卻上表稱「野無遺賢」。一個全國範圍的招賢考試，卻連一個人才都選不出
來，這在我國考試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個事件對杜甫的打擊是不小的，這等於斷絕了
杜甫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的想法，但杜甫是一個不肯服輸的人，同時又有著「許身一何愚
，竊比稷與契」的宏偉抱負與「憂國憂民無已時，君聖民安死方休」（張忠綱序語）的擰
勁，不得不選擇另一條道路即干謁來報效國家，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杜甫在長安忍受冷嘲熱諷，奔走於權貴之門，謁見王公大臣，想找到一條入仕的
道路。不管他是怎樣的委屈求全，怎樣的忍辱負重，「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
冷炙，到處潛悲辛」，幸運之神還是不肯光顧。「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清人楊倫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
他人亦不敢說。」唐人往往敢說大言，李杜尤其如此。說他們是「腐儒」，就因為他們不
知審時度勢，對所處的時代與自身的環境缺乏清醒的認識。從杜甫的行為來看，更多地還
是繼承了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論語·憲問》）的執著。杜甫在求官道路上「雖
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令人聯想起屈原，的確，杜甫在精神實質上像屈原而不像一般儒家
士大夫。「他們的那種追求理想、爭取實現偉大抱負的執著精神和頑強意志卻是不容輕視
的，更何況這理想、抱負中還多少含有活國濟人的進步因素。」[2]體會這些詩句，確實
能感到杜甫的一片真率誠摯，說明自己時時刻刻不忘記君國黎元的純一精神和忠肝如火的
情懷。天寶十載（751年），杜甫迎合玄宗的興趣，作了《雕賦》、《三大禮賦》，玄宗
很賞識，召試文章，卻一拖再拖，沒有結果。後來杜甫又進《封西嶽賦》等。在「野無遺
賢」考試之前，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有過一次舉進士不第的經歷。舉進士不第則
應制舉，應制舉退下則獻賦。他的謀仕方式具有「一次性」特點。一次失敗，即不再試。
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也一次比一次窄。他並不像許多世俗士子屢進考場，非考個進士
不可，這足以說明他自視甚高，稟性倔強。直到天寶十四載，44歲的時候，才被封為河西
縣（今雲南祥雲附近）的縣尉，這是一個九品芝麻官，杜甫確實是感到委屈，沒有赴任。
改任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是一個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門禁鎖鑰的官，與以往「竊比稷
與契」、「致君堯舜上」的理想相距甚遠，雖有怨言，杜甫還是不得不接受了。
在談到杜甫的人生態度時，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忠君愛國，人民性；受儒家
影響，積極入世。確實，愛國思想是杜甫詩歌創作中的主旋律。這些，從以上事實分析，
本也不錯。但作為一個「集大成」的人，創作生涯從少年直至逝世時，杜甫的詩歌決不會
只有一種色彩，思想也決不會是異口同聲的儒家教條，一成不變的鐵板一塊。杜甫的一生
彷彿水中的白萍，從南飄到北，由東浮至西，連一個固定的居所也沒有。而在他浪跡天涯
的歷程中始終不變的是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在杜甫身上，除了雖身經顛沛流離而始終不
忘君國蒼生的積極入世精神，還有與之對立的隱逸成份，釋道思想。在歷史上，杜甫得到
了來自兩方面的認可，統治者需要這樣一個「一飯未嘗忘君」的「詩聖」，人民歡迎這樣
一位與他們心息相通的詩人。這讓我們評說有些困難。這更說明了杜詩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隱逸思想大多皆因用世不得而產生，並且其產生有著這樣的軌跡，
即用世不得而轉向憤世，憤世不過是徒然增加自己的痛苦罷了，於是又轉向避世乃至於忘
世。這在哲學上就表現為從孔子儒學走向道家莊學。」[3]一個人要經受得住打擊，用現
在的話說叫「挫折教育」。杜甫是一個能夠經受得住打擊的人。開元二十三年，杜甫從吳
