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未來：衰落還是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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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中心研究院 查爾斯‧利德比特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城市會敗落，特別是當它們遭遇災難性的環境變化而無力應對時。
約旦的佩特拉(Petra)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原因是憑借納巴泰人(Nabatean)修
建水壩和溝渠的非凡技藝，這個城市能夠最大化地利用稀缺的水資源。然而，隨著商道改
從巴爾米拉(Palmyra)等與之競爭的城市穿過，人員、商品、香料和黃金的流動繞開了佩
特拉——這些是使佩特拉富裕的因素。佩特拉那些受古典文化啟發在岩石上鑿成的建築，
變成了一個失落文明的遺跡。
這樣的命運或許也會降臨到“對講機”(Walkie-Talkie)和“奶酪刨”(Cheesegrater)的
頭上。這兩座建於倫敦金融和地產行業鼎盛時期的大廈，有一天也可能會被視為一個失落
世界的遺跡。不久前當倫敦還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時，這樣的想法可能顯得像是無稽之
談。但是在今年6月23日，英國其他地區在公投中選擇了退出歐盟(EU)，這讓倫敦的前景
驟然變得糟糕起來。
倫敦和其領導者現在面臨著5種可能的前景。從其他遭受過類似沖擊的城市中隨意抽取的
模型預示了這5種前景，倫敦會走上哪條道路呢？
衰落
關於衰落的城市，現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些跟不上變化的單一工業城鎮。美國俄亥
俄州的揚斯敦(Youngstown)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上世紀70年代末，揚斯敦成為美國萎縮
速度最快的城市，鋼鐵業分崩離析，人口從17萬驟降至6.5萬。以排外的園藝俱樂部為核
心組成的市政領導層相互攻擊，導致原本的經濟沖擊進一步惡化。毫不奇怪，揚斯敦吸引
不到外來投資和新的人才。相比之下，位於賓夕法尼亞州，規模相當，但具有協作精神的
外向型鋼鐵城鎮阿倫敦(Allentown)則實現了復興和繁榮。
不過，城市衰落最著名的例子是底特律。自1950年以來，這座城市失去了超過100萬人口
以及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市中心大量房產依然空置，它們佇立在那裡，靜默地見證了這座
城市的衰敗，並讓每一個從更繁榮的城市來到這里的旅客驚嘆：為什麽在這麽短的時間里
，就發生了這麽多糟糕的事。殺死底特律的不僅僅是經濟——日企在汽車製造業的崛起—
—還有市政府的腐敗，以及白人和黑人中產階級從市中心遷往郊區。周六早上在底特律市
中心的東部市場(Eastern Market)走一走，顏色和氣味都沒有這里的喧鬧讓人印象深刻。
因為底特律市中心荒蕪的街道常常就像是靜謐的小村莊一樣。聽起來不像是一座城市。
如果在倫敦工作的歐洲人才因為怕自身受到排擠或者因為經濟前景黯淡而逃離，那麽倫敦
就會陷入困境。過去10年成為科技企業聚集地、由倉庫改造的房子如今價格高企的肖爾迪
奇區(Shoreditch)再過一個十年可能重新變得“貧窮但性感”。
乍看之下，倫敦發生人才逃離的可能性不大。德勤(Deloitte)年初發布了一項分析結果：
倫敦擁有170萬高技能人才。得益於科技業的發展，這類人才僅在過去3年中就增加了23.5
萬人。倫敦的高技能工作崗位比紐約多55萬。許多高技能人才來自海外。每3個倫敦人就
有一個是在海外出生的，每10個倫敦人里就有1個來自歐盟其他國家。
在倫敦四處看看就會發現：這座城市擁有著充沛的活力。年輕、精力旺盛、數量比巴黎、
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三個城市加起來還多的人口推動著這座城市運轉。但是倫敦不能自
滿。如果1年流失3萬名高技術移民，只需嚴格控制移民10年，倫敦的高技能人口就會因為
英國退歐而大幅減少。如果失去那些無法通過積分制移民體制的人，倫敦會怎樣呢：比如
來自歐洲經濟區(EEA)其他地方的8.8萬名建築工人、7.8萬名餐飲服務業從業人員，以及
5.7萬名行政人員？在一個依靠創新、知識和文化驅動的經濟中，金錢是隨著人才走的。
倫敦必須不計一切代價留住人才。
向內轉
另一種前景稍微沒那麽可怕，那就是倫敦可能會回到過去：從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再次
變回一個英國的城市。英國退歐可能會導致倫敦再度“本國化”。
倫敦可能會回歸其在上世紀5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時倫敦舉辦了“英國節”(Festival
of Britain)，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介紹給當代世界，當時該市芬斯伯里區的健康中心
展現了關於英國的一個構想，即建立一種全國上下都能認同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
