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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中正一分局4/9說禁止公投盟日後申請的集會遊行，到底哪裡違法？
A1. 警方對於集會遊行的管理權限，源自於集會遊行法的授權，但集會遊行法並未授權警方能夠「向未來禁止還沒有申請的許可」！ 雖然集會遊行法第11條有列出主管機關可以不許可的理由，但這必須就個案情形詳細下判斷，人民遞出一個申請、行政機關作出一個決定。而不是警察局對特定的團體或人民說：「你以前幹過很多我認為不好的事情，所以未來你所有的申請，通通都不允許！」這裡根本沒有「法」可以讓中正一分局「依法行政」！
Q2. 中正一分局清晨驅離公投盟，到底哪裡違法？
A2. 依據集遊法26條，應採行適當比例的方式為驅離之手段。方仰寧分局長一開始承諾柔性勸離，最後卻變調為強制抬離，不僅可能違反誠信原則或信賴保護原則，且對上了年紀的長輩強制抬離，也可能不符合比例原則。
另外，警方認為他們之前已經舉牌4次，但是，在這20幾天的學運內，舉牌是針對哪一個時間點的集會遊行，並不明確。4月11日清晨的驅離，基於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行政程序法第5條)，理應再次舉牌，並達三次，指明其舉牌所指涉的哪一段時間的集會遊行，始可驅離。然而，4月11日那天清晨的驅離並未再次舉牌三次，其驅離當然違反驅離之法定程序。
Q3. 集會遊行事前許可制為什麼對言論自由危害性很大？
A3. 集會遊行是言論自由的一種，保障言論自由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真理越辯越明，只有讓不同意見都能在言論市場之中自由競爭、討論，才可能接近正確的答案，在民主政治中更是如此。若對言論採取事前管制，等於是政府想讓人民聽什麼，人民才能聽什麼；更會讓人民在發表言論之前，因為擔心不被許可而進行自我言論審查，不敢說出特定的話，這代表許可制根本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背道而馳。所以對言論的事前限制必須謹慎，並應考慮廢除，改採事後報備制。
Q4. 國外抗議都很溫柔，也能取得進步，應該仿效他們吧?
A4. 抗爭行動以達成訴求為最高指導原則，否則沒有意義。若是柔性抗爭就足以督促掌權者反省改進，人民自然也不需要採取危害自身、甚至無辜基層員警安全的抗議方式。抗爭需要採取到何種程度的手段，其實取決於政府是否願意傾聽與回應人民的訴求。 可惜的是，要掌權者反省不是件容易的事。各國的抗爭歷史中，經常採取相當激進的方式，石塊、棍棒、汽油彈、燒車屢見不鮮，佔領華爾街的活動也殷鑑不遠，稱不上溫柔。而相信大家已經發現，台灣的抗爭，就算二十五萬人、五十萬人和平地走上街頭，政府給的回應仍然難以置信地敷衍。
江宜樺院長在2006年的座談會曾公開發表：「如果一個體系宣稱自己是民主體制，但是它對成員的訴求沒有認真回應，那麼抗議是有正當性的，哪怕是暴力的抗議。那個抗議正當性的多寡，就與體系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或許正是這個問題最好的註解。
Q5. 只要不滿就可以集會遊行影響他人生活嗎？難道不用受到任何限制嗎？
A5. 集會遊行是憲法明文保障的權利。如果沒有保障集會遊行自由，人民就無法自在地表達其意見，負面影響可見Q3。即使集會遊行勢必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但這並不影響集會遊行本身的合憲性。因為憲法保障人民集會遊行權利時，已經預設承認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在合理的範圍內選擇接受。不能說因為集會遊行會影響其他人就否定之，那麼所有權利保護都會落空。同時必須說明的是，根據大法官解釋，國家有義務提供集會遊行的適當環境，提供人民表達意見。