越回到了鞏縣，再到長安去應試。這時他已經自許多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懷
抱著扶危濟世的願望。希望能夠考中，結果還是落第了。
這次考場蹭蹬，對杜甫並有沒有什麼打擊。正像後來他安慰別人落第時所寫的，
不過是「暫蹶霜蹄未為失」（《醉行歌》）。在晚年寫的《壯游》中對這件事有所記載，
應試前杜甫很自負，「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將前代大文學家們全沒有放在眼裡。
但是卻「忤下考功第」了。然而，這只是初試鋒芒的挫折，他並未氣餒得一撅不振，而是
很快又振作精神，第二年，他就興致勃勃到齊趙漫遊去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
據鞍喜，忽如攜葛強。」甚至「快意八九年」，直到「西歸到咸陽」。
無論做什麼事情，良好的心態很重要。良好的心態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基石。現在
流行一句話：年輕沒有失敗，只要亮出你自己。或許正是因為年輕，杜甫才會有處變不驚
、敗而不餒的可貴素質。一個人若想在社會上生存，必須具備靈活變通的適應能力。綜觀
杜甫的一生，很容易給人一種認死理的印象，似乎什麼時候都是一個倔老頭。其實不是。
我們看《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嚴公，即嚴武，曾兩度為劍南
節度使。文才武略，品性與杜甫相投。寶應元年四月，肅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嚴武被
召，可謂連奉三朝，此時，杜甫贈詩送別。「列郡謳歌」、「三朝出入」，這是杜甫做夢
都想著的事，但看開了，也就沒什麼了。杜甫沒有寫出「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
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定風波》）的曠達之作，其人
生態度也有通達的一面。一個人的一生，總要善於調節自己，要能進能退，能官能民，能
貴能賤。總是汲汲於進取不行，弦始終繃得緊緊的，總有崩潰之時。當然，走向其反面也
不行。儒、道思想各有所宗。《禮記·雜記下》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
，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5]這首《重送嚴公》對自己生活的描述，雖
有些悲切淒楚，但心態是好的，是正確的，對人生領悟得很透，以至於有歸隱田園之意。
其實，杜甫早就有歸隱田園之意。「困守長安的十年裡，在杜甫的內心或所作的
詩作中，主要就交織著兩個矛盾的主題：一是積極干求，希望有權位者汲引自己；一是要
高蹈避世，去過遠離政治的隱逸生活。」[3]杜甫前後兩次落第，其性質是不同的。第一
次是發揮不佳，屬於偶然因素，第二次做了「野無遺賢」陰謀的犧牲品，屬於必然因素。
困守長安十年，求仕效果一般，尤其還要蒙受一些非親歷者難以想像的屈辱，這對於一個
自尊心很強的讀書人來說，心理壓力不能沒有。《醉時歌》、《白絲行》、《貧交行》等
作品都是這段時間心理狀態的描述。滿腹經綸而找不到用武之地，積極進取的濟世之志屢
屢受挫，苦悶和激憤使杜甫經常萌生退而歸隱的念頭。應制舉落第第二年，杜甫在《奉贈
韋左承丈二十二韻》表示自己「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要去過「白鷗沒浩蕩，萬里
誰能馴」的退隱生活。另外還有《重過何氏》其五、《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玄都壇
歌寄元逸人》、《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等都流露了隱逸思想。可以用天寶六載（
747七）杜甫赴長安應制舉的時間為界，將杜甫一生的隱逸思想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杜
甫前期的求仙隱逸思想以道家成份為主，原因是受了道教熱情很高的道教徒李白的影響，
杜甫隱逸的第一步即邁入了煉丹求仙的道家路上。杜甫後期的隱逸思想中道家因素減少，
釋家思想因素增大，入蜀後詩中流露欲皈依空門的篇目更明顯增加，「漂然薄游倦，始與
道侶敦」(《贈蜀僧間丘師兄》)，和釋子的交往更多了，甘於淡泊不為物役，新到一地，
常去尋訪當地的高僧，「游寺可終焉」（《回棹》），往往流連忘返。杜甫退隱思想在隴
右詩中表現非常突出。隴右詩作中儘管到處瀰漫著悲傷愁苦的色彩，但只要一說隱士和歸