現在倫敦終歸還是大多數英國機構的所在地：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英國廣播公司(BBC)等等。
英國投票退歐意在抑制倫敦，縮小其和英國其他地區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其他地區從此或
許可以重新獲得它們的首都，迫使倫敦與英國其他地區共享繁榮。工作機會不再只流向歐
洲大陸，還會流向斯托克城(Stoke)和桑德蘭(Sunderland)。倫敦可能會發展得更慢，但
或許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就如建築評論家羅恩‧穆爾(Rowan Moore)在有關倫敦(London)
的著作《慢火城市》(Slow Burn City)中寫道：“理想的情況是城市會慢慢的燃燒。它們
的社會生態和物理形態應該通過變化而得到更新，而不是被變化摧毀。”
對倫敦來說，休眠幾年真的那麽糟糕麽？物價更合理，定位更英國化，會讓倫敦煥發新生
。
在從國際大都市重新國家化的城市中，薩洛尼卡(Salonica)的例子最具悲劇色彩也最驚人
。這座極其多元化的奧斯曼(Ottoman)城市在1430年到1912年間由穆斯林統治。在這座城
市裡，猶太實業家、土耳其軍官、希臘商人、保加利亞貿易商等各色人比鄰而居，薩洛尼
卡的擦鞋童需要掌握八、九種語言。薩洛尼卡曾經是一座多元信仰的城市，直到20世紀初
，在戰爭、經濟蕭條、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下，這座城市遭到了種族清洗。到
1950年，這座城市的名字變成了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城中95%的人口都是希臘人
，幾乎全部都是基督徒。
倫敦不會遭遇那樣的命運，但它正受制於一種認為應該更多著眼於國家認同的政治觀點。
就如泰勒‧布魯勒(Tyler Brûlé)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撰文指出的，對於倫敦的未來
，一個略微不同的模型是蒙特利爾(Montreal)。上世紀80年代，作為加拿大法語區魁北克
省最大的城市，蒙特利爾借著給予法語人群更大平等的名義，疏遠了說英語的國際商業界
——不過那個時候商業已經在向多倫多遷移了。批評者說，這樣的結果是讓蒙特利爾成為
了一個憂鬱的城市，縱使其有很多迷人的老街，但是那裡的房屋和商店都被木板封上了。
捍衛者則說，蒙特利爾滿意於自己的境況，它是跨文化創新之鄉，太陽馬戲團(Cirque
du Soleil)就是代表，它還忙於推動本土社會創新。
當然，“再國家化”需要前提，那就是要有個渾然一體的英國，這樣倫敦才能夠代表英國
。這同樣一點都不能確定。
歐洲飛地
對倫敦來說，還有一條路。那就是堅守過去20年來形成的歐洲身份認同，成為一塊歐洲的
飛地，即使英國其他地區都懷疑歐洲。西柏林就是一個例子。在柏林牆修建起來以後，西
柏林就成了敵意重重的東德中的一塊飛地。西柏林僅僅依靠一條狹長的鐵路線與西德聯系
；而穿越英吉利海峽隧道的高速鐵路將扮演起這個角色。
只有在定義公民方面發揮極大創意，才有可能使倫敦成為一個歐洲飛地。科技共同工作空
間Second Home創始人羅恩‧席爾瓦(Rohan Silva)提議，倫敦可以實施一套自己的簽證制
度，允許人員在倫敦和歐盟之間自由流動，只要人們在倫敦生活和工作。那麽，在倫敦進
入單一市場和對歐盟財政的貢獻方面，想必需要復雜的安排來作為配套。倫敦的一名主要
政治人士對這個簽證計劃的描述如下：“這絕對是一個瘋狂的主意。我們100%支持。”
英國可能不得不再次把倫敦想象成“歐洲經濟特區”，就像深圳作為中國面向世界其他地
方的門戶一樣。一個替代方案是，倫敦可以效仿像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
(Charlotte)這樣的移民門戶城市，發放本地區自己的身份證，讓沒有正式獲得英國國籍
的人也能使用當地的服務。在積分制移民新政下沒有攢夠分數的人們就像是古代雅典的外
邦人：永久居留在這座城市的外來人員。
然而，除非英國將權力下放給各構成國、各地區和各城市，變成一個更加鬆散的國家，否
則以上這些情況都是不可能的。而由特裡薩‧梅(Theresa May)領導的英國政府並不願支
持這種鬆散組合，即使擔任外長的是前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前財
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是堅定的去中心化人士。要強行推動這樣的轉變，
倫敦的組織形式必須更有政治性，並且發起一場獨立運動，或許還可以和其他親歐洲城市
，如劍橋(Cambridge)、牛津(Oxford)、布裡斯托(Bristol)聯合起來。
漂浮城市
第四個選項是想象倫敦只是漂浮在英國的版圖之上，受到英國法律管轄的全球化城邦，和
新加坡類似。
對於當前的危機，倫敦會以一個偉大貿易城市的一貫做法來應對——跟著資金走。目前資
金都從亞洲來。把英國退歐視為機會、想要搶購倫敦的地產公司、歷史悠久的品牌和科技
公司的，正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投資者。倫敦市中心已經時不時像是泰晤士河上的迪
拜。它也可以變成第二個山東。
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退歐可能會讓倫敦因禍得福。日漸老齡化的歐洲已經被經濟增長緩
慢和由德國主導的緊縮所束縛。銀行的就業高峰已經過去，因為人工智能開始讓交易大廳
變成無用之地。
