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舊與創新並存：新自由主義下的韓國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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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仁川，你會想起什麼？對國際關係或韓戰歷史有興趣的，或許聽過麥克阿瑟將軍那可
歌可泣的「仁川登陸」；但對於大多數當代的台灣人而言，講起「仁川」這個名字，想起
的大概多半是機場了。
的確，自從1883年開港以來，仁川便以韓國首都圈的門面姿態屹立於世。儘管從2014年貨
櫃進出的數量來看，仁川港只是韓國第二大港，僅處理全國9.4%的貨櫃量，遠遠落後於釜
山港的75.3%，但自從仁川國際機場於2001年落成之後，仁川便仰仗著臨近首都首爾的優
勢，以航空樞紐的地位，一舉躍為韓國最重要的門戶。仁川，對於美軍和觀光客而言，從
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都是踏上韓國土地的起點。
仁川作為對外界面的開放特性，與韓國予人內向、排外的刻板印象相左，也連帶形塑了仁
川市的發展策略和都市特性。憑藉港口帶來的地利，仁川在戰後擁有優越的工業區位；韓
國小說家吳貞熙以仁川為背景的小說《中國城》裡，仁川港邊充滿了工業意象：碼頭被運
送煤炭的火車鐵軌盤踞著，麵粉工廠、煤油公司則在一旁，浸在北風挾帶而來的煤塵之中
。直到現在，在光鮮亮麗的首爾相襯之下，仁川都還是顯得像隻醜小鴨一般。
然而，1997年如瘟疫般於東亞擴散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構重整，串接上了仁川
的門戶區位，開始為仁川的都市地景帶來了許多變化。其中，今日成為觀光景點的「仁川
中國城」，以及當紅節目《我的超人爸爸》裡，大韓民國萬歲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
松島國際都市」，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被視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物。
首先，我們必須簡單回顧1997年之前，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政策與財閥經濟。長期以來，韓
國由國家政策帶動經濟發展、以財政稅收補貼扶植特定企業與財閥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
風暴之前，讓企業抱持著「市場收益有政府保證」、「國家能幫助企業抵抗危機」的幻覺
；而1990年代西方國家的低利率環境，則使得資金流向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
上述這些條件，都讓韓國央行持續將大量資金借給體質不佳的企業，造成國際經常帳的赤
字。此外，1990年代開始逐漸鬆綁的韓國金融市場，則引進了更多外資，讓赤字的問題進
一步惡化。更糟糕的是，身為韓國最大貿易夥伴的鄰國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景氣
低迷，衝擊韓國出口額，進一步加劇韓國經常帳的赤字危機。
由經常帳赤字引發的債務與國家信用危機，最終在美元升值時爆發開來。首先，與美元匯
率掛鉤的韓元跟著美元升值，使得韓國的出口競爭力下滑；結合原有的經常帳赤字，國際
市場對於韓國經濟的信心幾近瓦解，導致外資紛紛出逃、拋出手中持有的韓元資產，並為
韓國央行帶來極大的壓力，最終只能放手讓韓元狂貶。這場跨國的連鎖風暴，讓韓國的債
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機。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下，韓國一併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結構重整計劃，包含
開放投資環境、消除貿易壁壘、解除匯率管制等。大幅貶值後的韓國資產，以及更為開放
的投資環境，都讓韓國進一步成為西方資本積累的核心國家，於積累過程中進行地理擴張
的去處。
此外，金融危機在韓國造成的高失業率，讓以生產和消費組成的資本迴路面臨瓶頸。此時
，由政府主導的一系列開發計劃，便企圖將資金投資於舊城區的更新與新城區的開發之中
，藉以刺激生產與消費，進一步提振國內經濟。仁川中國城，便在這個時空脈絡之下粉墨
登場。
位於仁川港邊的中國城，早於十九世紀末即因國際形勢，以及其港口區位，成為華商聚集
之地。然而，貨櫃的發明，使得港口開始不再仰賴碼頭搬運工、因而得以遷離市區，從而
造成了舊港口週邊的快速沒落；再加上戰後韓國政府對華僑實施歧視性政策，限制華僑持
有資產及教育的權利，導致大量華僑離開韓國，進一步造成了中國城的空洞化。
1997年金融危機過後，韓國政府看見後現代的觀光發展浪潮，以及中國逐漸崛起的事實，
便將腦筋動到了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的仁川中國城上，企圖將其打造成為獨具特色的「族裔
空間」。因此，由政府主導的中國城重建計劃從2004年開始啟動，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
真性、特殊性的空間招攬觀光客之外，也被打造為吸引中國資金的前哨站。
此外，攸關仁川中國城能否順利「復興」的華僑政策，也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重大改革。
1998年，韓國政府宣布解除外國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針對華僑發放的永久居留證
也開始發行；2005年，韓國政府甚至嘗試賦予華僑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權。這些在政治上
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賦權政策，實際上，應該被放在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中看待。
然而，仁川中國城嶄新亮麗的表象下，仍然隱藏著新的排除。數十年來的歧視政策，使得
許多原本由中國人經營的老字號餐廳，在糾紛與官司之後，早就易手改由韓國人經營。中
