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最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乃是政統、學統與道統之間的緊張、對立。解決當下
嚴重的文化、社會、政治及國際戰略問題，進而實現文明復興之根本出路，也就在於精英
群體更自覺地回歸道統，在政體、法律、習俗等各個方面確立中華文明之主體性。
道統略說
炎、黃之事，久遠而難言矣。孔子刪《書》，斷自堯、舜。堯、舜、皋陶等聖王、聖
人“克明俊德，協和萬邦”，崇奉天道，構建天下。華夏之道於此凝成定型。
禹、湯、文、武、周公秉承此道，創封建之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形成個體
和小型共同體之間不同而合、以和而合、和而不同之狀態，《禮運篇》所謂“連而不相及
也，動而不相害也”。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周為華夏古典文明之巔峰。
當禮崩樂壞之際，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定六經，令華夏之道可道、可傳
。此為道之“文”。孔子以此教導平民子弟，造就儒者之學。儒家士君子是華夏之道的傳
承者，儒學則形成連綿不絕之學統，此為道之“學”。
士君子以儒化成天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信念、價值，它滲透在道教、佛教、民間信
仰、甚至基督教中，它塑造了中國人賴以追求尊嚴和幸福的制度，形成無所不在的風俗。
這樣的中華風俗乃是道之形而下者。
因此，華夏之道統包括道體，作為道之文的“六經”，圍繞六經而展開的綿綿不絕的
道學也即儒學，以及在歷史過程因時而變、而核心價值始終保持穩定的風俗。道就彌漫於
華夏共同體各個角落，具體地說，儒家價值彌漫於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社會秩序因為此道
而凝聚、形成、維持。
當然，人總有其局限性，因此，數千年中國歷史中，政統與道統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緊
張。儘管如此，不論是皇權，還是精英群體，對道統始終保持敬畏之情，因為他們知道，
無道則無秩序。即便北方遊牧民族入住華夏，比如蒙元、滿清，也承認此一道統。而道統
所發揮的作用也正是，滅統治者之人欲，張揚中正之天理，提攜社會治理之正義性，保持
文明的活力。
這是一個基本歷史事實。這一事實確定了一個最為根本的政治哲學命題：不可忽略道
統。更具體地說，不論你是否喜歡，中國以儒家為本。儒家是實現社會穩定、獲得統治正
當性的關鍵因素。歷史上任一朝代，不論通過何種方式取得政權，最終都要歸宗於儒家。
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立憲政治事件從“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之轉換，其關鍵
環節正是接受儒家。而在歸宗儒家之後，政權通常就能獲得足夠的文化正當性，即列為“
正統”。整個社會也因為擁有了穩定的主流價值，得以形成和維持秩序。
悖道而行的二十世紀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國人開始在一個全新的世界體系中開始構建現代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building）的事業。然而，從二十世紀始，這一事業逐漸偏離華夏道統，
越往後越嚴重，儒家逐漸成為懷疑、批判、甚至摧毀的對象。二十世紀中國就陷入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矛盾之中：政治與文化的衝突，也即政統與道統的衝突。
這樣的衝突在清末變革中已現端倪，二十年代之國民革命有所表現。這兩次偏離尚不
明顯，且迅速回歸。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後即始終堅持主張，自己的理想就是古聖先
賢“天下為公”之理想，自己的事業就是華夏道統之現代展開。蔣中正延續這一思路，於
國民革命之後開始保守化轉向。三十年代的“新生活運動”和六十年代在臺灣發動的“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核心都是自覺接續中華道統，以此賦予政權以歷史文化正當性，增加
社會凝聚力。而蔣中正的這兩個目的也確實都達到了。
在大陸，情況則完全不同，出現了政統與道統之嚴重偏離、對立。延續新文化運動全
盤性反傳統觀念，二十世紀中期，政治權力掀起了一輪又一輪摧毀傳統的社會、政治運動
。此舉獲得城市知識份子等精英群體的全力協助，由此也形成了一個與傳統完全斷裂、並
