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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廿六至廿七日的會議中，習近平獲得「人民領袖」頭銜。（美聯社檔案
照）
2019-12-30 05:30:00
〔編譯黃靖媗／綜合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廿六至廿七日召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專題民主生活會，在總書記習
近平主持下，其餘廿四名委員輪流發言，進行歲末檢討，聲稱習近平「展現了共產黨人堅
定的理想信念、人民領袖深切的為民情懷」。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人民領袖」稱呼習近
平，專家指出，這是中共繼一六年確立「習核心」、一七年 「習思想」寫入黨章、一八
年「習思想」寫入憲法後，又一體現習領導地位的標誌。
美議員譏︰「人民」不含維族法輪功
中共政治局繼二○一七年十月首次稱習近平為「領袖」後，此次又在領袖前加上「人民」
兩字。在中共歷史上，僅有毛澤東與華國鋒曾被稱為「領袖」。華爾街日報指出，日前外
洩的新疆再教育營內部文件，讓外界更加懷疑，中共內部對習近平的政策看法分歧；習近
平的新頭銜並未進一步擴張他的實權，而是象徵在面臨國內外經濟和政治挑戰之際，黨在
習近平領導下的團結氛圍。
分析中國與中共文件的研究計畫「Official China」主管曼紐爾（Ryan Manuel）認為，
「人民領袖」頭銜意味著，習近平需要中共黨員公開肯定他的權力。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
系前講師吳強則指出，習近平被冠上「人民領袖」頭銜，似乎是為了向大眾傳遞獲得廣大
支持的合法性地位，超然於派系及菁英內鬥；習近平正在以「人民」的名義，壓制黨內不
滿聲浪。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指出，即使過去一年來美中關係不斷惡化、香港爆發「反送中」示威，
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明年恐無法「保六」，習近平在今年的民主生活會中，仍
未自我檢討，而其他政治局成員深怕被打成「兩面人」、「偽忠誠」，只能讓會議流於捧
習大會，讚揚習近平的決策「高瞻遠矚」，「人民領袖」的頭銜也因此出現。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Ben Sasse）廿八日針對習近平的新頭銜發表聲明，反問「
如果習近平是『人民領袖』，那麼誰是『人民』？」抨擊習近平所說的「人民」，既不是
指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也不是指被強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更不是指在一胎化政策下
被拋棄的女嬰，而是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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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領袖習近平引發的猜疑
https://bit.ly/2MGaeEP
作者：安德烈
觀察人士都注意到了，年終中共政治局開了兩天的這場「民主生活會」，包括常委、委員
都向習近平做了彙報、檢討，新華社公布的一張照片顯示，習坐在正中央發話，兩排是忙
着記筆記的委員們，似乎久違了，但這又是一個非常熟悉的畫面，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發表
指示時，所有的高官們都在低頭記筆記。新華社發出的這張畫面上，李克強還擡起頭笑着
，給人勉為其難的感覺。
習近平最後總結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大家事先做了準備，調查研究，然後做了認真的檢查
，批評和自我批評。隨後，習近平叮囑各位「注意事項」，包括「從嚴管好家屬子女和身
邊工作人員，抓好家風家教」等等。
這次政治局會議同去年那次不同的是，在一堆贊語之外，習近平獲封「人民領袖」。政治
局的正式評價是這樣的：「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風險
挑戰，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統攬全局、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展現了共產黨人堅定的
理想信念、人民領袖深切的為民情懷、馬克思主義政治家高超的政治領導藝術。」港媒有
分析指出，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領袖」來稱呼習近平。據指這是2016年確立「習
核心」、2017年「習思想」寫入中共黨章、2018年「習思想」寫入憲法後，又一個體現習
近平領導地位的標誌。唯一的疑問是，以習近平領導地位已經至高無上，還需要體現領導
地位嗎？
有人分析，中共高層的黨內民主生活會，名義上大家可以互相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習近
平獨尊的地位，別人批評或者敢於「犯上」的可能性極小，除非習近平本人對2019年發生
的事感到不安，做點象徵性的自我批評。即便是中共鼻祖毛澤東，當年在「七千人大會」
上也對餓死幾千萬中國人一事做過自我批評，當然後來證明毛是權宜之計，發動了文化大
革命解恨。習連表面文章都不想做，但是中國2019年發生的事太多了，法國『世界報』評
論，2019年，是習近平的恐怖之年。香港反送中，持續六個月，在在是對着北京而來，北
京承諾的一國兩制，不斷被蠶食，北京許諾的直選，遙遙無期，然後就是香港警察的濫權
。香港，知名的東方明珠，變成今天的情狀，習近平到底是誤判錯判還是執意這麼做，才
使得香港一發而不可收，是否應該問一下為什麼？至於中美貿易戰，中國經濟之冬，中國
在國際上處處碰壁，當中國的人均財富還處在世界中下水平的時候，中國的統治者不顧數
億人的生活水平還在聯合國的貧困線之下，一意孤行地追逐世界軍事霸主的地位……西方
