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23/c23davisqa/zh-hant/
作為中國統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正在經歷一場日益加深的緊張矛盾，矛盾的焦點在於香港的政治未來。民主活動人士主張，香港作為中國統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正在經歷一場日益加深的緊張矛盾，矛盾的焦點在於香港的政治未來。民主活動人士主張，香港市民應當獲得選舉香港最高領導職務——行政長官——的權利，而無需面對程序上的限制，那些限制旨在保證只有北京首肯的候選人才能出現在選票上。
許多活動人士都對「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的運動表示支持。該運動的成員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選舉改革方案（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提出），無法達到他們的普選標準，他們就會在香港的金融中心舉行公民不服從抗議活動。從周五開始，「佔領中環」將舉行一場非官方的公民投票，讓香港市民從不同的選舉程序方案中做出選擇，它還計劃在晚些時候再舉行一場類似的投票，讓勝出的提案與政府提案進行對抗。
同時，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嘗試鞏固它對香港的影響，而且對反對情緒的日益高漲感到擔憂，香港親建制的政治人物和商業團體也同樣感到擔憂。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學教授戴大為(Michael C. Davis)在採訪中解釋了其中的利害關係：
問：香港行政長官現在已經是通過一個委員會選舉產生了，那麼為什麼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還會引發日益加劇的爭論呢？
答：提到為何香港人會如此關注民主發展和行政長官的選舉，首先應該了解，定義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的「一國兩制」政策首先是為了減輕香港人的顧慮，增強國際社會的信心。《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在1984年簽訂後，香港人面臨著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而他們當中許多人的父輩和祖輩，都是從那個政府的統治下逃出來的。1984年，鄧小平領會了這一點，並承諾向港人給予「高度自治」，這個承諾得到了《聯合聲明》的保障。
他們告訴香港人不要擔心。這種高度自治會由以下三點來保障：香港人通過民主體制治理香港、保障很多自由和人權，以及在普通法體系下繼續實行法治。《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及其他人權條約的繼續實施，也得到了承諾保障。
這些內容都包括在了《基本法》規定的條文里，它是香港的「小憲法」。
這些年之間，法治基本得到了保障，人權也普遍得到了保護，但是民主發展卻受到了阻礙。人們看到，現在的管治階層更多地是在聽令於北京，而非香港。行政長官首先會回應北京的要求，極少表現出對香港自治權的維護。
除此之外，隨着香港本地精英階層極力討好北京，公眾也感受到，北京的官員在越來越多地干預香港事務。因為有人能得到好處，有人不能，民眾有時會覺得一種裙帶資本主義已經從內地侵入香港。因此，普通人在面對北京或受北京垂青的商界精英所支持的政策時，會在某種程度上感到無助。
所以，香港目前在治理方面遭遇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政府實施某些不受歡迎的政策時，人們很可能會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直到政府做出讓步。雖然北京也擔心香港的公共秩序，但是它的解決方案——即加強對香港政治程序的控制——只會加劇市民的抗拒。所以，關於選舉行政長官的爭論，其實是希望推進民主改革的民主派與希望保留政治特權的建制派之間的對抗。這場爭論的結局，將會決定這些問題是否會繼續存在。
問：政治爭論的焦點是普選權，以及如何實現普選的問題。普選權的法律基礎是什麼？關於它的實現又有哪些主要思想派別？
答：「一國兩制」政策的法律基礎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這份聲明對民主、法治和人權做出了承諾。在民主方面，它規定未來的立法機構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則通過選舉或磋商產生。它還要求把保持香港獨立性的承諾寫入《基本法》。《基本法》起草於20世紀80年代末，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開始生效。該法規定，在中國統治的前10年，行政長官將由一個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該委員會基本由社會的四個精英部門選舉產生。目前，香港還在通過相似的功能團體選舉立法委員會的一半成員。
《基本法》第45條稱，最終目標是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此前，一個符合民主程序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將提名候選人。在立法委員會方面，也存在相似的普選承諾。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中國內地政府放緩了實現這個最終目標的進程。雖然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已經從400人擴充到了1200人，但是其選民範圍的卻沒有太大發展，目前只有大約25萬人。這就使大多數香港選民無法參與選舉，而且還保證了迄今為止的三名行政長官都來自親北京的建制派。