隱，詩人就會情不自禁地表現出一種深切的嚮往之情，流露出一股輕鬆的情致。這些足以
說明杜甫人生態度是多元的，也體現了杜甫詩歌的複雜與多樣。
二、笑傲苦澀的人生
常言說生活中總有不如意的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杜甫一生頗多悲愁，然而
他卻能將一己命運融入廣闊的社會人生，並且超越時空，獲得了永恆。在杜甫的生涯中，
又上又下，真可謂闖蕩四方。我們確確實實能感受到江湖之險，有政壇上的刀光劍影，有
考場上的風雨歷程，有戰場上的兩軍廝殺。坎坷從來人人有，各人坎坷不相同。一是坎坷
的內容、方式不同，二是各人對坎坷的態度不同。
我們看隴右詩中的五律《空囊》。隴右地區位處黃土高原西部，界於青藏、內蒙
、黃土三大高原結合部，自然條件獨特。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辭去華州司
功參軍之職，攜眷來到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在秦州生活了三個月左右，又移居同谷
（今甘肅省成縣）。在同谷住了約一個月時間，為饑寒所迫，不得不離開同谷入蜀。杜甫
隴右的幾個月，飽經流離貧困饑寒之苦。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艱苦的一年，頂著
政治失意和生活窮困的雙重壓力，創作熱情不減，四個月寫下了《秦州雜詩》等近120首
詩，差不多每天一首。《空囊》詩為：「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
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作者在秦州同谷生活極苦
，詩即作於此時。首聯寫生活困頓，無錢購買食物，只得餐霞食柏。語出《列仙傳》「赤
松子好食柏食。」司馬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另一層意思是雖飢寒交迫仍
不同流俗，心胸開闊。這時杜甫艱苦異常，《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中我們知道，詩
人終日拾橡栗充飢，有時到山裡挖掘黃精（野山姜），但天寒地凍，雪盛無苗，空著手回
來，兒女餓得只是啼哭。這聯詩在調侃之中，表現出頑強的意志。頷聯謂時人均以鹵莽而
苟得富貴，自己直道而行，自宜艱難窮困相屬。這兩句寫囊空的原因，「世人共鹵莽」等
於「眾人貴苟得」，鹵莽，粗疏也，謂時人不分是非，自己不肯同流合污，吃苦自屬當然
了。這個意思深得老莊精髓，有莊子情操。頸聯說因為無食而「井晨凍」，少穿而「床夜
寒」，可謂一貧如洗。尾聯說為了面子，所以留著一個小錢看看衣袋。詩人善於用幽默的
口吻寫自己的苦況，這是一例。秦州的三個月，正是七、八、九三個月，天氣漸漸寒冷，
一家老小沒有安身之處，想找一個地方蓋一個茅草屋的願望也難以實現。離開秦州遷居同
谷（今甘肅省成縣）之時，詩人寫到：「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
終極？」（《別贊上人》）。當時迫使杜甫離開秦州的主要原因是衣食問題。杜甫放棄華
州司功參軍的官位以後，老家洛陽回不去，京都長安去不了，拖家帶口，輾轉西行，客居
秦州，「要求陽岡暖，苦涉陰嶺冱。」（《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本指
望安頓下來，準備好了要在天水這個地方度過晚年的，但沒有一面向陽的坡地讓老人自得
其樂，沒有一間遮風擋雨的草屋讓老人安度殘年。無奈，年底又為生活所迫，取道劍門入
蜀。「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杜甫《秦州雜詩·之一》）我們似乎看見一個年近
半百而又背井離鄉的老者蹣跚的身影，邁著略顯猶豫怯懦的腳步，他口中缺食，身上少衣
，身後是被戰火焚燒的家園，是默默地跟隨自己大半生的妻子，眼前是難以猜度、充滿了
苦痛與艱險的漫漫長路，是至愛著的同時也愛著他的但不得不忍饑挨餓的兒女。他們走走
停停，停停走走，幾似乞丐。貧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被貧困壓倒。 在這樣的困苦中
，能夠寫出《空囊》這樣笑傲生活的作品，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是需要一點生存的智慧和勇氣的。如果我們能持有杜甫的生活態度，我們便可以輕鬆地去
承受一切苦難和失意。明天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你會發現生活依然美好。
說起杜甫，人們最先想到的便是沉鬱頓挫，仁民愛物，每時每刻都憂國思君。作