國家對中國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警惕，習近平多少應該想一想這些都是為什麼，這裡面
有多少自己的誤判，有多少自己的狂妄，至少對委員們表示一個態度，沒有，而且更上一
層樓，當上了人民領袖。
人民領袖應該得到人民愛戴，憑什麼呢？僅僅憑每年下水的軍艦噸位越來越多嗎？僅僅憑
揮灑人民的資源為贏取外國的一兩聲讚美？習近平聽到過自己的人民譏諷「大撒幣」這件
事嗎，可能沒有聽到。中國的言論控制越來越嚴重，在發生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
現在已很難聽到人民怨聲載道。2020年，中國在各地實施社會信用制度評分後，幾億個監
視鏡頭安裝在人民頭上，說了被認為不符合政治正確的錯話，或者做了錯事，就被列入「
失信」名單，坐車坐飛機住旅館都有問題，中國真正進入奧威爾『1984』里描述的那個處
處都有「老大哥」監控人民的社會。中國號稱是一個和諧的多民族國家，如今，在海外幾
乎每天都能聽到，維吾爾人尋找自己在新疆的親人的撕心裂肝的呼聲，有些人失去了父親
，有些人失去了哥哥，一些著名的維族學者，因為多提了些建議而被重判，比如伊力哈
木.土赫提，這位北京學者就是因為向政府建議，應該傾聽一個民族的呼聲，不要把他們
推向邊緣，結果被抓去了新疆，以恐怖罪判處無期徒刑。有分析指出，中國的領導人的某
些做法令人不敢想象，他們要用一黨的觀念去重新注釋各個宗教的經典，要用領袖思想來
改變宗教信徒的思想，難以想象啊。
「習近平不是一個傻子」
習近平執政這幾年，中國內部多出許多「獨」：藏獨、蒙獨，疆獨、台獨、現在還有了港
獨，這明明是一個政府在撕裂自己的人民嗎。在國外，戰狼外交，處處碰壁，還還說「外
交贏得滿堂紅」。於是，中國民間便有了一種懷疑，香港危機，中美貿易戰，步步失算，
香港地方選舉民主派大勝，中共中央根本沒想到？到底是習近平誤判，還是習近平受到了
蒙蔽，如果受了蒙蔽，那就是受到授予他「人民領袖」的委員們的蒙蔽？
習近平的有些極端的做法讓觀察人士驚訝，在中國國內，私底下一直有種懷疑他是不是一
個傻子的猜疑，這樣猜疑一個國家領導人當然很不敬，但是必須承認，這一說法很流行，
就連被視為中共大外宣的『多維』12月28日在「習近平的歷史挑戰：民族復興與第五個現
代化」一文里也使用了這一說法，儘管人家使用的前提肯定是否定的。這段話很有意思，
我們把這段有針對性的文字抄在這裡：
「習近平不是一個傻子，他是從中共內部的激烈競逐中搏殺出來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
在地方歷練時，他斂藏鋒芒，韜光養晦，不顯山不露水。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立刻展現
殺伐果斷的魄力和爐火純青的政治鬥爭藝術，短短幾年時間就幹掉了黨內所有『團團夥夥
』，成為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最有權威的領導人，並且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最有代表性的
政治象徵。他可能未必如中共宣揚的那樣天縱英明，十樣全能，那肯定有宣傳包裝和造勢
的成分，但你若認為習近平不懂治國，那其實不是他傻，而是你傻，是你被自己的意識形
態與偏見遮蔽了眼睛，因此不能對習近平建立全面、確切的認識。事實上，對於習近平，
就算有些人不認同他的政治路線，也必須承認他具有非常卓著的、遠超常人的政治能力，
具有一個大國領袖的各項政治能力。」
這段分析走的是傳統的宮廷陰謀路線，以「成王敗寇」的古代意識褒揚習近平不顯山不顯
水的殺機，結論是：「但你若認為習近平不懂治國，那其實不是他傻，而是你傻……」。
這就不難理解，中共政治局為什麼賦予習近平那麼崇高的地位，然後在這次的生活會上，
再封他一個「人民領袖」。
註：該評論原文 https://bit.ly/2F536xI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挑戰林林總總，但歷史性挑戰只有兩個，第一
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二是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也即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
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
沉重的包袱
說到共產黨治國理政，大部分台港和西方“自由社會”的人都會忍不住搖頭。其中原因，
除了無法認同共產黨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以及西方“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之間
數十年的敵對渲染，還有一個說來共產黨都氣短的原因，就是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治理能
力確實無法令人滿意，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在生命、財產上帶來過巨大損失。
世界上所有出現過的共產黨國家，雖然無一例外地都將馬克思主義（Marxism）當成《聖
經》，把馬克思放到了神主牌位置，但在政治實踐中，都無一例外地把列寧主義（
Leninism），甚至是斯大林（Joseph Stalin）那一套高壓專政模式奉為圭臬。因此，觀
諸世界各主要共產黨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崇尚國家暴力與高壓專制，都為政治路線差
異和權力集中進行過大規模政治清洗，都因為對意識形態充滿浪漫主義的烏托邦想像而脫
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搞出過大範圍的嚴重飢荒。
大部分共產黨政權在國家治理上也談不上法治。毛澤東就曾坦率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
法無天”。共產黨將“黨領導人民革命和建設國家”的過程，定義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
級的壓制，將這種國家治理形式定義為“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何為
