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派反擊：是愚民，還是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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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英國脫歐公投已結束近兩個星期，媒體的輿論似乎一面倒的認為留歐才是正途，批評支持
脫歐者被民粹主義所操弄。哈佛經濟學教授魯高夫（Kenneth Rogoff）甚至說，公投結果
反映出英式民主的失敗。近日支持留歐的民眾更頻頻遊行抗議，訴求二次公投來推翻脫歐
的決定。
筆者雖然支持英國留歐，但並不認為支持脫歐的民眾一定是「愚民」，或是留歐就是對國
家負責任的表現。事實上，根據英國民意調查公司（Ipsos MORI）在投票後一星期發佈的
後民調顯示，如真有二次公投，僅有百分之一的支持脫歐者一定轉投留歐，而「可能」改
變立場的僅百分之三；可見即使有逆轉的機會，但在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只會陷入「輸打贏
要」的惡性循環。
因此，在領導脫歐陣營的政客們一一的退下之後，我們或許該回歸政治分析的基本，來了
解為什麼有超過五成的英國民眾選擇離歐盟而去。
▎失效的經濟理性？民眾生活與精英生活的差距
從「利益」的角度分析，這次公投的結果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大失所望，原因在於脫歐後經
濟不確定性凌駕於脫歐後的經濟利益。然而，根據《金融時報》在公投後公布的數據顯示
，愈是依賴向歐盟出口的地區，反而愈支持脫歐，這數據與早前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報告一致；而該報告同時也指出相對於倫敦這個國際大都會，
支持脫歐的區域往往是移民較少的地區。因此，我們也難以從客觀數字解釋為何這些地區
最終選擇脫歐。
當經濟理性難以解釋民眾行為時，政治菁英自然將矛盾指向民粹主義，認為這些支持脫歐
的民眾皆是「愚民」，是受到脫歐派錯誤資訊的政治動員所影響。先不說支持留歐或脫歐
者以錯誤或誇大的數據來作政治動員，當中的道德責任當由從政者承擔而非民眾，但一般
人民對於「效益」的衡量準則及情景，是否與政治菁英相同，卻是許多討論沒有觸及的問
題。
首先，政治菁英提出「不確定性」作為判斷效益的依歸，在外交博弈有一定的理論基礎。
新自由主義學者如奈爾（Joseph Nye）跟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制度主義（
institutionalism）認為制度之所以能減少「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出現
，是因為制度提供了一個常設的博弈機制讓國家進行博弈，將談判多方「綑綁」在一個「
長遠」（continuous）平台上；當談判雙方意識到彼此合作不是一時三刻之後，便會考慮
日後從既有制度及談判博弈中得益，從而將未來的「確定性」放到政策效益之內，當作衡
量的準則跟籌碼。
是以，在這次的脫歐辯論中，我們看到在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強調歐盟制度能夠提供穩定性
，以及日後出現的延伸經濟利益，希望民眾將歐盟前景納入為考慮之列。事實上，即使是
脫歐陣營的政客也不斷強調脫歐後，英國不是完全離開歐洲共同市場，只是換一個模式來
經營英歐經濟關係。
但正如法國政府政策規劃委員長（Commissioner-General for Policy Planning）指出，
經濟分析往往忽略社會不同群組面對的情況，只是一刀切以社會「整體」效益為分析單位
，以國家「整體」在貿易的收益為政策決定對確與否的依歸。但現實中，中下階層民眾的
生活與社會上層有明顯的差別，這是無容置疑的。
此外，一般民眾的「決策環境」跟政客的「決策環境」也是有所差異的。對英國大眾而言
，公投是單次博弈（one-off game），而非制度主義背後所假設的長遠博弈，未來「不確
定性」的影響相對較低——特別是當留歐脫歐雙方均指未來英歐關係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此時民眾更加在意的往往是當下的生活。在單次博弈的情況下，民眾對於使用選票的效
益便會有不同的解讀，例如是向卡麥隆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抗議票（protest vote），或是
希望以選票逼迫歐盟及英國政府正視地區所面對的問題。
學者霍博特（Sara Hobolt）及維特洛克（Jill Wittrock）分析英國民眾在歐洲議會投票