品基調悲歌慷慨，人生態度也一定是嚴肅、深沉而認真的。李白有「仰天大笑出門去」，
杜甫沒有。有人可能還想，杜甫會笑嗎？笑得起來嗎？其實不一定。朱光潛先生說：「絲
毫沒有諧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詩，也不能欣賞詩。詩和諧都是生氣的富裕。不能諧是枯燥貧
竭的症候。枯燥貧竭的人和詩沒有緣分」。 [5]杜甫有一部分詩是「不以為悲，反以為樂
」的悲劇式調侃。比如，河西縣尉沒有赴任改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之後，杜甫寫了一首《
官定後戲贈》：「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
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前面講過，杜甫懷著從政出仕的願望，在長安一
共等了十年，十年的光陰完全可以把一個人消磨得面目全非。這段期間，他對唐王朝的政
治經濟等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他目睹了官僚貪婪奢侈的生活，目睹了最高統治者擴邊政
策下人民所遭受的欺壓。其個人生活陷入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頓，受盡了冷遇和白眼，有
時「日糴太康五斗米」（《醉時歌》），《投簡鹹華兩縣諸子》對生活的窮困有確切的描
述，「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縱然貧困，杜甫也不願意離去。越是見到社
會凋敝，人民困苦，他越是希望有機會為改變這一現狀盡到力量。雲南的河西縣尉也好，
京都的右衛率府兵曹也好，都有點啼笑皆非。《官定後戲贈》是贈給自己，屬於自嘲，我
看也是嘲他。「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表面是說我這輩子好喝兩口酒，總得有個地
方弄倆酒錢吧。多虧這個聖明的朝代，我才可以沒有顧忌，縱情狂歌。這是話中有話。「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這是寫沒有就任的原因：天子腳下的京城總比天高地遠的而
又「淒涼」的河西縣安逸一些。杜甫根本不是一個貪圖享受的人，真是一肚皮牢騷。一股
無可奈何的悲涼，臉上雖掛著笑，卻憋了一肚子火。帶著一臉滄桑苦笑的人永遠不會被生
活擊垮。杜甫真是笑傲坎坷的大師，說這樣的作品將最高統治者作為笑傲的對象也不為過
。
在杜詩的眾多題材中，像這樣從出人意料的角度表現對生活看法的作品是佔有很
大比例的。《官定後戲贈》是贈自己，有時又借他人說事。窮愁潦倒、淒涼折腰的自然不
止杜甫一人，而譏嘲與自己處境類似的友人正可借題發揮。像《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
源明》、《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等，傷離感故，淒楚動人，表面上忍俊不止，幽默調侃
，骨子裡卻憤世嫉俗，孕育無限的辛酸。鄭虔鄭廣文是杜甫的老朋友。天寶年間，鄭虔任
國子監廣文館博士，其時杜甫亦居長安，兩人交往既密相知也最深。鄭虔詩畫俱佳，史載
他曾寫詩並畫獻玄宗，玄宗贊「鄭虔三絕。」但這樣一位「才名三十年」的老牌名士在號
稱盛世時代卻窘困不堪，令人酸楚。真是「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
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這類作品屬於「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
於失意中見出傲骨，在哀怨中顯出歡樂，從艱難發出笑聲。
杜甫《狂夫》詩云：「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筱娟娟淨，雨
浥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文化上的狂者是社會的異端，是平庸的掘墓人，他們以不尋常的人生態度，蔑視既有秩
序，具有強烈的創造精神。「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太白，狂士也。」（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杜甫詩歌中有多處寫到自己的
「狂」，「盜賊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林》），「放蕩齊趙間，