“專政”？列寧曾赤裸裸定義“專政的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
權”。列寧主義不僅將政權放到了所有法律體系之上，在國家治理上也主張拋開所有法律
體系，直接用國家暴力對待非屬於本階級的社會群體。更糟糕的是，這個專政對像的認定
，又掌握在執政黨甚至某些領導人個人手裡，因此在政治實踐中，出於政治路線與權力鬥
爭需要，甚至是某些領導人個人好惡，隨意將某些群體或個人歸為“階級敵人”，遂行暴
力鎮壓與肉體消滅，使得政權的暴力屬性非常鮮明。斯大林和紅色高棉就將這種國家政權
的暴力屬性發揮到了極致，毛澤東時代也經常犯各種政治運動“擴大化”的錯誤。
進入現代社會，隨著現代政治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也可能是階級敵人已經被消滅得差
不多了，共產黨的暴力偏好和原來相比有所緩解，但專制與暴力文化已近滲透到其政治基
因，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共產黨國家普遍采用的單一制中央集權模式，又使得上級部
門與官僚不僅掌握著多數國家與社會資源，還掌握著下級官僚的前途與命運。這樣一來，
上級官僚就存在著脫離群眾的風險，而下級官僚則因此而形成了“對上不對下”的政治文
化，為保官帽，經常寧左勿右，把上級要求層層加碼向下傳導，使得基層不堪重負，習慣
於搞“一刀切”的運動式治理，文件治國或批示治國，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嚴重，社會為
此付出了巨大成本。
除此之外，致力於消滅“階級差異”的共產黨政權還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即在長期的執
政過程中，因為失去了自我革命的勇氣，加上對自身監督不力，一些人開始腐化墮落。大
部分官員和政府職員則因為掌握著社會宏觀財產資源的分配權力，而依托執政黨和政府自
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新的、實質上在各方面已經普遍優越於一般民眾的職業群體。隨著這
個新階級的形成與不斷鞏固擴大，階層之間的歧視與衝突，尤其是共產黨脫離群眾的風險
在不斷上升。
共產黨身上的這些毛病，在實行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的台港和西方社會也好不到哪裡。譬
如階級問題，共產黨國家正在隱約浮現出新的階級與階級對立問題，台港與西方社會就沒
有這個問題嗎？如果沒有，正在香港發生的騷亂，在法國發生的黃背心運動，在南美國家
智利發生的暴亂，在美國發生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台灣發生過的太陽花運動是怎麼回
事？這些社會衝突的表像五花八門，招致衝突爆發的直接原因各個不同，但在本質上，反
映的都是基於經濟與政治利益分配與對立的階級問題。列寧和毛澤東，雖然在階級問題上
被普遍認為太過激進，在建政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國家暴力，但他們都看到了問題本質
。事實上，馬克思的政治理論學說，以及以馬克思為指導掀起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
建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問題，如果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嚴重的階級問題，根本就產生不
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另外，在國家暴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家致富的過程，也無一不是伴隨著暴力與殺戮。法
國資產階級革命從頭到尾都伴隨著最血腥的暴力衝突。在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的最早發源
地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為資本原始積累攢下了第一桶金。之後，在工業革命中崛
起並掌權的英國資產階級又靠炮艦和鴉片征服世界，將大英帝國的富庶與榮耀建立在殖民
地人民的生命和血淚上。美國的崛起過程也血債累累，在美利堅國家霸權的底層，躺滿了
印第安人、黑奴和華工的屍骨，美國的領土擴張過程，就是北美大陸原住民被屠殺、土地
和財富被搶奪的過程。日本明治維新崛起後也向周邊擴張侵略，給周邊國家和人民帶來了
深重災難與恥辱記憶。就算在自認為被日本“善待”了的台灣，在日本殖民的前三十年過
程內，也屠殺了超過四十萬人，幾乎所有有血性、敢反抗的台灣人都被日本屠殺殆盡。中
國內戰失敗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和共產主義一點邊都沾不上，完全是一個脫胎
於江浙資產階級和買辦勢力的資產階級政黨，在退守台灣後因為統治正當性需要還自稱為
“自由中國”，不是也制造了令很多台灣人今天想來仍心有余悸、說起來還恨得咬牙切齒
的“白色恐怖”統治？
所以，在國家的本質及國家治理的最根本問題上，“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是烏鴉落
在豬身上，誰也沒資格說對方黑。“自由世界”近一百年來所以能嘲笑“共產世界”，主
要是後者還處在制度初創期，仍在以愚蠢乃至赤裸裸的暴力方式進行國家治理，而且有些
重要的共產黨國家，比如蘇聯和南斯拉夫等，還在和西方的制度對決中失敗解體了。現在
的社會主義國家相對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又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還普遍比較落
後，國家治理上還普遍落後，因此不幸成為了西方對比和嘲弄的對像。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自由主義退潮，歐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陷入困境，
而中國在經濟上一枝獨秀，政治上高度穩定，人們開始關注中國經驗，一些進行制度研究
