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以色列外籍移工之子，何處是故鄉？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8287
以色列Kan電視台在11月底播放一支將近15分鐘的紀錄短片。片子開場，觀眾看到一位乘坐著計程車的少年，鏡頭交替在少年的計程車旅途與一個看似法庭的黑白場景間；從計程車窗外望去，是菲律賓的街景；一路沉默的少年開口，第一句話是：「我覺得自己像外星人，我不習慣這裡，我覺得我現在好像到了另一個星球……」
少年名叫Rohan（???? ???），十三年前，在以色列工作的菲律賓籍母親在生下他，自此之後，Rohan就在以色列生長、求學；只是他與母親都沒有長期居留以色列的許可。最近，Roahn與母親遭到移民警察逮捕，最後兩人被遣返回母親的國家菲律賓。Kan紀錄片團隊跟隨著Rohan與母親的腳步，捕捉兩人回到菲律賓後的近況。紀錄片凸顯第一次踏上菲律賓領土、語言不通的Rohan，用希伯來語講述對未來的迷惘。
https://youtu.be/hZrDODFV_0k
影片解說：有關Rohan的紀錄片
像Rohan一樣的例子還有不少。自今（2019）年暑假末尾以來，有幾則新聞報導像他一樣的事件；儘管每篇報導中，主人翁有不同的名字，卻常有一個雷同之處：非法居留在以色列的女性菲律賓移工（註1）與就學中的子女遭到移民警察逮捕、拘留、甚至遣返。
有關Rohan的這支紀錄片上傳到YouTube的第四天，已有17.3萬觀看人次，在留言討論區，有人對Rohan與母親遭到遣返寄予同情，因為年幼的Rohan就這樣被送到一個對他來說完全陌生、語言不通的國度；也有人認為，儘管Rohan確實是無辜的，當初以外國移工身份來到以色列的Rohan母親卻「知法犯法」，在產下Rohan後，執意非法居留在以色列；也就是說，Rohan是因為母親才陷入這樣的絕境，這不是以色列政府的錯。
菲律賓女人與她們的孩子
如同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在以色列的許多女性菲律賓移工，也是飄洋過海來工作，以色列在1993年讓海外移工合法化後，便有來自泰國、菲律賓、中國與羅馬尼亞等國的移工，申請工作簽證來到以色列，在農業、建築、照護等行業工作。當時的法律規定（註2），女性移工一旦懷孕，就會喪失工作簽證，也無法再申請工作簽證，必須回國。也就是說，移工們在以色列的停留必須是暫時性的、純以工作為目的，他們不應該在此落地生根。
https://youtu.be/OodBfkm03rU
影片解說：碰觸移工議題的以色列電影《Noodle》預告片
但是，不少女性移工還是在以色列生下了孩子，雖然她們往往在生產後，就會因為喪失工作簽證而淪為「黑戶」，只能「打黑工」，在一些移工聚集的城市如特拉維夫等，卻開始出現一些民間組織幫助這些移工與孩子們，讓他們還是有機會使用醫療或其它基本的服務等。此外，以色列法律規定，學齡兒童、不論國籍，都有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因此特拉維夫一些地區的公立小學，開始出現這些東亞、東南亞面孔的孩子。在1990年代，中央政府對這種狀況是有些「視而不見」的；直到90年代末期開始（註3），才警覺到事態嚴重，逐漸採取行動，例如成立移民警察等。
2000年開始，政府幾次遣返行動在被媒體披露後，引起一些反彈。一些維權份子開始動員，組織示威或宣傳活動，希望藉由民意施壓政府；也有人直接向政府高官喊話，呼籲他們重視這些孩子的基本普世人權。更有趣的是，不少文宣使用了以色列身為猶太人國家的身份，引用猶太教經典妥拉中「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這段話，希望喚起以色列猶太人的同理心。幾位政治人物的妻子，包括前首相歐麥特（Ehud Olmert）的太太Aliza Olmert與納坦雅胡的太太Sara Netanyahu，都加入聲援行列。
https://twitter.com/newsisrael13/status/1190177221677404161
連結解說：聲援移工孩子的示威活動
在這個議題激起不少人民重視之際的2007年至2010年間，以色列政府幾次政策急轉彎，取消或暫緩遣返移工孩子的決定，甚至有條件地（註4）允許部分孩子與一等親申請居留在以色列。
從結果論來看，這些動員確實有了果效（註5）。可是，當時仍有一些孩子不符合這些規定；在這些一次性的特赦之後，也還是有外國移工的孩子陸續出生，這樣的孩子，至今還是有身份上的問題，不少人就這麼成了文章開頭的新聞報導主角。
道德，法律，合理性的拉扯
雖然在輿論上，反對遣返移工孩子的聲浪似乎是佔上風的，也是有人持反對意見。雖然大多數人都對移工的孩子必須被從原生環境中被拔除感到同情，卻也認為這些移工違反了當初合約的內容；甚至有人會認為，在觀感上，有些人也許是想「利用」自己的孩子繼續留在以色列。在普遍被認為比較傾左的以色列報紙《國土報》也曾有報導指出，確實有移工認為，留在以色列會讓自己的孩子獲得比較好的機會，因此「明知故犯」，在以色列違法生下孩子，讓孩子留在此地成長、受教育。
在法制上，以色列並不像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俗稱「移民國家」的例子，採用出生地主義（jus soli）這樣的國籍制度。嚴格說來，世界上多數國家現在不採用出生地主義的制度，而是採取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的制度，即孩子會繼承父母的國籍。在採用出生地主義的國家中，並非每個國家都像美國或加拿大這樣「大方」，即只要嬰兒在本土出生，就給予公民身份，有些國家採用有條件的出生地主義，即出生在本土的嬰兒或其父母，必須符合某些其它規定，才可以獲得公民身份。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有人會主張，在以色列的這些移工與他們的孩子，在法律上沒有要求獲取合法身份的權利。以色列政府對這些外國人，是沒有任何義務的。當初聘用他們的合約與法規，也都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是他們自己選擇違反規定的。