取向時，發現國內政治取態、對政府的評價，以及掌握歐盟資訊的多寡，是左右民眾投票
取向的主要因素。當然歐洲議會選舉難以與這次的脫歐公投類比，但從上述的研究或可側
面印證支持脫歐的民眾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情景不同所作出的合理抉擇。這亦可以理解為
甚麼Ipsos MORI的調查會顯示維持既有投票取態的仍是絕大多數。
▎失效的歐盟：多速統合下失序的社會
這次英國公投傾向脫歐一方而非留歐，在在突顯出歐盟統合多年來無法跨越的瓶頸——多
速政策整合（multi-speed policy integration）下的失序。傳統而言，分析歐洲統合的
框架多以國家為主軸，即以往提到的「多速歐洲」(multi-speed Europe)，其重點在於不
同國家在統合路上的差異應被容許甚至鼓勵。但當我們由國家導向走到政策分析導向，不
同的政策整合差異卻沒有被充分了解。
回顧歐洲統合歷史，利益整合與權利整合的速度差距太遠，例如在跨境罪行問題上，各國
在警察互助上的統合速度，比統一保障嫌嫌疑犯於司法程序所享權利還快；在勞工問題上
，勞力流動的統合度也比統一歐洲勞工保障為高。在各國政策板塊基礎不同的情況下，不
平衡的政策整合密度跟速度，就會直接影響政策成效以及人民的感受——歐債危機跟快逼
死希臘的撙節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政策整合差異加上國家體制影響，導致歐洲社會不同階層受市場自由化衝擊的影響不盡相
同。
回到英國，上世紀80年代柴契爾夫人大推新自由主義，打壓勞工階級並把地方財政控制權
收歸倫敦政府，同時將國家其他地區位成為扶植倫敦金融及服務業的次級地區。同時在歐
洲一體化下，英國必須接受歐盟引以為傲的「四個自由」的價值，其中一項——人員流動
的自由——讓本來就在沒落的藍領階級，頓時失去了用以緩衝外來人力的「工作簽證」，
這項保護國人工作的最後屏障；英國工會在歐盟人員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更難代表勞工爭
取利益。
即使「新工黨」（New Labour）於1997年在布萊爾（Tony Blair）的領導下重奪政權，但
親歐、親中產的「新工黨」仍被視為對勞工階級的背叛。爾後歐盟雖亟欲落實保障勞工權
益，並將「社會約章」（Social Chapter）納入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布萊爾的領導亦於1997年接受約章，但整體仍於事無補。2004年歐盟東擴，直接的影響英
國的，就是大量來自東歐勞工的挑戰，英國中下層因而更難以獲得喘息的空間。
根據牛津大學的移民研究所（Migration Observatory）的研究，2005年起外地男性工人
的就業率，比英國本人工人為高，而單以2014年的數據，歐盟14國移民的就業率也比英國
本地人為高，其平均時薪也比英國本地人多2.5英鎊以上。面對上述的勞工困局，英國的
社會政策卻未能保障中下階層，反而經歷新工黨及保守黨的洗禮後，勞工權益反而有減無
增。歐盟雖然有「地區政策」（regional policy）協助經濟落後的地區，但在英國該政
策的主要受益者為創意工業以及高科技產業，上一代傳統工人受惠並不多。
上一代受到歐洲勞力市場衝擊，沒有得到相應的歐洲社會保障，他們的取態由中間偏左走
到保守右派，其實是人之常情。對他們而言，「只」強調「四個自由」的歐盟並不是工人
生活保障的依歸，反而是埋葬昔日生活的劊子手。事實上，這樣的情感在歐陸其他地區（
如：法國）也有出現，但由於法國人的工人力量相對較強，勞工法例也還未經過如柴契爾
夫人執政般的洗禮，因而尚有苟延殘喘的空間。
然而，要解決上述問題，要倚賴混合政府間決策及超國家主義的歐盟模式根本不可能做到
︰要歐洲官僚處理因勞力流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意味著更多的公共財政主權需要交付予
歐洲，這是主權國家不能容忍的事。
但假如由主權國家主導，要考量到的是英格蘭「白廳」（Whitehall）的政治角色。目前
英格蘭內管理歐洲資源主要是「白廳」，歐盟若要繞過「白廳」直接將資源投放到英國地
方地區，唯有英國政府願意在英格蘭進行如蘇格蘭內「權力下放」的地區行政改革，拱手
釋出決策權，讓不同的地區政府全權負責經濟、文化、社會政策；然而，權力下放卻與英
國多年來以倫敦為經濟龍頭的政策相違。
因此，現實生活中被困於歐盟自由流動政策，以及英國現有公共行政格局之中的中下階層
民眾，他們投下脫歐一票不過是想掙脫困境的放手一搏，希望尋回昔日的生活。也許他們
的選擇最終撕裂了英國，甚至整個歐盟，但要反思，要為這些惡果負責的，似乎不應是這
些遠離權力中心的平民百姓，反而應該是有能力改革歐盟的官僚及政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