的專家學者也開始認識到這種制度的國家和民族文化適用性。但總體來說，因為各種歷史
及現實原因，還是無法接受這種制度所代表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因為這種
制度的上述各種內在弊病，也制造了很多不可思議的惡劣個案，嚴重影響了外界觀感。
而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則已經運行了三四百年，各方面已經高度成熟，在制度設計上，通
過引入選舉民主和憲政機制實現了權力和平更迭；在公民權利上，通過開放式的選舉制度
和言論機制滿足了民眾政治參與以及對政黨、政治人物的監督。雖然今天的資本主義體系
還存在著根本性問題，但技術進步和國家在經濟與分配領域的宏觀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減
緩和弱化了矛盾爆發。
另一方面，人類都有選擇性記憶的通病，隨著血腥與暴力掠奪的記憶日久遠去，留下了的
都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世界”的美好剪影，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法治等，這些代表
著人類社會美好價值追求的名詞，不僅成為台港及西方制度的像征，就算是在“共產世界
”內部也極具誘惑力。甚至共產黨中國，在習近平上任之後，也推出了32字的“核心價值
觀”，將所有這些好聽的名詞一網打盡。
毛澤東魅影
然而我們知道，習近平雖然將這些名詞一網打盡，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
但他要在中國搞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台港及西方“自由世界”所熟悉的，以及
中國自由派所期望的概念完全是兩回事，二者之間無論在內容實質上，還是展現形式上，
都有著本質差異。
習近平永遠不可能在中國搞自由資本主義，他因此在所有這些名詞前面加了一個前置定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這些概念在中國落地，必須滿足兩個前提，即“中國
特色”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前提一點都不能動搖。2018年，習近平修改中國憲法，將
中共“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寫入憲法；2019年10月，在中美貿易
戰和香港騷亂背景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習近平又為中共治國理政總結出了13個
“顯著優勢”，提出了13個“堅持與鞏固”，徹底斷了中國自由派及台港與西方社會對中
國政治發展已所剩不多的幻想。
為什麼習近平對社會主義具有如此強烈的執念，一定不會在中國搞自由資本主義？原因無
非有三個。
第一，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所倡導的價值觀念能夠內在契合。和西方政治發軔
於古希腊、古雅典的原始城邦制文化不一樣，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個單一制中央集權威
權主義國家，國家治理講究秩序、公平，利益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個有力的中央
政府從來都是國家興盛的政治前提，而中央權力削弱到崩潰的結果，無一例外地都制造過
悲慘亂世。雖然封建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但這些歷史傳承與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得
任何一個稍有歷史認知的人，即便不是習近平，也會選擇社會主義而非自由資本主義。因
為對中國這樣具有獨特政治與社會文化特質的社會來說，選擇自由資本主義，弱化中央政
府權力，放棄公平價值，縱容資本主導進行利益分配，簡直就是在政治上自尋死路。
第二，中國自清末以來一直在探尋出路，君主制、立憲制、總統制等各種方案都一一進行
了試錯，事實證明各種制度都走不通，最後只有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在毛澤東將馬列主
義（Marxism-Leninism）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相結合後才取得成功，並且在鄧小平提出改革
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不到40年時間，就迅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雖然在此過程
中中共也走了很多彎路，制造了諸如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政治悲劇，官僚們寧左
勿右，社會治理總是陷入“一刀切”的運動式整治，但總體來說，這套制度的適用性毋庸
置疑，成績有目共睹。對中共來說，既然這套制度模式如此成功，為什麼要“出軌”另尋
出路？所以，選擇社會主義，對中共來說也是一種路徑依賴，換習近平之外的其他人主政
，也會做同樣選擇。
第三，習近平是個紅二代，在他這樣的人看來，紅色江山是祖宗打下來的，怎麼可能在自
己的手裡丟掉或變了顏色？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十足的“封建”，就算是吧。不過看看美
國，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後回歸保守主義的做法，以及對移民和有色人種的態度
，是不是也有扞衛他們白人打下的“祖宗江山”的本質呢？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騎著白
馬上白頭山，和習近平到紅色根據地有什麼差別呢？這實際上都是一樣的道理。
既然不會搞自由資本主義，那麼習近平會搞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呢？觀諸他上任以來的很多
做法，尤其最近幾年來，在治國理政的很多手法上都有毛澤東當年的影子，也因此有人說
他根本就是毛澤東的化身。因此，他會不會搞毛澤東時代“無法無天”、高壓專制的原教