當然，集會遊行是可以限制的權利，但是這個限制必須合憲，必須視影響的公共利益的強度為何而定，比如說特殊緊急情況或是某些軍事要地不能進入等等。不過，即使限制了集會遊行權利，也絕非完全禁止集會遊行權利的存在，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政大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於2006年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異議者的集會遊行也不是嘉年華式自強活動。既然街頭抗爭是基層異議者的『政治權利』，就要讓示威者有『施力』的機會。......如果完全剝奪『喧擾』與『威脅』，那集會遊行權就變成了基層異議者謙卑祈求的儀式而已。」
Q6. 就算集會遊行合法，過程中為什麼可以用違法的抗議手段？
A6. 集會遊行合法，與當中可能產生違法行為並不互斥，行為者也應該負起相關責任。但因為他的本質是各種權利的衝突，所以必須依賴法院進行判斷，為了充分表達訴求，這個手段有沒有太過分？是不是這樣做國家、社會反而會產生更大的損害？我們必須透過法院事後的通盤衡量來決定是否構成違法，而且就算真的因為抗議行為造成巨大的損害而違反行政法、刑法，也必須適度調整處罰或刑責，這樣才公平。所以噴漆、撒冥紙這些行為如果包含了訴求在裡面，就不能忽略他有言論的成分，只說他違法，而忽略他想表達的事物，無法完整評價這個行為。
我們要重申的是，這些責任不會阻擋集會權利的行使，不是造成他人困擾就不能抗爭。今日臺灣享有的民主自由，正是由歷史上許多「違法抗爭」掙來的法律修正和社會進步累積而成。
Q7. 什麼都沒做就說救濟緩不濟急，合法手段內也應該有個先後順序吧？
A7. 事實上，公投盟同時採取了集會遊行法規定的申復管道。
此外，不能忽略驅離後，流逝的每分每秒都是對公投盟集會自由不可逆的損害。司法救濟管道不但耗時，暫時停止執行的保護機制核准率又極低，即使三五年後證明警方是錯的，重新拿回數年前的集會許可有意義嗎？
我們不否認應該同時提起救濟，但這不代表人民只能消極等待結果。每個人民都有權利透過集會遊行表達對國家違法的擔憂，因為難保下一個不會輪到自己。相對的，警察機關本來就有接受監督的義務、「依法行政」的義務，也就是，國家要自己修正違法的行為，否則便違反了憲法法治國的要求。人民在提起救濟之餘，上街抗議直接對國家施壓，反而促進了國家反省自己有無違法，這與當事人的救濟程序是併行不衝突的。
411路過中正一分局後兩日，市警局迅速恢復公投盟的許可(雖然在決定內容中完全不承認之前廢止處分違法違憲)。如果沒有411路過事件，市警局是否會正面回應公投盟之申復、讓公投盟受侵害最小化?這點我們不知道，但可肯定的是，救濟手段與集會遊行抗爭同時並行，能夠對違法違憲的行政權施加更大的壓力、讓行政權不能再耍奧步或以拖待變，這正是本次事件中我們學到的重要課程。
Q8. 警察公佈洪崇晏同學的個資是否合法？
A8. 如果沒有緊急且必要的公共利益，警方不可以公布任何人的個人資訊，就算符合此情況，也只能公布直接有助於實現該利益的資訊，絕對不能恣意洩漏，否則對人民的隱私權是很大的侵害。
假設一個地方出現慣竊，即使是避免嫌疑犯再犯案或逃亡而釋出資訊提高大眾的關注，警方也只能公布跟這些目的直接相關的資訊而已。若把他的身家背景、工作地點、兒女念哪個學校全部公布，要大家小心東西被偷，將使這個人有如裸露般暴露在大眾觀賞下，是極嚴重的人權侵害。
這次，就算認為洪同學有犯案嫌疑而想要調查，也應該限於警方擁有資訊，不應將這些資訊公布於世，因為使大眾知悉洪同學家裡地址與手機號碼，不但未對調查有何直接助益，反而使大家因為知悉此資訊，而可以恣意地侵擾當事人的私生活，嚴重妨礙其隱私權。警方身為國家機關，不但沒有保護好人民的生活，卻運用自己職務上機會，把洪同學的家裡地址、手機號碼散布出去，在這裡我們嚴厲譴責這種行為。
Q9. 警察很辛苦的問題根源到底在哪？
A9. 警察雖然是國家公權力的一環，然而，並非完全只是國家任意利用的工具，把警察看成一種工作的話，他們當然的勞動權益也不應該被忽略。但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認為警察單純是國家公權力的一環，因此警察與國家之間並不存在宛如人民與國家的對抗關係，因此警察勞動權益的保障受到限制，也沒有完整的救濟途徑，這使得國家不給他們適當的休息、排班，任意壓榨警察，罔顧其勞動權，也無須提供應有的勞動條件。
