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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佈雷頓森林體系？
今年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成立70周年。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
雷頓森林的華盛頓山酒店簽署 “佈雷頓森林協議”，通過了《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後
決議書》，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現在是世界銀行的一部分），
確立了二戰之後的國際貨幣體系。1947年，美國等23個國家在日內瓦簽訂了“關稅與貿易
總協定”，這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二戰之後的國際貿易體系也初步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經濟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
號稱“黃金時代”。這其中除了戰後重建、技術進步等因素之外，多邊貨幣金融體系與多
邊自由貿易體系的保駕護航作用功不可沒。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達到了巔峰。《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
是平的》成了全球暢銷書，書中充滿了對世界經濟未來的樂觀預言。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
後，世界經濟進入了“大衰退”，全球化出現了低潮和逆潮。鞏固多邊貨幣與金融體系、
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是確保經濟全球化能夠順利發展的重要任務，但層出不窮的貿易保護
主義、各國之間的相互指責、包括G20在內的多邊經濟談判平臺難孚眾望，已經讓很多觀
察家感到失望。我們有沒有條件和能力，像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締造者那樣，重塑多邊經濟
體系呢？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理查德·加德納在《英鎊美元外交：當代國際經濟秩序的起
源與展望》中，回顧了美國和英國從二戰期間就已經開始的關於戰後國際經濟體系的設計
與談判。一個是新興的霸權國家，雄心勃勃但缺乏經驗，一個是衰老的霸權國家，工於算
計但暮氣沉沉。它們之間的合作並非事事如意，但經過反復的磋商、討價還價，最終達成
的美英兩國間的共識，為戰後國際經濟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為什麽當時美國和英國能夠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呢？
首先，歷史是重要的。建立多邊經濟體系的迫切性已經被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動盪，以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浩劫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休戰之後
的善後工作一樣混亂無序。歐洲各國忙於互相報復、搶奪地盤，希望能夠盡可能把戰爭的
成本、戰後重建的成本轉嫁給別人。歐洲群龍無首，美國則奉行孤立主義。在短暫的經濟
復蘇之後，突然爆發了席捲世界的大危機，各國掙扎著要從危機的深淵中爬上岸，甚至不
惜踩著別人的肩膀往外爬。整個30年代，“貿易戰”、“貨幣戰”愈演愈烈，最終，又爆
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決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考慮最多的不是理論，而是歷史的教訓
。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混亂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國和英國，在二戰還沒有結束的時
候就已經開始設計戰後的經濟秩序。美國對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談中的慘敗也記憶猶新。
威爾遜懷著傳教士一般的理想精神到了巴黎，試圖給這個世界帶來希望，卻無情地被英、
法各國玩弄於股掌之上，回國之後，又遭到國會的強烈反對，最後憂憤交加，突然病發，
半身不遂。這讓美國人痛切地感到，國際秩序的重建不是靠佈道，而要靠規劃。
其次，政治均勢有助於達成合作。美國和英國看似近親，其實彼此間充滿了猜疑。美國很
反感英國在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內搞的“特惠制”，認為這違反了“非歧視”原則。英國
則懷疑美國要在英國焦頭爛額的時候趁火打劫，進一步削弱英國的實力。美國的貨幣談判
首席代表是財政部的懷特。後來發現，懷特一直同情蘇聯，經常給克格勃提供情報。懷特
並非是要叛國，他之所以親蘇，是因為他瞧不起英國，覺得只有和蘇聯結盟才能壯大美國
的力量。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磕磕絆絆，但總的來說，美國和英國還是能夠找到很多共