旨社會主義呢？
人們有這樣的擔心並不奇怪，甚至還可以理解。為什麼？因為毛澤東晚年凌駕於制度、法
律和中共整個組織體系之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給中國帶來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人們的印
像實在太深刻了，當人們看到另一個有類似於毛澤東特質的政治人物出現，有擔憂實在是
太正常了。尤其是這幾年來，中共的政治文化在向傳統回歸，最頂層的權力結構也向最高
領導人個人高度集中，這種政治回歸，喚醒了人們對毛澤東晚年政治空氣與權力結構的驚
恐回憶，使人們忽略了這種變化實質上是對胡錦濤執政後期，最高領導人因權力旁落而出
現的分散主義格局的制度性糾偏措施，中共自己也因為文宣的僵化“八股”未能向社會解
釋清楚。
另外一個必須強調和需要中共注意的是，在具體的社會治理中，官僚們的國家暴力依賴和
運動化趨勢這些年有增強趨勢，在治理壓力下官員們擅用強力部門和專政工具，權力在人
民面前應有的謙卑和謙抑精神正在消失；文宣和意識形態不斷收緊已經被普遍認為太過嚴
厲，不僅顯示不出“四個自信”，還和中國崛起的形像與戰略需要不配；過度的政治行為
也已經衝擊和影響到經濟領域的生產性行為，從而使得經濟在內部結構性改革和外部衝擊
下又面臨更大壓力。這些困擾了共產黨上百年的老毛病，在今天的政治轉型中又突顯出來
，有些問題已非常過火，從而影響到了人們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信心。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冷靜下來想一想，這些問題，是否就意味著習近平會走上毛澤東時
代高壓專制的原教旨社會主義道路？恐怕又未必。
習近平不是一個傻子，他是從中共內部的激烈競逐中搏殺出來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在
地方歷練時，他斂藏鋒芒，韜光養晦，不顯山不露水。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立刻展現殺
伐果斷的魄力和爐火純青的政治鬥爭藝術，短短幾年時間就干掉了黨內所有“團團伙伙”
，成為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最有權威的領導人，並且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最有代表性的政
治像征。他可能未必如中共宣揚的那樣天縱英明，十樣全能，那肯定有宣傳包裝和造勢的
成分，但你若認為習近平不懂治國，那其實不是他傻，而是你傻，是你被自己的意識形態
與偏見遮蔽了眼睛，因此不能對習近平建立全面、確切的認識。事實上，對於習近平，就
算有些人不認同他的政治路線，也必須承認他具有非常卓著的、遠超常人的政治能力，具
有一個大國領袖的各項政治能力。
既然是這樣一位政治家，怎麼會不知道毛澤東時代高壓專制的原教旨社會主義是死路一條
呢？就算是他想在政治權力和歷史定位上成為另一個毛澤東，又怎麼可能照毛學樣，明知
道毛澤東晚年的“曲折探索”是一場失敗的、錯誤的折騰，還要重蹈毛澤東的覆轍呢？
所以，事實只有一個，習近平具有毛澤東的雄心和政治手腕，借監了毛澤東治國理政的經
驗，借用了毛澤東的一些政治口號，他也確實具有一些類似於毛澤東的特質，像孫悟空一
樣敢於折騰，善於折騰，不僅在黨內、國內折騰，還在國際上折騰，至少在主觀願望上，
他不會將自己定位為第二個毛澤東，不會走毛澤東時代的原教旨社會主義老路。他治國理
政有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對毛的超越。盡管因為共產黨的政黨屬性和官僚主義等政治
文化，確實在一定範圍內引發了左的擔憂。
鄧小平迷思
人們對習近平的評價還經常和鄧小平聯系在一起。對比習近平上任後的執政風格與施政方
向，能發現他確實和鄧小平不同。
鄧小平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習近平提出的“三大攻堅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准
脫貧、污染防治無一不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行。鄧小平時代在經濟建設上更強調效率
，強調先“做大蛋糕”，而在習近平時代，如何更好地“分蛋糕”被放到了更重要位置上
。習近平上任以來推動的令中共各級官僚痛苦不堪的大規模精准扶貧，發誓要在2020年之
前消除絕對貧困，以及將部分國有企業股份劃歸社保基金等，在本質上都是“分蛋糕”行
為，是經濟利益在社會宏觀層面的再分配，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行為也是中共在向社會主
義傳統價值觀回歸。
另外，鄧小平時代強調民主集中，強調集體領導，習近平時代強調集中統一，中央要定於
一尊。鄧小平時代改革是“從下到上”，由地方先行大膽嘗試，在成功後提升為國家政策
在全國推廣，充分發揮地方和人民的改革創新積極性和能動性，習近平時代改革是“從上
到下”，在中央“深改委”的統一安排下從點到面推定，更強調中央對改革制度與政策的
頂層設計。鄧小平時代強調黨政分開，在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微觀治理上著力與建立以
出資人為中心的現代企業制度，習近平時代則是“東西南北中，黨政軍學民，黨是領導一
起的”；不僅2018年中共在十九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沿著黨政融合為主
軸展開，黨的組織體系還進駐到包括外企、民企在內的所有經濟主體，在國有企業也開始
以黨為決策核心，構建新的企業管理體系。
鄧小平時代外交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指導方針，因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需要以
中美關系為外交主軸；習近平時代的外交戰略則是積極有為，不僅更注重對國家核心利益
的保護，還積極地介入到全球治理進程。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仍然無法忽視，隨著中美結構