且截然對立的思想觀念體系，並通過強有力的宣傳、教育體系傳播到全社會。人們試圖在
廢墟上全盤構建一個現代道統、學統。在這個時代，政統對道統全面開戰，權力與生活處
於戰爭狀態。
上個世紀中期中國全部問題之總根源正在於此：儒學完全斷裂，家庭制度和觀念遭到
嚴重衝擊，傳統信仰遭到抑制。鄉村精英遭到毀滅，城市新興的專業人士和公共知識份子
群體壓制。私有財產制和市場機制被抑制，私人工商業業基本消失——而這兩者其實古已
有之。也就是說，所謂的命令經濟及與其相關聯的種種政治、文化安排，乃是反道統之必
然結果。
歷史是冷酷的。政統反對道統的結果是社會之嚴重失序、乃至於無法運轉，價值、文
化、經濟、社會、政治，無不陷入絕境。這就是中國在七十年代末的處境。
回歸道統已經開始
道統具有構造自我恢復之力量。這種力量在五十年代就已經發揮作用。彼時之政治鬥
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政治議題之現代轉換：有人主張從“馬上打天下”轉向“馬下治天
下”，承認自發的風俗，承認私人產權。劉少奇還試圖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黨員思想訓練
中。但另外一群人則堅持“馬上打天下、馬上治天下”的不斷革命理念，兩者激烈衝突。
雙方力量對比到七十年代末發生大逆轉，“馬下治天下”理念開始佔據上風。鄧小平
思想之總體特徵是放棄重建道統之雄心。由此，華夏道統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說，八十年
代以來中國所發生的全部良性變化之根源，就是道統之自我構建，也即傳統之復歸。人們
一般用“改革開放”來刻畫鄧小平時代三十多年的歷史。但從長遠的歷史視野看，過去三
十年中國社會之變化其實是政治與文化和解的過程，是政統化解與道統對立的過程。這至
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權力對於不自覺間奉行黃老之術，社會的控制有所放鬆，放權讓利，與民休息
。由此而有了傳統的私人財產制度、市場制度之復歸，此一制度回歸與新自由主義無關，
而是傳統回歸之結果，正是它帶來局部的自由與奇跡般的經濟繁榮。
其次，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全盤反儒家之文化與政治狂熱趨於緩和。傳統的社會組織
，比如鄉村之宗族，開始自然地回歸。中國固有之風俗得以伸展，社會得以重建自治機制
。從烏坎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
再次，道學復興，不少人產生了“儒生”之角色自我認知，並潛心於經學研究。在此
基礎上，思想學術界開始回歸儒學，儒家思想研究成為思想學術界的熱門。尤其是過去十
年間，幾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歸儒家傳統，即便其價值訴求和政治立場並不相同。
在宗教領域，過去三十年，中國出現了強勁的宗教復興，尤其以佛教最為繁榮，而佛
門大德通常堅守華夏道統。
過去十年間，不少商業精英也開始回歸儒家，歸宗於道統。有些企業家運用儒家式管
理理念，有些企業家以儒家士君子自我期許。
在這些社會自發力量的推動下，執政黨開始緩慢地回歸。較早的跡象是九十年代初，
執政黨正面宣導“國學”。隨後，它把“中華民族復興”作為主要政治目標。由此當然也
就開始修正對儒家的態度。當局已承認，孔子乃是中國文明最偉大的象徵。為此，將在海
外開展文字、文化教育的機構命名為“孔子學院”。在此過程中，儒家的辭彙、理念逐步
進入官方話語體系中。“和諧社會”綱領的提出是中共對傳統治國理念進行的一次相當具
有想像力的創造性轉化。
有了這些變化，去年10月份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中的一句話，也就順理成章：“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
進文化的積極宣導者和發展者”。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並且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
。這句話等於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與政治的衝突，政統與道統的對立。
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轉變？公報提出兩點理由：第一，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
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要