2007年，北京做出讓步，承諾將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並在2020年完全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立法委員會。在做出這個承諾的同時，北京特別指出，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委員會在成立過程中「可以參照」選舉委員會。北京官員進一步強調，供選民選舉的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
從北京以往的控制狀況來看，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即北京打算用提名委員會來剔除泛民主派候選人，只留下它中意的建制派候選人來讓大家投票。實現的方式可以是對候選人進行強制的愛國主義審查，也可以是把現有的不具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改成提名委員會，並且設置高門檻，要求獲得50%的票數才能提名。後一種做法也可以確保結果相同，即只有親北京的候選人不會遇到提名障礙。
這種審查候選人的做法，讓選民無法做出真正選擇，所以實際上違反了《基本法》的普選承諾。真正選擇是全球普選實踐中的需要，這一點不僅舉世公認，而且明確表述在了對香港具有約束力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中。為了符合這一國際標準，提名委員會需要具有真正的代表性，並且保持足夠低的提名門檻，讓對立陣營的候選人能夠獲得提名才行。對北京意圖的不信任催生了香港的抗議活動，人們覺得提名過程遭到操縱，因此要求進行公民提名，來打破這種限制。
問：從最近的形勢，尤其是中央政府發佈的關於香港的《白皮書》來看，你是否覺得北京的中共領導層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看法有所轉變？
答：這份白皮書主要是在重複《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的承諾，但它似乎淡化了《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有約束力的條約的重要性。因為它強調了中國提出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其中包含了《聯合聲明》的多項承諾。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里遠遠更加細緻的、同樣寫入了《基本法》中的要求。這份白皮書因而宣稱，北京只要願意，就可以解釋或修改《基本法》，看起來不會受到國際法律承諾以及它對香港市民的保證的約束。它說香港對真正自治的流行觀點是「片面」的。泛民主派認為，這是一個奪權的舉動，旨在阻止他們參與政治進
程。
這份白皮書還強調了北京對外國干涉香港事務的擔心。這有些自相矛盾，因為基於北京讓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法治、民主和人權的承諾，原本就是歡迎外國政府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系統來對待的。一些外國政府監視這些承諾的履行狀況，並給出公開的評論，而它們通常會遭到「干涉中國內政」的攻擊。
問：香港在政治上的不滿很多已經聚集在了「佔領中環」運動及其要求上。你如何描述這些需求，你覺得有和中國政府找出可行折衷辦法的前景嗎？
答：「佔領中環」的中心點是，香港選舉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他們在兩個方面跟北京發生衝突：第一，他們威脅說，如果北京提出的選舉模式最終不符合國際標準，他們就會佔領中環金融區，第二，他們建議的公民提名方式，實際上剝奪了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的選擇權力。在前一個方面，北京指責他們擾亂社會秩序，讓香港經濟付出了巨大代價。香港政府已經承諾在香港執行治安法例。令人不安的是，北京的一些官員已經暗示，可能會派解放軍去處理這個問題，雖然香港和北京的官方立場是當地警方應該有能力處理。
關於公民提名，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都指責包括「佔領中環」在內的所謂激進派提出了違反《基本法》的建議。香港大律師公會已表態，由於《基本法》規定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進行提名，因此採取公民提名方式就違反了《基本法》。如果北京遵循《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允許真正普選，折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北京不允許這種讓選民享有真正選擇的選舉模式，折衷似乎就不太可能。選舉模式的任何改變，都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的票數同意。這基本上就會使得泛民主派提出的任何選舉上的變化都會遭到否決。
問：那麼，你覺得未來數月香港的情況會如何發展？
答：未來數月可能會非常艱難。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北京。如果北京決定拒絕讓香港進行真正普選，那麼香港就有可能會進行抗議。預計在夏末或秋初的某個時候，香港政府會就剛剛完成的諮詢工作給出報告。然後它可能會向北京提交一份報告，聲稱需要改變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選舉方法。而中央政府會做出回應，提供某種指導標準。
如果無論是香港政府的報告，還是北京的指導標準，或是政府隨之擬定的立法建議，目標都是對選舉人選進行審查，不管是直接審查還是間接審查，那麼民主派似乎不太可能有足夠多的人數支持這種立法建議。佔領金融區等等抗議活動估計也會出現。
香港是否會出現公眾騷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如果他們提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合理建議，那麼香港人可能不會有太大興趣在次要問題上進行抗議。如果政府的底線是否定普選，那麼抗議活動就很有可能出現。而其嚴重程度則可能取決於政府如何處理像「佔領中環」這樣的抗議活動。香港政府可能會採取非常溫和的反應，以免引起公眾的憤怒情緒。咄咄逼人的反應只會讓公眾更加支持抗議者。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