性矛盾導致的戰略衝突不斷升級，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和周邊中
小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實質上就是毛澤東時代歸類的“第三世界”關系在不斷提升。
在從鄧到習的時代轉變中，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是一個具有時代性標志的分水嶺，在那次
會議上，習近平重新定義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鄧小平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人民日益
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不能滿足這些需要的矛盾退場，習近
平時代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正式登場。
習近平還在那次會議上提出了未來中國分“三步走”的奮鬥目標，即到2021年中共成立一
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家的終極
統一也被納入了這個目標進程。習近平在那次大會上宣布，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個
時代的指導思想就是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所以，習近平時代有沒有“去鄧”？毫無疑問肯定是有的，說沒有“去鄧”是沒有信服力
的，因為習近平上任後的執政風格與施政方向，不僅和鄧小平時代的著力點不同，甚至還
有著方向性不同，用中共的政治語言說，就是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和治國路線。
但另一方面，習近平是要否定鄧小平嗎？答案又是否定的。在這個問題上，用基於西方黨
派和民選政治的線性思維來認識從鄧到習的時代轉變，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習近平的政
治路線雖然和鄧小平不同，但他的任何一項政策，又都建立在鄧小平時代的基礎之上，建
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所取得經濟基礎之上。沒有鄧小平時代打下的經濟基礎，很難想像中
國會有今天的國際地位，習近平就算有成為“世界領袖”的雄心抱負，也缺乏物質基礎。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除了“新時代”是相對於鄧小平時代而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主軸，鄧小平理論在形成過程中的全稱
就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政治路線的本質上，習近平和鄧小平的路線指
向了一個相同的終點，而且具有相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習近平對鄧小平的“
否定”就好像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否定”，這種否定是一種批判的繼承，是要完成在新時
代的歷史使命，而不是西方兩黨制下在政治路線上“翻燒餅”。
比如扶貧，鄧小平時代是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提升整體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方式消除貧困，在整個改革開放年代，實現了超過六億人整體脫貧，創造了人類歷史上
的一個脫貧奇蹟。而習近平則是瞄准了剩下的六千萬絕對貧困人口精准扶貧，想要創造另
一個奇蹟。
今天的一些“習粉”為加持習近平而否定鄧小平，和改革開放時期的“鄧粉”為加持鄧小
平而否定毛澤東是一樣的愚蠢。事實上鄧小平在上位之初，面對當時黨內否定毛澤東的風
氣，正是鄧小平一錘定音維護了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地位。今天，當習引領中國進入新的發
展階段，治國理政必然不同於鄧，但這也並不代表著對鄧的簡單否定。從毛到鄧到習，是
一個在批判中繼承的連續過程，這也是當西方將中國的成就都聚焦於40年改革開放的時候
，習近平卻將之拓展延伸到70年的原因。
繼承並超越毛鄧 完成民族復興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時代的關系，還可以從他們在各自時代的歷史任務來認識
。就此一認識，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在《求是》上就有過透徹論述。
曲青山認為，習近平的“新時代”也是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從
1921年的亂世中國一誕生，就肩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
福兩大歷史任務。第一大歷史任務即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隨著共產黨中國的成立而
宣告完成。第二大歷史任務即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算起已過去了
70余年，這個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按照中共對歷史的階段性劃分，從1921年7月中共創建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是相對於孫中山等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
主主義革命而言。這段28年的歷史，關鍵詞概括叫革命。在這一歷史時期，主要是毛澤東
領導中共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新中
國。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中共的社會