國城重建後，區內的房地產則被來自中國的境外資金收購，推高房價；而官方片段截取「
炸醬麵」作為中國城的行銷賣點，也進一步收窄了中國城的經營業態，並強化了韓國社會
對華僑的主流刻板印象。
此外，韓國政府終究也難以抵擋「舊華僑」不斷外移、被「新華僑」取代的趨勢。這些「
舊華僑」，指的是十九世紀末就來此的華商後代，他們於韓戰後被賦予中華民國籍；新華
僑，則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國護照，在中韓建交之後才陸續抵韓的新移民。根據韓國法務部
移民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06年，在韓的「舊華僑」人數緩步萎縮了2%；相較之下，同
個時期的在韓「新華僑」人數則大幅成長了約150%左右，比起「舊華僑」人口數足足多了
三倍以上。
有趣的是，與仁川中國城相關的文史資料或觀光資訊，仍然偏重「舊華僑」的歷史，而幾
乎看不見新華僑的故事。這或許與仁川中國城的重建意圖不無關係：為了吸引觀光客、增
強中國城的「文化地租」與本真性，移民史縱深較長的舊華僑，其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
無疑是比新華僑更有話題性、「更值錢」的歷史文本。
與中國城相呼應的，則是位於仁川市南端海濱，在填海區上興建的「松島國際都市」。松
島國際都市計劃始自2002年，並於2005年動工，與仁川中國城計劃為同一時期的政策；作
為「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一環，松島國際都市投入35億美元，股東分別由一間美國不動產
家族企業Gale Internatinal（持有61％）、韓國浦項綜合製鐵株式會社（Posco，持有
30%），以及美國的摩根史坦利不動產（Morgan Stanley Real Estate，持有9%）組成。
松島國際都市由國家主導，企圖創造韓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與跨國企業、國際
學校進駐；外國投資者在此不但獲得各種租稅減免，還可以完全持有土地的所有權。
松島國際都市以「綠色、低碳、永續發展」作為號召，整座城市皆獲得「美國綠建築協會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認證，並以國
際知名建築地標如威尼斯運河，營造松島面向全球的空間意象。完工後，佔地6平方公里
的松島國際都市將提供35,000,000平方米的公寓住宅，以及929,000平方米的零售空間，
並以金融、國際商務、國際學校和醫療設施作為產業發展重點。
除了中國城與松島國際都市這兩個節點，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
「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松島國際都市，使新開發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與世
界其他城市來往，坐收時空壓縮的利基。此外，2009年仁川地鐵一號線通往松島國際都市
的南延段通車，成為進入松島國際都市公共交通動脈；2016年則有「水仁線」通車，讓中
國城所在的地區，除了既有的韓國國鐵、首爾地鐵一號線之外，也有向南通往松島國際都
市方向的交通路線。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最有名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
概念，曾經將空間視野引入馬克思的理論，從而看見了在生產過剩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危機
之中（亦即哈維所稱的「第一迴路」），空間如何成為調節危機的「第二迴路」。在此，
兼具門戶區位、外來族裔歷史資產的仁川，便成為了兩種「空間修補」的交會點。
其中，1997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仁川中國城、松島國際都市帶來了相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論述，成為外國資本進行地理擴張（首先是美國等資本核心國家，後來是中國）的目的地
；而大規模的中國城街區改造、全新的現代都市計劃與基礎建設，則以鋼筋、水泥和土地
，則又為那些在製造業中無利可圖的資金，開拓了新的迴路與去處。
於是，「守舊」的仁川中國城，以及「創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兩者就表象上來看雖然南
轅北轍，但在全球資本流動的脈絡之中，其空間生產背後的邏輯與成因，卻有著驚人的相
似之處，同時也都是回應在地與國際經濟危機的政策產物。
再進一步看，韓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體現在文化政策與經濟政策兩個面向
，兩者相互呼應。就文化政策來說，「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不但是中國城復興、
積極面向全球化的論述核心，也以文化觀光為策略，找到了更具彈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此
外，韓國在經濟與貿易政策上的具體表現，則造成了國家管制的鬆綁，以及對外國資本更
開放的投資環境。在此，多元主義的文化治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嫁接，透過中國
城改造和松島國際都市的催生，以市鎮開發和房地產修補經濟危機。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國城，儘管吸引了中國資金，卻被不少觀光客譏為過度虛假、沒
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異的炸醬麵餐館之外，別無特色。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在成為全
世界最昂貴的造市計劃之一後，也面臨著後續外資吸引動能不足的隱憂。終究，這些以族
裔空間、多元文化、綠色永續、自由開放作召喚的地方，作為游移資本的避風港，在不久
的將來，是否無可避免會成為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