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11/4314324
吳介聲 31 Jan, 2020
俗稱「武漢肺炎」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疫情迅速擴散全球，聯合國所屬的
重要國際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皆扮演協助防疫之
重要角色。在各國聯合防疫的過程中，中共滲透國際組織威脅全球秩序之嚴重問題，再度
引起關注。
武漢肺炎疫情發展至今，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從爆發初期
嚴重誤判疫情，到謬讚中共當局善用體制優勢有效控管疫情，以及不建議各國撤僑等荒謬
舉措，並且一再阻止台灣專家參與重要會議，在在引發國際輿論與領導人的抨擊及非議。
有日本資深權威醫學專家對WHO被中共意識形態把持的現象看不下去，明指台灣醫療專業
水平與人才早已凌駕WHO專家會議，可獨立邀集各國專家召開防疫會議。
國際社會付出嚴重代價
此外，ICAO也持續排除台灣，拒絕向台灣提供最新國際民航訊息以及武漢肺炎疫情。WHO
與ICAO的決策高層人事，都可顯見中共精心布局將意識形態深植國際組織決策之痕跡。這
些中共意識形態的擴張，已經造成許多專業誤判，讓國際社會付出嚴重代價，威脅全球秩
序。
WHO是中共經營聯合國組織之重點，也是第一個由中共代理人主政的聯合國重要機構，擁
有194個成員國。秘書長譚德塞為非洲衣索比亞前部長級官員，於2017年由中共扶植的「
非洲聯盟」多國代表支持上任，衣索比亞正是中共「非洲大撒幣」的重點國家。
曾經擔任中共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際合作司司長的任明輝（Ren Minghui），於2016
年被任命為助理總幹事，負責愛滋病、結核病、瘧疾等防治事務，2017年起擔任負責傳染
病的助理總幹事，在此時武漢肺炎防疫居於重要決策地位。
WHO秘書長譚德塞前任為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陳馮富珍是中共「攻佔」WHO高位的指
標人物，曾在2006年WHO秘書長補選時，被輿論指控由於中共向非洲國家「大撒幣」，買
通非洲國家代表而當選，後於2017年卸任。中共「栽培」的陳馮富珍一向配合中共政令、
常為中共辯護，例如2013年中國爆發H7N9禽流感，中共極力隱瞞疫情，陳馮富珍卻稱讚中
共當局處置「迅速」、「透明」。
陳馮富珍曾在2014年非洲爆發伊波拉疫情時被批貽誤時機，導致上萬人死亡。在WHO經費
嚴重不足下，高層每年出差經費高達兩億美元，遠超愛滋病等疫情防治經費，執政奢侈風
格也備受抨擊。然而，忠於中共當局的陳馮富珍仍是政通人和、榮華富貴，現任中國全國
政協常委。
至於擁有192個成員國的ICAO，主要負責制定國際民航技術標準和政策，現任秘書長柳芳
於2015年3月當選，2018年3月連任，任期至2021年。柳芳為前中共民航單位高官，也是
ICAO首位中國籍秘書長。
柳芳主政下的ICAO，不僅極力稱讚與配合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並且加強對台
灣國際合作空間的箝制，使得處於東亞交通樞紐的台灣，長期無法直接獲取國際民航標準
情報以及疫情資訊，並且拒絕台灣代表與媒體出席三年一度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對
台灣持續的惡意霸凌，在近期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已經引爆國際輿論與公憤。
此外，中國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屈冬玉於去年6月23日當選為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秘書長，引發法國輿論界關注及著名媒體大幅報導。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記
者普呂耶特（Cyrille Pluyette）分析，多年來中國取得許多國際組織高位，擔心中國藉
機發展私利、壓制各國對中國人權等批評、否定普世價值、重塑全球治理秩序。
普呂耶特撰文指出，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前主席孟宏偉2018年秋天突然失聯，並傳
出被秘密逮捕受審，其中疑點可見中共極為重視國際組織高官對中共的忠誠度。孟宏偉為
中共公安部前黨委、副部長、中國海警局前局長，今年1月21日被中共判處13年半徒刑，
主因於2005年至2017年受賄。
美國緊盯國際組織之中共代理人
近年，美國當局加速行動，緊盯國際組織之中共代理人，例如美國國會所屬的美中經濟安
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一年多
前曾經提案，呼籲川普政府當局基於安全理由，加強審查美中經濟與技術合作項目，並且
追蹤與記錄在國際組織擔任要職的中共代表。
USCC開設了主題為「國際組織中的中共代表」（暫譯，The PRC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的研究專案，針對中共滲透國際組織發布備忘錄，列出在重要國際組織
中擔任負責人，以及在聯合國主要機構與國際貿易金融機構中擔任要職的中共代表，每半
年更新一次。USCC主要目的是監督和調查美中雙邊經貿關係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是美
國國會四大常設機構之一。USCC每年聽取專家意見，評估中美關係，並向國會遞交年度報
告。
在中共近20年的刻意經營下，許多著名國際組織已由聽命於中共當局指令的中共高官直接
管理，例如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
、國際法院、國際電信聯盟等數十組織，族繁不及備載。
因應中共積極滲透國際組織之嚴肅問題，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鉅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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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滋、SARS、麻風到武漢肺炎，中國防疫重蹈的「面子」覆轍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785/4313477
劉紹華／獨立評論在天下 31 Jan, 2020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
如何提醒謹記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
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似的。
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
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
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
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
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
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
、眾人恐懼憤怒……。
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
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
汙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
脫困境，卻未受檢討。
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汙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汙名，而
不是挑戰汙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
，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寫文說話。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
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為了國家面子，什麼都可以不顧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
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
進一步檢討，是什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
，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
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
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
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
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
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
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型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
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
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
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
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湮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
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呼籲者講了又講，中國還是聽而不聞？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
：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
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
2000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
全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
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
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
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
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
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
而我的研究專書卻因政府的面子問題，欲透過閱讀我的書以了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
也看不見我的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
是什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令我想起我
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
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
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
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
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
社會史的提問。
讓無限重複的輪迴有機會停止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
看到1949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
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
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
，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
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
，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
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
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
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
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
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
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
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二元對立的執著重擔，才
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