求更加緊迫。此處所謂“大變革大調整”，說穿了，就是中國在世界上已處於坐二望一的
位置。今日中國不得不分擔世界領導者之角色，而沒有自主而強大的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力
量，就不可能世界領導力，而這兩者只能來自於綿長而普遍之道統。
第二點，當代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
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
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
實際上，《論語‧子路第十三》孔子師徒的一段對話已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以文化人，人才可脫離禽獸狀態，而進至於人的狀態。如此，人才會如托克維爾所說
，用心靈支配財富。若沒有文化來化成人、控制人的欲望，財富的增長必然帶來災禍。當
代中國嚴重的精神、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失序，皆源於忽視乃至敵視心靈價值之物質
主義，其具體表現，在政府為增長主義，在民眾為拜金主義、消費主義。這是瓦解秩序的
力量。當局已經意識到，必須遏制這種力量，而提出文化自覺命題，而這個時代可以依賴
的文化，只能是中國既有之文化，也即儒家文化。
可以說，當代中國所發生的最為重大的變化，實乃華夏道統自我構建之產物。中國的
文化、政治精英已經部分自覺地意識到，唯有回歸道統，中國的諸多重大問題才有可能地
道解決。確實，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國民國家秩序之構建，它涉及精神秩序、文
化秩序、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國際戰略等多個面相。唯有回歸道統，才能重
獲化人之文，重建仁義禮智，由此才可以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秩序。由此，中國文明才是實
實在在的。通過回歸道統，知識與道德、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隔閡才可彌合，社會秩序才有
可能重建。通過回歸道統，體制內、外或可化解敵意，從而完成制度轉型，構建保障人的
尊嚴與自由之制度。同樣是透過回歸道統，借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構造“天下”之智慧，
中國也可以讓世界秩序趨向健全。
簡而言之，道成國民，道成憲法，道成秩序。作為主權者的人民是由文化界定的，作
為人民寄身之所的國家則由道統賦予生命。惟有回歸道統，中國人才是中國人，唯有明確
的價值，才能指引國家制度向著健全的方向演進。歸根到底，惟有回歸道統，中國秩序才
有可能。
精英當走出愚昧與盲目
但是，當代中國之文化、政治建制對道統之復歸是不完整的。全部的阻力來自精英群
體，尤其是以反傳統為榮的知識精英與迷信物質主義的權力精英所結成的奇怪的文化—政
治同盟。
毫無疑問，民眾的回歸意願是本能而強烈的，過去三十多年間傳統的複歸系以民眾自
發的回歸為先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精英群體及整個主流文化、社會、政治建制，基於
種種現代意識形態和惟理主義迷信，對這種回歸趨勢採取警惕、疑惑、很多時候是抵制的
態度。
也許可以說，當下中國最為根本的社會文化難題就是，民眾向傳統回歸的強烈意願，
與包括政府在內的精英群體背“道”而馳的愚昧之間的對立。民眾不自覺地循道而行，精
英群體卻因為惟理主義的傲慢和物質主義的盲目，而背對著華夏之道。這正是當代中國未
能完成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之構建的原因。
這也正是過去二十年間精英與民眾日趨分立、對立的根源。一般政治、知識、商業精
英沒有道統意識，也就沒有道德倫理意識，反而最先做了物質主義的信徒。由此，他們的
道德權威蕩然無存，反而成為小丑。另一方面，以社會良心自詡的法、俄式知識份子則堅
持反傳統立場，對道統開戰。但是，隨著民眾的向道之心增強，此類啟蒙者的理性優越感
正在變成自怨自艾。
中國社會能夠走出百年困境，重建健全秩序的關鍵也正在於，精英群體能否意識到自
己的盲目與愚昧，而幡然向道，回歸道統？
21世紀經濟報導，2012年4月30日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30-357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