裘馬頗清狂」（《壯游》），「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離」（《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
首》之八），「狂歌過於勝，得醉即為家」（《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等等。杜詩
裡沒有劍膽琴心，杜甫也不會神功蓋世，但讀這些句子，卻有聽電影《笑傲江湖》主題歌
「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黃霑《滄海一聲笑》）的感受，那笑傲生死的從容，讓我
們身上產生一種激情燃燒的感覺。藝高人膽大。杜甫之狂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自己詩歌才
能的自負與自傲。落魄京城到處干謁求官，但《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卻說「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絲毫不見乞憐之態，只有少年氣盛。杜甫
在政治上同樣非常自信，自比稷契，志向高遠。「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游》
），應該指出，杜甫全部作品狂笑狂歌狂氣瀰漫於各個時期。 第一次進士不中，他毫不
掛懷，放蕩齊趙裘馬清狂。成年時，仍不改狂性，據任華《雜言寄杜拾遺》詩描寫他在長
安時期以及後來的行為：「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諾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朗官叢
裡柞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壺。半醉起舞
捋髭鬚，作低乍昂旁若無。古人設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乎!」這與李白醉臥長安
天子呼來不上船簡直沒什麼兩樣。狂氣不是世俗人眼中的舉止反常，而是一種道德評價，
是一種綜合的立體的文化精神。耽酒狂歌昏昏度日實際是對那個社會的消極抵抗。清人蔣
弱六言「嬉笑之言過於慟哭」（《杜詩鏡詮》卷二引）。或者說這是參透人生、笑臉面對
悲苦境遇的豁達與藝術。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寄題江外草堂》
），甚至「一月不梳頭」（《屏跡》），「地僻懶衣裳」（《田舍》），杜甫這樣的不羈
之行，讓我們聯想到魏晉狂士嵇康四十天不洗頭和劉伶裸身的放誕之舉。有人認為：「杜
甫是狂人，然而與魏晉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表現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則多表現
為『癡』，即對禮的褻瀆。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會原因。杜甫亦具有閒逸情調。與陶淵明
相比，陶選擇閒適的田園生活是選擇生命的永恆價值，而杜甫則為關心政治之餘的閒適生
活體驗。」[6]杜甫的酒後狂歌，笑傲當時，主要是在仕途失意和飄泊無定時的心跡表白
，「這個世界滿目瘡痍，到處是災禍啊！」（伏爾泰《老實人或樂觀主義》）處在那麼一
個時代，情願承擔一切苦難，並以一種曠達的心境表達出來，表現了詩人在命運坎坷的時
候不甘屈服的倔強精神，是化解人生不如意的一種有效手段。杜甫的悲劇人生，除了個人
的文化因素之外，還有其特定的時代蘊涵。中國封建士大夫的入世與出世是兩種不同的人
生之路，杜甫的悲劇，就是徘徊在人不能出而又不得出的尷尬地帶。馮至說：「杜甫的一
生是一個不能避免的悲劇，尤其因為當時封建的統治階級只把詩人看成他的清客和幫閒，
看成他的點綴，從來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誰的詩歌裡有人民的聲音，誰的生活便
會受到凍餒的威脅。」[7]心理學告訴我們，不如意時要懂得釋放情緒，積壓心中於身體
不好。 但怎樣釋放，卻涉及個人的思想修養，文化個性，脾氣稟性。苦難是人生的財富
。能夠品嚐失敗的苦澀，這是一種難得的境界，也是人生的樂趣。
三、長懷惻隱之心
「惻隱之心」最先是由孟子言明，孟子民本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惻隱之心
為仁的思想。他是通過一個人看見匍匐將入井的無知孩子所不由得產生的感情，而把這一