對倫敦來說，這可能是轉向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的機會。倫敦的長處在於它是一個務實的
商業貿易城市，可以幫助塑造在世界各地蔓延的任何力量。就像邁阿密大體上是一個位於
美國南端的拉美城市，倫敦也可以變成歐洲的亞洲前哨。
這種轉變可能需要倫敦實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倫敦必須準備好接納亞洲的企業、價值觀和
文化，在這方面，迄今為止倫敦只是漫不經心。上海一度是中國的西方飛地；倫敦也可能
變成歐洲的中國飛地。我們正在習慣中國游客的想法；我們以後也會習慣中國房東、業主
和雇主的想法。接受這個事實吧。
挺過危機
最有可能發生，同時也是最樂觀的情景是，無論是在歐洲，在英國，還是在倫敦，每個人
都湊合著對付過去，與此同時，上述4種情景的一些方面也可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英
國依然是歐盟的準成員，盡管條件會很嚴格，而倫敦是這樣的英國的一部分。對此可參照
希臘，倫敦則可以參照雅典。
英國保守黨現在面臨的挑戰與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的希臘政府所之前面臨的挑戰很
相似，後者因為紓困方案中的懲罰性條款威脅退出歐元區。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
(Alexis Tsipras)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激烈反對這一計劃，並藉此在2015年贏得大選。然
而，歐盟提出的退出方案太缺乏吸引力，最終大多數激進左翼聯盟人士都放下自尊，決定
留在歐盟。結果是該黨出現了分裂。歐盟肯定也會對英國使出這一招：提供一個非常糟糕
的方案，使得選擇留歐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如果英國退歐協商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如果脫歐人士開始後悔，註意力也被其他事情分
散；如果歐盟提供的退歐條款極度缺乏吸引力，那麽退出歐盟的問題可能會再次變成一場
局限在保守黨及其分裂的派別之中的爭論。
在市長喬治‧卡米尼斯(Giorgos Kaminis)的領導下，雅典在這些危機中成為了城市韌性
的典範。雅典不僅需要應對關乎存亡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還要同時應對涌入的難民。盡管
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由中國政府持有多數股權，在紀錄片製作人出身的政治人士阿馬
利婭‧澤普(Amalia Zepou)的啟發下，市民之間進行大規模的協同自救，接手公園、公共
空間、文化機構的運營，這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讓雅典挺過了這些危機。倫敦必須效仿
雅典，有足夠的韌性去應對、將就、度過接下來的幾年，直到類似常態和常識的東西再度
回歸。
“眾城之精粹”
不管今後會發生以上哪一種情景，考慮到倫敦在過去數周經歷的沖擊，有幾點顯而易見。
首先，倫敦需要全新水準的有抱負的集體領導，不應該只由市長來行使領導權。倫敦的大
學應該集思廣益，為這座城市描繪一個更美好的將來。文化機構應該啟動推廣歐洲文化和
價值觀的項目。倫敦需要通過成千上萬種日常行動向全世界展示，倫敦依然是一個開放的
城市，少數群體不僅能在這里得到幫助，還會受到歡迎。在這個已經近乎自鳴得意的城市
，現在是該市領導者激發人們行動起來的絕佳機會。其中的挑戰比前倫敦市長鮑裡斯‧約
翰遜在2012年奧林匹克輕易達成目標的過程中遇到的挑戰要大得多，但因此其中的機遇也
要大得多。
第二，其他忍不住為倫敦的困境而幸災樂禍的歐洲城市應該認識到，更國際化、創新驅動
型的城市和更具民族主義色彩、更謹慎的內陸城市之間的斷層線現在貫穿全球各地。不同
國家的主要城市之間彼此的共同點，就如這些城市和它們所在國家之間的共同點一樣多。
有充分理由重建中世紀歐洲北部城市之間自由貿易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倫敦
也是當年的漢薩同盟中的一員。一個市民化的、開放、國際化的歐洲非常符合歐洲各城市
的共同利益。如果城市被地方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勢力挾持，歐洲就沒有未來。
第三，倫敦有驚人的再造能力，這正是因為倫敦有些混亂無序，並沒有被過分規劃。最重
要的是，倫敦必須保持自己的多語性，就像16世紀的詩人威廉‧鄧巴(William Dunbar)所
說的，倫敦是“眾城之精粹”（London, thou art the flour of Cities all）。
倫敦不是一個適合人們自怨自艾的城市。沒人欠這座城市什麽，以至於必須無償供養它。
倫敦必須是這樣一座城市，人們會因為和與自己不一樣的人相處而感到興奮。那些對此感
到驚慌的人們應該在郊區和城鎮過著田園牧歌式的平靜生活。這對他們挺好的。他們應該
讓倫敦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即塑造在當下改變世界的思想和力量。
本文作者是倫敦中心(th Centre for London)研究員，著有《The London Recipe》
譯者/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