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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與張維迎楊小諾交火多年 根本分歧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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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與張維迎楊小諾交火多年 根本分歧究竟是什么
2014/08/15 08:44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和訊網)
張維迎與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爭論要成為建設性的，而不僅僅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道”的口舌之爭
，則應該雙方對爭論對方的觀點和邏輯有準確的把握，從內部邏輯的自洽和邏輯的推論和
所要解釋的現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論的政策建議在實踐中是否取得預期的效果來給予對方
的觀點進行評論。這次在復旦的會上由於時間的限制並未能做到這一點，在事后的媒體報
導中也未準確反映爭論雙方的邏輯、觀點和實證經驗的證據，許多評論就像有位媒體主編
指出的“基本取決於評價者的個人左右傾向而不是觀點本身”。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7月5-6日在上海復旦召開的追思楊小凱逝世十周年的學術會議，會議主辦方原定這是一個
閉門會，不對外宣傳，邀請經濟學界的朋友坐下來一兩天，認真思考和探討一下中國經濟
學科未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在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進行了35年、成
績斐然但問題同樣尖銳的當下，我認為這個倡議十分必要，就欣然應約前往，並根據即將
發表於國外《經濟政策改革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
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一文的內容，準備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科的發
展》的發言。主辦方后來邀請多家媒體的記者參會，對會議上的發言和討論進行了詳細報
導，我想這也是好事，對上述問題的討論確實值得社會各界關注。
按會議安排，由黃有光、我和張維迎三位先做了主旨發言，發言完后進行相互評論。維迎
和我的發言及相互評論在媒體上廣受關注，並連帶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張維迎有關國企改
革以及2002年我跟楊小凱有關“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論。
學者所做的工作是對所觀察到的現象背后的因果邏輯提出解釋，並根據這種解釋提出改進
的建議以供社會各界包括個人、家庭、企業和政府作為決策的參考。每個學者的研究其實
都是“瞎子摸象”，由於觀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資料有異，提出的解釋和建議不同在所難免
，學者間的爭論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徑。不過，爭論要成為建
設性的，而不僅僅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道”的口舌之爭，則應該雙方對爭論對方的
觀點和邏輯有準確的把握，從內部邏輯的自洽和邏輯的推論和所要解釋的現象是否一致，
以及理論的政策建議在實踐中是否取得預期的效果來給予對方的觀點進行評論。這次在復
旦的會上由於時間的限制並未能做到這一點，在事后的媒體報導中也未準確反映爭論雙方
的邏輯、觀點和實證經驗的證據，許多評論就像有位媒體主編指出的“基本取決於評價者
的個人左右傾向而不是觀點本身”。
為了使這場爭論能夠達到會議主辦方原先所設想的“認真思考和探討一下中國經濟學科未
來發展道路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問題”，我想對照中國和其他轉型中國家的實踐，再
次回顧二十年前的國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論，並就中國經驗和回
歸斯密等爭論做進一步的闡述。
一、國企改革的爭論
1995年我和維迎就國企改革問題的辯論，被媒體稱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爭論媒體進
行了許多報導，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資訊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其他文
章，維迎也有系列論著，系統闡述各自的觀點。
張維迎的論述從現代企業理論出發,強調企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對稱安排的重要性。他
認為負責經營決策的人應該享有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讓真正承擔風險的資產所有者選擇
經營者,優先成為企業家,才能保證真正有經營能力的人占據經營者崗位。當一個經濟中不
允許個人成為財產所有者時,就等於失去了判斷經營者才能的可靠資訊。國企改革的出路
是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
我則認為國有企業問題的關鍵是“委派-代理人”之間是否會產生道德風險的問題。國企
（尤其大型國企），是在資金稀缺狀況下為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設立的，由此承
擔了違反比較優勢，在公平、開放的競爭市場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戰略性政策負擔，和為了
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冗員、養老等社會性政策負擔。在有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政府無
法擺脫給予企業保護補貼的責任，形成了預算軟約束。在有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任何有
關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難於奏效，尤其，國有企業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負擔為借口
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
我同時認為，享有剩余索取權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要統一起來，只有中小企業才能做到，大
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派-代理問題,要避免代理人利用資訊不對稱產生道德
風險，侵蝕所有者的利益，必須依靠公平競爭的市場使企業盈利狀況成為企業經營好壞的
充分資訊，並據此來制定經理人員的獎懲，以使代理人和委派人的激勵相容。如果是壟斷
，大型的民營企業也無法解決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改革的起點應在於剝
離戰略性政策負擔和社會性政策負擔,以硬化預算約束,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此公
平競爭的基礎上，中小型國有企業以私有化為宜，以達到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統一。大型的
企業，則不管國有或民營，如果經營好都可以發展，如果經營不好，則都可能被其他所有