但是也有人主張，從某方面來看，這些孩子能留在以色列這麼多年，是以色列政府漠視多年的結果；換句話說，執法者的失職，是部分造成他們在以色列成長十多年的後果；那麼也許地主國對這樣的孩子們確實具有某些道義上的責任。
更有人主張，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雖然當初的「合約」規定，移工遷徙的目只能是工作，而非組織家庭，但不少移工在二十多歲時離鄉背井，到異國工作，一待就是幾年，難免有情感、情慾上的需求；如果他們與本地公民發展關係，就有機會以依親的方式讓自己與孩子留在地主國；但如果他們與同為移工的外國人發展關係，在身份上就面臨截然不同的規範。但是，人可以選擇要和哪國人墜入愛河嗎？人畢竟不是機器，在情感等面向上，有時會有不可控制的部分。瑞士文學家馬克思?弗里施（Max
Frisch）就曾在觀察西歐二次大戰後的移工制度發展後評論道：「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
德國的先例
國際間為人所知的先例之一，莫過於現在德國的土耳其移工後裔。西德與其它西歐國家，在二次大戰後，輸入外國移工來幫助戰後重建。其中，西德的客工系統（Gastarbeiter）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相繼和南歐國家、土耳其、南斯拉夫及幾個北非國家，簽訂雙邊協議，引進這些國家的工人。
漸漸地，由於西德經濟衰退，這些雙邊合約逐漸終止；其中，德國與土耳其在1973年、石油危機的這一年，終止客工協議。雖然多數土耳其移工也因此返鄉，還是有人選擇留在西德。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這些人在西德落地生根，甚至將家鄉的伴侶與孩子接到西德團圓。1981年，西德政府估計國內有45萬左右的外國移工與家屬，其中多數是土耳其裔。
但是，德國由於歷史的因素，有著深厚的屬人主義傳統，該國在1913年制定的國籍法（Nationality Law），被認為是現代國籍制度屬人主義的先驅之一。雖然非德裔的外國人，還是可以藉由歸化取得德國國籍，但他們的歸化條件十分嚴苛。經過社會與菁英的辯論後，德國在1999年修法，降低非德裔外籍人士的歸化條件，也讓不少幾十年前因父執輩來到西德擔任移工，而在德國生長的土耳其後裔，更容易歸化德國籍；這項政策變革，也打破德國幾十年來深厚的屬人主義傳統。
在修法前的辯論中，雖然有不少德國官員與政治人物主張，德國本來就不是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沒有義務要讓所有外國人都有權利歸化；卻也有政治菁英認為，德國的移工制度把外國人帶了過來，讓他們有機會在此落地生根、養兒育女，在某種程度上，這讓德國政府對這些人有了道義責任。
某種程度上，過去的德國與當今的以色列，都帶著強烈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國家認同。其中，以色列優惠猶太裔的《回歸法》（Law of Return），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不過在上個世紀，這兩個族群與族群民族主義的「相遇」，卻可說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德國在不到100年以前，是基於族群民族主義而迫害少數族裔的「加害者」；而歐洲猶太人則是近代族群民族主義下的「受害者」。
或許這項差異也可以解釋，在以色列，對移工及其子女的「道義責任」論述，加上了猶太人受反猶主義、大屠殺等迫害的歷史傷痕。如前所述，不少幫助移工孩子的以色列維權份子主張，正因為猶太人自己寄居、流離失所的過去，他們更應該發揮同理心去保護這些寄居在他們之中的孩子。深入分析，這個觀點是有趣也弔詭的，這意味著以色列的猶太族群民族主義，是可以說服一些人接納不同族裔的外邦人。
2010年，當以色列政府對部分移工子女實施一次性的特設時，總理納坦雅胡便指出，此決定「在錫安主義（Zionism，以色列的立國方針）與人道價值間取得了平衡……讓這些在以色列成長、受教育、學習希伯來語的孩子們能留在這裡。」
只是，這樣一次性的措施，說到底是對族群民族主義的挑戰，這對不少以色列政治人物甚至民眾來說，也許終究必須是特例，而非常態。當今流行的多元文化論述，究竟能挑戰人們對族群民族主義的信仰與法律，到什麼程度，像以色列這樣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實驗室。
註釋
註1：多數的報導都是菲律賓母親與子女，此外，也有少數是尼泊爾等其它國家；這反映在跨國移工的現象上，某些產業常見特定性別與族裔的從業者；這點在後文提到的德國，也有類似情況，多數在二次大戰後，來到德國的土耳其移工是男性。
註2：這項規定已經在2011年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違反以色列基本法（相當於憲法）中，保障人民組織家庭的權利。
註3：同一時期，也有不少外國人以旅遊簽證進入以色列，然後非法居留在以色列打黑工。下圖顯示，根據官方資料，2000年到2001年，是這個情形的高峰。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9/12/jtg7oi69fkgoxlgndjq1zp6wywstza.png
註4：這些規定包括：孩子在過去一年必須在以色列就學、來年已經註冊準備升級、過去連續五年住在以色列（或在13歲以前來到以色列）、會說流利的希伯來文、及父母是合法進入以色列等。
註5：這些移工孩子的狀況，與美國的「夢想者」（dreamers）有些異曲同工之妙，但結果卻是非常不同的，美國的「夢想者」在歐巴馬（Barak Obama）總統任內獲得的僅僅是暫時的保護，而非身份，這點可從政策本身的名稱看出（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即《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