更何況，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踐踏人民的訴求，使人民被迫延長抗爭行為，卻犧牲了基層警察，因為他們只能被動地配合此決策，延長值勤而身心俱疲。因此，警察很辛苦無法休息的根源不在於抗爭的人民，如果政府有效傾聽民意、合憲合法運作，人民又何苦走上街頭。警察無法休息的根源是不給他們良好工作環境、否定人民聲音的國家，在這個面向上，警察也應向國家爭取自己身為勞工、身為人民的勞動權益。
Q10. 什麼情況算偶發、緊急性集會？411行動算嗎？
A10. 大法官在釋字第718號解釋中說明，事情太突然，不即刻舉行就無法達到目的的集會叫緊急性集會；群眾因特殊原因，在沒有發起人或負責人召集的情況下，自發地聚集的集會是偶發性集會。大法官認為這兩種集會情形特殊，不須經事前許可。而4月11日的路過行動，無論有沒有誤會，確實是因為群眾對警方出爾反爾，強制抬離和平靜坐者，群情激憤之下，在網路上臨時號召的活動。
「即刻舉行」的意義不可能解釋成「倡議後必須立即集會」，實在難以想像會有這種緊急性集會存在，因此「即刻」的具體內涵應該要和集會的目的一併考量。411行動的目的在於維護人民言論自由，以現今媒體報導和公共議題的更新速度，如果不在當天表達不滿，隔天中正一分局的所作所為就很可能會不能再吸引多數人關注，人民憲法權利受到的傷害也恐怕難以挽回。雖然411行動不是在執行強制驅離後立刻舉行，但也僅間隔數小時，應該可以符合大法官的緊急性集會條件。
此外，從備有大聲公及麥克風這點，也不能直接推論洪同學有當發起人或負責人的意圖。因為單純向路過民眾傳達信念，甚至連在夜市叫賣，都經常需藉助這些工具。且洪同學在記者會結束時便已明確告訴大家「請同學回去聲援立院前靜坐的公投盟阿伯」，更是難以令人相信在現場聚集的群眾是洪同學所召集。而當日現場群眾各有不同之訴求，場面十分混亂，是方分局長主動要求洪同學協助整合、傳達，在未能找到確定的發起人或負責人前，本次行動也可以構成偶發性集會。
總而言之，不論411行動是緊急性集會，或是偶發性集會，或兩者都是，都不需要經過事前申請，就可以舉行。
Q11. 大法官第718號解釋說的違憲條文尚未失效，警方依法行政錯了嗎？
A11. 大法官認定法條違憲後，確實可能宣告它到未來的某一天才失效。這種做法的意義是為了避免立即失效會造成法律的「真空期」，使原本規範的事情變得無法可管，並且給予立法者一定的反應期間，去設計新的制度。但是，這種宣告方式也有許多缺點，例如會造成「明明確定是違憲侵害人權的法律，卻繼續存在」，使得未失效前，侵害持續發生。所以，在宣告違憲但還沒有失效的期間，行政機關應該盡量避免適用這些法律。
第718號解釋說，緊急性、偶發性集會採取許可制是違憲的，相關條文在104年1月1日起失效。有人便主張第718號解釋「在104年1月1日以前，警方執行現行集遊法之規定不會發生違憲之問題」，但這明顯是一種對於定期失效的錯誤理解，因為法條不是到104年1月1日才「違憲」，而是到那個日期才「失效」，繼續執行當然是違憲的。這個時候，除了發生在釋字第718號以前的事件或案件，基於法安定性的考量有繼續適用舊法的必要外，這號解釋做成後才發生的事件，都不應適用大法官認證違憲的法律，否則就是明知違憲卻利用制度漏洞侵害人權，這將背離憲法意旨。所以在個
案中，警察明知緊急、偶發性集會採取許可制違憲，我們就不應鼓勵警方「依(違憲的)法行政」。
Q12. 怎麼可以動不動就動用抵抗權？
A12. 這不是抵抗權！我們重申，411事件並非抵抗權的行使。所謂的抵抗權，是指國家重大違背民主程序、以不正義的手段壓迫人權時，人民在不得已時，採取體制外抵抗政府的權利，例如佔領國會。但是，411事件是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行使，是憲法賦予人民體制內的權利，與抵抗權無關。所以，關於「怎麼可以動不動就用抵抗權」的質疑，其實是對空鳴槍，因為在此人民並沒有動用抵抗權，而是行使體制內的集會遊行權利。在集遊惡法下 ，長久以來這種在民主國家上街異議的常態，逐漸被認為是例外的，
因為萬惡許可制，抗議之前要先卑躬屈膝地跟你抗議的國家機器要許可，讓大家不會上街頭講意見，抹殺街頭作為公共論壇的常態，這是集會遊行法的惡法在規訓我們的順民體質，可這在民主國家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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