仁端親切指點給後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
章句上》）「惻隱之心」的基本特徵是它蘊含著揪心的痛苦，是對他人的一種憂慮、擔心
和關切，是對他人痛苦的同情。說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半是寫別離的也不過分。杜甫離別詩
贈人詩很多，有部分是勸戒別人應該具有惻隱之心的，《又呈吳郎》便是。全詩為「堂前
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
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中。」
大歷二年（767年），杜甫從夔州的瀼西遷居東屯，把瀼西草堂讓給剛從忠州來的
一位親戚吳郎居住。杜甫到東屯後，想起一件事須向吳郎交待，草堂西邊住著一個孤苦無
依的婦人，平時她常來扑打草堂前的棗子充飢，杜甫從不阻止她。吳郎來到之後，馬上在
棗樹周圍插上籬笆。 杜甫得知後，就寫了這首詩去勸阻，希望吳郎也不要禁止婦人打棗
才好。這是寫作緣起。「又呈」是因為前不久杜甫已寫了一首《簡吳郎司法》的詩。首聯
單刀直入，揭示詩的中心。說自己在瀼西居住的時候，棗熟之後是任憑西鄰來打的。題為
「呈吳郎」卻先寫自己，既為後文勸說吳郎埋下伏筆，又與尾句「正思戎馬淚盈中」呼應
，表達對戰亂年代人民的同情。僅憑首聯兩句，便可體味到詩人纏綿悱惻的情懷。仇兆鰲
說「無食無兒一婦人」一句「含四層哀矜意，通章皆包攝於此。」貧窮無食，一層；無兒
無女，二層；孤苦伶仃，三層；老年婦人，四層。頷聯說老婦人常來打棗，不是因為貧窮
哪會有這種舉動呢？正因為害怕遇到主人的斥責而心存恐懼，所以對她更應該和氣親近。
「恐懼」二字，體貼甚深。頸聯轉到最關鍵的問題上來。措詞婉轉而內容卻豐富。「遠客
」指吳郎。蕭滌非先生解釋說：「婦人一見你插籬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絕她打棗，雖未
免多心過慮；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籬笆，卻也很像是真的拒絕她呢。言外便見得你這位遠客
大有不體貼處，難怪她疑心你。為了顧全吳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見，不正面戳穿吳
郎的意圖，卻反而說婦人多心，這話是說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費苦心的。」[8]杜甫真是
一名化解矛盾的高手，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尾聯從婦人寫到社會，抒發詩人關心人民疾
苦的心情，擴展了詩的思想境界。 以七律代書簡，極盡曲折，說理透徹，讀來親切感人
，仁者之心，莫過於此。
杜甫是一位「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詩人，在瀼西和東屯的時候，除了「
棗熟從人打」（《秋野》五首之一）之外，還常常「藥許鄰人斫」（《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拾穗許村童」（《暫往白帝復還東屯》），「子美於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
不關其念。」（清人吳喬《圍爐詩話》卷四）。詩講含蓄，有限的字句中飽含著作者無盡
的情感，讀這首詩，我們可以想像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揚桿打棗巍巍顫顫心神不安
的情景令人心碎。更讓人感動的是，一位在朝廷做過事的人竟然對地位最低的下層勞動婦
女給予這樣的同情，真是難能可貴。詩人這麼憐惜窮苦百姓的生活，自己也窮困潦倒，寫
出《又呈吳郎》四年後，因貧病交加死於一條破船之上。惻隱之心被古今中外看作是「仁
之端」，是道德的萌芽，具有證明人性善的巨大意義，有沒有這種惻隱之心是不一樣的。
在《悲慘世界》中，當身為市長的冉阿讓默默地扛起壓在車伕身上的馬車的一瞬間，在面
臨失事危險的飛機上，周恩來總理把救生衣脫下穿在一個小女孩身上的那一刻，當杜甫在
自己的房子為秋風所破吟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一千古佳句的
時候，無不生動地詮釋著上述觀念。
值得一說的是，杜甫的許多作品都是詩人惻隱之心的體現。人常常以萬物之靈而
感到驕傲和自豪，而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重要依據乃是人實現了對動物恃強凌弱弱肉強
食生存法則的超越。杜甫對百姓的愛，還體現在他對人性中善良美好品質的發現和讚賞，