同語言。兩國之間都有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都熱衷於通過建立國際機構維持國際經
濟秩序。英國知道自己大勢已去，日後需要仰仗美國，所以在談判的時候能夠盡可能地讓
步和隱忍。蘇聯陣營的建立，以及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也是兩國能夠放下嫌隙，共
同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國和英國之間實現了一個“大交換”。二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的合作達到了空前
的程度。美國在戰爭期間向英聯邦國家提供了約300億美元的租借物資，其中270億美元提
供給了英國。丘吉爾把《租借法案》譽為“歷史上最聖潔的法案”。事實並非如此，美國
國內政治中，一直存在著對《租借法案》的抨擊，大多數美國民眾也要求英國在戰後償還
租借援助。英國一邊享受著美國的援助，一邊拼命地增加自己的外匯儲備，還希望美國在
戰後慷慨地幫助英國渡過難關。哪裡知道，美國在1945年8月突然宣佈終止《租借法案》
。這給美英關系帶來了極大的裂痕，也給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談判蒙上了陰影。
從1945年秋天開始，美英兩國就戰後過渡期的安排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凱恩斯帶領著英
國代表團到美國尋求戰後援助，他小心翼翼地跟美國公眾講：“我們從著名的《租借法案
》中已經獲得了太多的慷慨援助和關心，不會對這一法案的徹底取消提出任何抱怨。”這
種誠懇的態度贏得了美國的好感，但他們仍然不會向英國提供無息貸款。經過艱難的談判
，美國同意向英國提供利息為2%的貸款。英國要求貸款60億美元，但美國只同意給30-40
億美元。美國財政部長文森只同意貸款35億美元，而國務院認為可以貸款40億美元。兩份
報告遞交給杜魯門總統，他左看右看，最後決定取個平均數，貸款給英國37.5億美元。圍
繞著這個貸款協議，美英之間幾乎到了談判崩潰的邊緣。有位英國議員說，這是“以一包
香煙的價格把大英帝國賣掉了”。美國人則抗議：為什麽給英國的貸款利率比給退休軍人
的房貸利率都低？ 1946年早春蘇聯威脅伊朗，美國和蘇聯的關系急轉直下，才讓美國人
改變了對英貸款的態度，這筆貸款被視為“反對蘇俄帝國主義的一筆投資。”1946年7月
，杜魯門簽署了批準對英貸款的法案。這才使得美英關系渡過了一個難關。
最後，戰後的美英談判較好地處理了專家和大眾之間的平衡。美國政治學家普特南（
Robert Putnam）提出，國際談判其實是一場雙層博弈（two-level game）。談判者坐在
兩張談判桌上，前面的桌子上，對手是其它國家的談判者，後面一張桌子上，對手是國內
政治的其它參與者。加德納在本書中詳細描述了在談判的每一個階段，美英兩國的國內輿
論反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來，輿論的反應往往更片面和偏激，也很容易受到利益、意識
形態左右，更是沒有定形，可能在瞬間180度轉變的。美英之間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於“談判小圈子”的形成。丘吉爾和羅斯福都表現出政治家們少有的遠見和膽略，凱恩
斯和懷特這對談判對手之間盡管唇槍舌劍、但總體來說還是一個類型的人。懷特在哈佛大
學讀書期間就是一位凱恩斯主義者了。這些談判者知道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盡可能為本
國爭取更大的好處，但他們也共同分享了務實的態度，以及維護全球經濟自由秩序的理想
精神。
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我們很難對未來的多邊經濟談判抱有太大的幻想。人類是容易健忘
的，全球金融危機剛剛過去不久，各國之間就已經忘記了危機時的同舟共濟，而30年代的
歷史教訓又離現在太遙遠。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在重復“貿易戰”、“貨幣戰”的錯誤
。美國和新興國家之間的政治力量並不對稱。要想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必
須讓新興國家有更多的發言權，但美國所面對的是一群從經濟發展水平到政治文化傳統都
與自己相差很大的國家，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就像法國作家馬爾羅說的那樣，天
生缺乏“帝國素質”。若想更好地促進美國和新興國家之間的合作，有必要以前瞻、創新
的思路構想出新的“大交換”。但怎麽“交換”，很少有人認真地深思。在當前民意如潮
、民情鼎沸的時候，如何從國內的政治利益、民族主義中超脫出來，而非陷入其中，更是
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
惟一聊可欣慰的是，歷史是有先例的。但是，歷史只是留給有心人的。
【作者註】本文推薦的書是：理查德·加德納在《英鎊美元外交：當代國際經濟秩序的起
源與展望》，江蘇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由符荊捷、王琛翻譯，這兩位譯者均參與過世界貿
易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是具有豐富談判經驗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