制的企業兼並，甚至破產。在復旦的討論會上，對我主張對於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
公平競爭的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重要時，維迎據此認為我主張把大型企業都國有化，顯然
是一個誤解。
維迎和我的觀點就內部邏輯來說都是自洽的。從實踐來講，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國的
中小型國有企業基本都已經私有化，大型國有企業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
現代公司治理的思路進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會、監事會，有不少還成為上市公司。到現
在冗員等社會性負擔基本已經剝離；並且，由於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本迅速積累，許多
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大型裝備、汽車等產業在中國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有
了競爭優勢。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專題》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議應該
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以金融抑制、資源低稅費和市場壟斷的方式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暗補
，放開要素市場，建立完善的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在市場上讓各種所
有制的企業公平競爭。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資本技術極端密集，仍然違反中國比較優
勢的國企，則和發達國家一樣由財政撥款直接補貼。
維迎的觀點則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實踐，除了波蘭、白俄羅斯、斯洛文尼亞和烏
茲別克斯坦等少數國家外，基本按現代企業理論的政策建議，把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但
是，結果和改革預期達到的目標正好相反。根據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和其他許多國外
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除了在私有化過程中出現許多低價甩賣國有資產造成分配不均和寡
頭壟斷的情形外，大型企業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維迎爭論時所預測的那樣，目前從國家
拿到的補貼比在國有時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並且，就經濟總體表現
情形，在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以及斯洛文尼亞，和在前蘇聯國家中表現最好的白俄
羅斯和烏茲貝克斯坦則都是沒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
二、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
小凱是我在留美經濟學會成立之初就認識的朋友，自那時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
們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誼，他對推廣以超邊際分析來把斯密的分工理論模型化所做的貢獻
，以及他對中國現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著同樣對中國學術發展和現
代化的關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悼念會上所說的“眾
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精神，有不同的觀點，就直接提出來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凱在天則研究所的一個講座中提出了后發劣勢的觀點，認為落后國家模仿
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后國家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
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
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
他認為后發國家有“后發劣勢”。為了克服“后發劣勢”，他主張后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
，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 在楊小凱、杰弗里‧薩克斯(jef
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論文中，他則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國和美國的共
和憲政體制，並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盡管在改革后20多年經濟發展很成功，但是
由於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而俄國雖然當時看起來在經濟發展方面比中國失敗，
但由於他們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所以俄國的成就將來會超過中國。
和小凱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先推行共和憲政，等憲政建立起來以后再來發展經濟以克服不
去模仿發達國家優秀制度的“后發劣勢”的觀點不同，我從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
《中國的奇跡》一書以來，就一直認為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后發國家固然在經濟發
展過程中有必要不斷對現有的經濟、社會體制做出改革，但一個后發國家並非要先進行英
、美的憲政體制改革克服了后發劣勢以后才去發展經濟。
我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基於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
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
我同時認為：由於過去的趕超發展戰略，轉型中國家有許多資本密集、違反比較優勢在開
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以漸進雙軌的方式來改革，
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給予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
，一方面放開原來受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準入，經濟轉型期才能取得穩定和快
速發展，並創造條件改革各種制度扭曲，最終建立起有效的競爭性市場。
在復旦的會上和其后的媒體報導中對我和小凱的爭論有兩個誤讀:1.認為我強調后發優勢
，所以，我主張只要發展經濟不需要進行制度改革;2.中國現在出現的腐敗等一系列問題
，證明了小凱所主張的后發劣勢的觀點的正確性。
任何人只要細讀我2002年發表於《經濟學季刊》上 “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