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訪》歐巴馬核心幕僚桑思汀︰決策盲點 總統身邊人有責任提醒
2015-12-14
記者鄒景雯／專訪
美國歐巴馬總統的核心幕僚、哈佛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
接受本報專訪指出，歐巴馬總統絕不是孤立的決策者，他有很多的顧問與專家，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角度的意見，
最後由總統他來作決定，這是一個很好的決策過程。
如果發現領導人太過自信，他的資訊來源太過選擇性，
其實總統身邊的人都有責任提醒他：我們可能出現了集體決策盲點。
桑思汀是美國公共知識界最重要的人之一，也是美國法學界最受推崇的憲法學者，
他在二○○九至二○一二年擔任白宮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目前也經常接受歐巴馬總統的諮詢。
他的太太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是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之前曾任歐巴馬的國安會委員。
桑思汀於本月九日至十二日來台訪問四天，期間曾拜會馬英九總統、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與司法院大法官，並分別在中研院與雷震基金會舉行演講，
探討極端主義和言論自由、審議民主、政府管制的「推力」（nudge）等。
憲法可針對需求作新詮釋
問：您曾經把憲法「原旨主義」者形容為企圖以制憲者的死人之手，限縮法律人在當代民主應扮演的角色，這個觀點極具啟發。
台灣目前的憲法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制定公布的，移植到台灣後，存在嚴重的不適用問題，
然我們的修憲門檻非常高，難以徹底的針對現狀需要進行修改；
而台灣的政治菁英中更有相當比例的成員，抱持所謂的「法統」，
以憲法穩定為由妨礙憲法的與時俱進，對此，您有何看法？
桑思汀：其實憲法中有許多條文允許一定的模糊性，可以針對現在社會的需求進行重新的詮釋，
有時候有些憲法或許制定的年代久遠，或者其來源可能出自於其他人之手，這時候會面臨很困難的處境，
但是我們可以有兩個方法來尋求解決，
一個是去修改憲法，
另一方面去重新詮釋憲法，
當然這兩種方法也都有一定的難度。
在過去七十年來，美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已經做了許多的改變，
例如針對言論自由、性別平等、推翻種族隔離、隱私權、同性婚姻等等，有顯著的改革，
但是我們對於憲法並沒有進行大幅度的修改。
問：美國的政治與法律菁英對詮釋憲法的需要性有共同的認識。
但如果是在民主起步稚齡的國家，社會對於採取這種作為並沒有足夠的共識，
甚至掌握政治權力者不此之圖，您是否有好的建議？
桑思汀：即使是在年輕的新興民主國家，仍有就社會的需求，進行憲法重新詮釋的可能性。
就美國而言，在開國的早期，最高法院對憲法的有些詮釋，在當時都頗有爭議，但現在看來，許多是合理的做法，可以讓憲法更符合社會的需求。
有時候憲法的條文訂得非常清晰，可能比較沒有詮釋空間，或有時可以詮釋，
但法官認為只能朝一個方向解釋，這時修憲就成為必要的手段。
修憲當然非常困難，需要法律界、政治界的意志力，可能執行難度也很高，
但這其實是每個民主國家，不論是年輕或成熟的民主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
德國、以色列、美國等國的憲法中，可能都有我們希望去改變的東西，以及我們還需要去面對的困境。
問：那麼您理想中的修憲模式是什麼？
歐巴馬絕非孤立的決策者
桑思汀：憲法的重新詮釋，通常是我們發現憲法文本中有含糊之處，
因此就此含糊之處進行詮釋，這可改變我們對憲法的理解，但無法改變憲法的文本，
因此會有一定的限制。透過正常民主程序，有公眾的共識，當然是最理想的方式。
如果社會大眾對於憲法應該朝哪個方向修改具有共識，有助於修憲的順利，
也給予了修憲的正當性。
問：您在《Wiser》（破解團體迷思）著作中，探討集體決策的盲點，為什麼會對這議題有所關注？
桑思汀：我會對集體決策這問題有興趣，是因為這是各行各業不同領域都會遇到的普遍經驗，需要共同面對，
集體決策盲點的出現，通常是沒有充分運用底下人員所提供的資訊。