用人與人之間無私真摯的感情，給殘酷的戰爭歲月摻入了一絲值得紀念的溫馨，比如「三
吏」、「三別」中讓人敬佩的老嫗和新娘等。再看展示他浩然胸懷和博大痛苦的名篇《登
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
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是杜甫五律名篇，前人曾譽之為盛唐五
律第一，仔細品賞，覺此盛譽當之無愧。不只在精湛技藝，更在詩人博大而無私的憂國愛
民之情懷。杜甫這一生，經歷過無數的風雨和接二連三的病痛，幾乎從來沒有贏得過鮮花
與掌聲。翻開杜甫詩集和年譜，我們知道詩人一生大多數歲月都是在流寓漂泊的境況中度
過的，而其精神狀態也始終處於「游」的尋覓之中，但此游並不「逍遙」。《登岳陽樓》
成於詩人逝世前一年的一月間，杜甫雖年僅57歲，但長年的漂泊流離生活已使他身體衰弱
不堪，他右臂偏枯，耳朵失聰，還患有慢性肺病，全家人住在一條小船上，淒苦不堪，貧
病交迫，來至岳陽，終於實現了登岳陽樓以觀洞庭的夙願。 歷代文人一旦思及宇宙之大
生命之短人生之飄渺不可把握的哲學問題之後，便或遁入空門或隱居深山或及時行樂，杜
甫沒有逃避現實，而是急國家之所急，悲百姓之所悲，惻隱之心達到了生命的端點。
杜甫把仁愛之心推廣到天下蒼生乃至天地間一切生命。不僅對人，杜甫還對自然
物具有憐憫之心。比如，夔州飲食偏重於魚類，「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戲作俳
諧體遣悶二首》），詩人對以魚為主要食物極不適應，對成批撲殺魚類感到極為痛心，惻
隱之情頓生。是否具有惻隱之心關係到人格的提升與完善。「惻隱之心，仁也。」而仁則
是人之為人的本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根據。據此孟子說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也
就不奇怪了。我們或許不能完全贊成孟子唯道德主義的主張，但惻隱之心在人的修養中的
位置，對人格完善所起的作用則是不能忽視的。惻隱之心是在人的心靈中汩汩流淌的善良
情感的甘泉，它滋潤著人的心靈不至變得冷酷，它使人具有仁愛之心、悲憫情懷和高尚的
動機。杜甫目睹村落的荒蕪而心急如焚，「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
尚牢固」，「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徵賦」。然而，詩人在有生之年最終未能看到他期待的
局面出現，國內軍閥混戰依然，人民生靈塗炭如故。「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
詩人在他的絕筆中對祖國和人民發出的最後的哀聲。在中國文學史上，像杜甫那樣一生為
民請命，與民同悲喜、共患難，像他那樣推己及人，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詩人又有幾人
？正因為人生態度中始終懷有惻隱之心，所以杜甫一直與人民心心相通，贏得了人民詩人
的崇高稱號，並且達到了人格的超越。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杜甫作為唐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學家
和思想家，他的人生態度給後人以巨大的影響。和屈原莊周相比，他們的現實生存境遇都
可謂悲苦有加，因此三者都始終在追求著超越，但在對待生活的態度上，超越的方式和特
徵上迥然有別，屈原以極端的方式結束生命，莊子鄙視榮華名利，企圖進入一個沒有時空
界限，無今古無死生的童話世界，杜甫心繫社稷，胸有蒼生，與人民同生死，共命運，其
不朽的詩歌和淵源有自的人生態度將永遠得到人們的敬仰和倣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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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景春（1954-），男，黑龍江望奎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詩學研究
。衢州學院教育系，浙江衢州324000
原載：《湖南城市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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