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段29年的歷史，關鍵詞概括叫建設。在這一歷史時期，毛澤東是
毫無爭議的領袖，他帶領中共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進行各項社會改革，創造性
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基
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對外則通過戰爭廓清國家邊界。這一時期，毛澤東也犯了嚴
重錯誤，發動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不僅重創了他的英名，也給中共和國家
、人民帶來了嚴重損失，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敗筆，為西方
對社會主義的排斥增添了新的口實，其影響迄今猶存。但瑕瑜共存，毛澤東的成績和問題
要兩方面看。
從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2012年11月的十八大召開，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
放時代。這段34年的歷史，用關鍵詞概括叫改革，因為開放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在這
一歷史時期，鄧小平把中共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發
展的歷史轉折，翻開了中共黨史、國史的新一頁。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
、創造性，國家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使中華民族
大踏步趕上時代，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僅次於美國的全球強國，實現了從站起來
到富起來的飛躍，也實現了對毛澤東的超越。
准確地說，習近平的新時代是從2012年中共十八大開始，計算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時間長度應該是38年左右，用關鍵詞概括叫復興。這一時代目前才開了
一個頭，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對這一時代的前景進行了細致描繪。
這一時代到底會怎樣還有待實踐和時間檢驗，但依照當前中國的發展軌跡，我們幾乎可以
預見，只要共產黨不頭腦發熱，作為領導核心的習近平不犯顛覆性重大錯誤，社會與經濟
活力不被嚴厲收緊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窒息，中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
，在其他與國家實力相關的領域崛起成為一個世界性強國，並完成國家終極統一的目標就
沒有問題。這樣一來，中國就能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第二次飛躍，也就是實現對毛澤
東鄧小平的超越。
對於習近平定義的這個長達38年的新時代，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第一，習近平雖然取消了
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卻不意味著他就會在這個位置上干38年，習近平可能終
身都對中共政治保持影響，但終身制肯定不在他的選項內。
第二，在習近平時代，因為中國崛起對原來以西方，主要是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格局的歷
史性改變，將面臨遠比鄧小平時代更具挑戰性的國際環境，能不能成功應對這個局面，將
成為習近平能否完成民族復興的最大外部挑戰。
第三，習時代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不管是因為中共內部或習近平個人的原因失敗，還是因
為無法應對外部美國打壓而失敗，中國崛起復興的道路都會被阻斷，很可能會再度陷入赤
貧和專政暴力、甚至是國家分裂的災難性深淵。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就是對鴉片戰爭以來
近兩百年幾代中國人努力和夢想的背叛，任何政黨或個人，都將會被銘刻在歷史的恥辱柱
上。所以，越是接近復興目標，越要戒慎恐懼，不要有頭腦發熱，可以翹尾巴的想法。
第四，中國政治發展會繼續經歷一個批判性繼承的過程，38年後，或許也可能更早或更晚
一些，當習近平時代的歷史使命完成，也要接受後人對這個時代的批判。
制度文明的現代創新：第五個現代化
必須認識到，民族復興不是歷史的簡單復歸，它應該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全新階段，讓人民
感受到國家崛起的榮耀，分享國家崛起的喜悅，感受國家崛起的自由與幸福。如果民族，
“復興”的是中國歷史上封建與暴力專制統治，“復興”的是一個新的皇帝或盤踞在人民
頭上的權貴利益階層，那麼這樣的“復興”不僅沒有任何意義，還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對於民族復興的政治內涵認識，必須回到本文一開始就討論過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坦
率面對並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共在短短70年內，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40年內取得了如
此巨大的成績，但是在台港和西方社會，甚至在中國內部，還有那麼多人對共產黨、對社
會主義制度沒有信心？
原因無他，因為世界上所有出現過的共產黨國家，因為其政治理論與意識形態的結構性缺
陷，無一例外地都崇尚國家暴力與高壓專制，都為政治路線差異和權力集中進行過大規模
政治清洗，都因為對意識形態充滿浪漫主義的烏托邦想像而脫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搞出