之所以發生，一般是群體內有一些重要或資深的人員，他們可能非常主導決策的討論；
至於團體中比較年輕或比較不重要的人，他們的資訊沒有順利傳達到上面作決策者的手中，就會形成偏見。
不論是政府決策，或是報紙要發展數位化，企業有新產品上市，
個人的減肥問題等任何事，我們必須先確定是否一切資訊來源都充足。
不是僅限於一、兩個或一、二十個人。
根據我們的經驗，不論是在政府或任何地方，較好的決策過程是有外面的人來提供資訊，幫助你進行決策。
即使是報紙，既要聆聽社內各種不同的聲音，也要去聆聽社會大眾的聲音，了解他們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其他不論是國際關係、公共衛生等等，如果要運作順暢，這都是很重要的一點。
問：以您在白宮任職的經驗，可否談談總統的決策模式？會像台灣總統一樣，被孤立在總統府裡面嗎？
桑思汀：歐巴馬總統絕不是孤立的決策者，他在國內與國際都有廣泛的旅行，
他有很多的顧問與專家，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角度的意見，最後由總統他來作決定，
這是一個很好的決策過程。
問：不過我們經常看到一些領導者，特別是政治領導者，到達最高位階時，會很自信，喜歡聽到與自己相同的意見，
對於不同的聲音，可能覺得不順耳，那麼要如何自我破解這樣的困境？
桑思汀：我不知道是否同意政治領袖都有這樣的通病，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
根據我的經驗，其實很多領導人不管是在政府或私部門，他們都非常謹慎小心，
希望能蒐集到更廣泛的意見，能聽取到更多人的聲音，如果他沒有這樣做，
其實這是他身邊的顧問以及協助他的人的工作，他們必須確保領導者能夠聽到更多的意見。
英文有個詞叫「groupthink」，集體思維，這個詞存在的本身，就已經對我們非常有幫助，
告訴我們必須注意一些盲點，因此在決策過程中，
我們可以提醒領導人：「我們現在可能出現了groupthink」。
在任何國家，如果發現領導人太過自信，他的資訊來源太過選擇性，
其實總統身邊的人都有責任告訴他、提醒他。
台灣可設亞洲首個推力小組
問：對於改善決策，您有何其他建議？
桑思汀：總統應該重視以成本效益分析作為政策制定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在過去三十年有非常大的改變，
歐巴馬總統在九月的時候剛公布一號總統命令，將人的尊嚴納入成本效益的考量中；
此外政府官員在進行政策評估或法規影響時，必須清楚地將後續的社會成本和綜合效益說明清楚，才能通過法規。
成本效益分析的工具非常的精細複雜，它可以提供現代政府最好的說理依據，
避免利益團體在背後施壓，更可以讓政府的決策透明負責。
此外針對推力的政策設計，我們已經和美國、英國、德國、澳洲政府合作，分別設立了推力小組（Behavioral Insight Unit），
如果台灣有興趣，我們也很樂意看見這裡設立亞洲第一個推力小組，改善政策和法律。
美選將對政策議題無法閃躲
問：台灣正值總統選舉期間，我們的政治人物似乎為了給自己在選後較大的決策空間，
因此遇到實際政策問題，多會模糊閃避，不想在選前就政策進行明確的表態，在美國會這樣嗎？
桑思汀：我不想對台灣的情況是否正確作評論，因為我只是個外來訪客。
我想在美國，不管是歐巴馬，或是他的對手，或柯林頓，或布希，或是現在的一些候選人如希拉蕊與其他人等等，
他們對一些政策議題的立場都非常清楚，不管是現在或過去的選舉，我們都很相對地明白他們如果上任後的政策作為。
問：是不是可以這樣的解釋，美國人民已經有高度的共識，候選人如果講不清楚他們要做什麼，他們將得不到選票？
桑思汀：如果有個候選人說「我有一個好的決策，可以改善目前情況」，選民可能覺得這太抽象，就會不滿意；
因此經常有人會要求政治人物不要抽象，必須提出更具體的說法。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40437
4.附註︰
關於推力小組：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652185
連美國憲法學者都來，看來美國爸爸有意要治理台灣的當局改革，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努力把KMT幹掉，才有辦法藉各國人才之力讓台灣脫離跟中國綁在一起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