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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習近平上位之后，特別是2015年以來的外交動作，不難看出中國已開始告別“韜光
養晦”的方略，新的大國謀略正在逐漸成型，究其內容來看，筆者認為基本可以用“東
固”、“西進”、“北聯”、“南躍”來概括。
“東固”：表面上看，中國在其東部和東南部（特別在南中國海）的態勢頗具進攻性，
實質上卻是在奉行“以攻為守”的方略。北京知道，要突破美國在那里處心積慮布下的
島鏈，非一日之功所能及。設立防空識別區、在釣魚島海域巡航、在南中國海快速填海
造島等舉措，一方面是宣示主權，更重要的動機是在島鏈之內建立據點，形成“進可攻
退可守”的防衛體系。
南中國海、黃海和東海既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日韓的重要能源輸送通道，中國
的策略是：既然你設島鏈封鎖我，我也可以在島鏈之內扼住你的命脈。所以，中國在此
只是佯作強勢，固防才是真正的目的。
有專家認為，眼下的“一帶一路”說明“陸權說”在中國戰略中戰勝了“海權論”，其
實不然，中國的國策明顯是“雙管齊下”，只不過在東部和東南部盡量保持低調，避免
節外生枝，但其“藍色戰略”貫徹之速度一點都不亞于西進的節奏。
在中國的東亞戰略中，朝鮮早已從當年的“血盟”關系冷卻為鮮有來往的鄰居關系；而
韓國則成為保證朝鮮半島均勢和撬動美國遠東安保體系的杠桿，被中國賦予更重要的地
緣政治意義。就目前來看，北京與首爾的關系合作大于競爭，但雙方的“戰略合作伙伴
關系”還不是盡善盡美，亟待充實內容。
相比之下，“中日關系”一落千丈，從原先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伙伴關系” 淪為普通
的“戰略互惠關系”，即便是這個“戰略互惠”也徒有虛名，雙方現在更多地倒是對抗
，因此，日本至今仍然被排除在中國的“伙伴”序列之外。由于中國的崛起速度超乎尋
常地快，日本目前實際上面臨兩個選擇：要么給中國做老二，要么繼續做山姆大叔的跟
班。從目前的情況看，安倍政府顯然選擇了后者，因為他的當務之急是修改二戰后束縛
自己的“和平憲法”，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唯有聯美抗華這條路。
“北聯”：中國北方的鄰居只有俄羅斯和蒙古兩家。“烏克蘭危機”讓俄羅斯在歐洲受
挫，迫使它不得不更加靠近中國。俄羅斯的遠東部分有點像一座爛尾樓，經年閑置，野
草叢生，至今沒有一個可行性很強的發展方略。普京描繪的“歐亞經濟聯盟”雖然包含
遠東地區，但他的戰略重點依然是歐洲，所以它需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中俄關系。
蒙古從地緣政治和歷史傳統上說對中俄兩國都很重要，礦藏也相當豐富，中國一直想拉
攏烏蘭巴托，但又不愿做得太明顯，刺激普京的敏感神經。直到去年夏天，習近平才帶
著“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和“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去這個默默無聞的
內陸鄰國串門，正式將兩國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羌笛無須怨楊柳，春
風已度玉門關。”這是習近平要給烏蘭巴托傳遞的善意信號。同時中國若要實現自己的
戰略目標，也必須確保北部的穩定，因此，聯合俄蒙就成了一種必然。
“南躍”：“一帶一路”的第一步究竟應該在哪里邁出？相信中南海決策層對此早已胸
有成竹。的確，在這個大戰略的三個進取方向中，西南部（巴基斯坦）要比西部和西北
部距離近阻力小，因為在中國眾多的雙邊關系中，中巴應該算是患難之交，穩定性最強
，因此，伊斯蘭堡在北京外交中獨享“全天候全方位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這個稱謂也就
不奇怪了。
即便如此，兩國并非單純的“感性關系”，而是非常現實的戰略互需關系：中國的“南
線戰略”就是要躍進印度洋，避開被美國控制的馬六甲海峽，縮短能源供給線，因此，
習近平2015年訪問巴基斯坦時與巴方簽署的價值460億美元的經濟協議，旨在形成以“巴
中經濟走廊”為中心，瓜達爾港、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合作為四重點的所謂“一
加四”的布局，同時，中國也需要通過巴基斯坦來制衡印度這個區域大國。中巴合作中
，中國主要的動機是政治戰略性的，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出于經濟考量。
“西進”：中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等國的領土糾紛，以及美國奧馬巴政府 “重返亞
洲”的所謂“戰略再平衡”政策，一方面導致中國在東部基本處于沖突狀態，另一方面
倒也催生了中國的“西進”戰略。這個被習近平冠以“一帶一路”的戰略主要基于內政
和外交的考量：一、帶動中國西部的經濟發展；二、輸出中國國內的剩余產能；三、加
強與西部伊斯蘭鄰國的關系，有效控制疆獨等恐怖勢力的蔓延；四、開辟新的能源通道
；五、通過雙贏合作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填補美國在那里的權力真空，從而增加與美
國的合作層面，減少與其在東亞的沖突壓力；六、突入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陸心說
”），拉近與西歐聯合的距離，形成歐亞攜手的大趨勢，削弱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優勢。
這個大戰略飽含機遇，但無疑也充滿風險。西行漫漫，雄關如鐵，我們看到中國正在邁
步從頭越。筆者相信，中華民族的復興始于東部，但最終的完成將在西陲。
19世紀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可謂是外交斡旋的大師，他提出的“現實政治”（Real
poltik）曾經成就了他在錯綜復雜的歐洲棋局中游刃有余。俾斯麥認為，當政者在處理
內政外交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避免參雜個人感情、倫理道德、意識形態、政治理念等
因素。
習近平上臺后的新政明顯帶有俾斯麥的“現實政治”色彩，與俾斯麥不同的是，中國已
經徹底告別結盟這種外交手段，更多信奉的是19世紀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說過那句名
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作者是德國時評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