過大範圍的嚴重飢荒。對中國來說，數千年封建專制的糟粕更是和這個民族文化的精華共
存，一有機會就會泛濫滋生，使得人們不得不保持警惕。尤其是，毛澤東晚年中共在探索
過程中經歷“曲折”，事實上就是極左政治路線和政治暴力，給這個國家人民帶來了極為
不愉快的回憶，而中共官僚的“專政”與“統治”基因，和經常寧左勿右的簡單粗暴即便
是現在也經常發生。
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認識到，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也並非普世制度，將這套制度簡
單嫁接到中國根本不可行。不僅如此，這種制度本身現在也漏洞百出，正經受著越來越多
的詰難。香港騷亂，法國黃背心運動，智利暴亂，在美國發生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台灣
發生過的太陽花運動，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歐洲爆發的債務危機，英國脫歐造成的鬧劇
，以及作為對比的“社會主義”和左翼運動這些年又在西方社會興起，這些都在說明自由
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結構性制度缺陷，也到了刀刃向內進行自我革命的時候。
所以，處在復興進程的中國，怎麼來處理這個制度上的根本性難題？如何在堅持走“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又避免犯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共產黨嗜好專政暴力的
毛病？這些都是習近平要回答的問題。習近平的前任，毛澤東和鄧小平接力基本上實現了
“四個現代化”，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但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上，他們將機會留給了
後人。
為解決這些問題，習近平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是多維新
聞所歸結的“第五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包括制度層面的“治理體系”現代化和
能力層面的“治理能力”現代化，它不僅強調制度，更強調人的作用，他在中國社會主義
政治實踐中的意義，就是要解決上面說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嗜好專政暴力的弊病，完成社會
主義對自身和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超越。
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概念，六年後，就在外界認為這個概
念早就被習近平扔到腦後時，他又把這個概念確定為十九屆四中全會主題。四中全會通過
的《決定》，為“第五個現代化”概括出了13個面向，分別是：中共黨的領導制度體系、
人民當家做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系、社會
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制度、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會治理制度、生態文明體系、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執政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等。這一涵蓋了國家治理各方面的制
度體系，構成了“第五個現代化”的制度支撐，也突顯了和“四個現代化”及西方自由資
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不同。
“第五個現代化”是政治意涵上的現代化，在本質上屬於“政治現代化”的範疇，相對於
“形而下”的器物層面的“四個現代化”，就現代化層級來說，它屬於“形而上”的現代
化。它雖然屬於政治現代化範疇，但和台港、西方，以及中國自由派所認知的政治現代化
完全是兩個事物，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現代化，而不是西方政治語境下的政治現代化
，它致力於解決靠傳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第五個現代化”
不僅是對“四個現代化”的超越，也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超越。
“第五個現代化”有著非常鮮明的民族與文化基因，“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
根基”，但是又要擺脫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封建落後，它強調“制度”與“法治”，就是要
擺脫人治的官僚主義文化和列寧主義政黨的專制暴力情愫。與此同時，“第五個現代化”
又是開放、包容的現代化，不是封閉的現代化，也不是消滅異見的現代化，它的開放與包
容性，不僅應體現在國際上的不同制度文明和治理模式之間，也應該體現在中國的國家制
度設計和治理過程中，應體現出真正的“自信”。
“第五個現代化”就是要致力於提升人民政治生活的品質，從非物質層面為人民提供更加
“現代”的公共服務，它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
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
“第五個現代化”試圖通過在中國的制度和治理實踐，為人類政治文明提供了一個不一樣
的想像。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建立了多樣化的政治文明。習近平在新時代的歷史使
命，就是讓這種多樣化的政治文明再多一種不一樣的展現方式。這是他的雄心，也是他的
挑戰。這一現代化的成色如何，會成功還是失敗，還需要在實踐中由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