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兼論中國道路與人類未來
觀察者 (原載於《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
https://www.guancha.cn/ZhuYunHan/2019_12_15_528443_s.shtml
https://www.guancha.cn/ZhuYunHan/2019_12_22_529127_s.shtml
朱雲漢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國這一百多年：從被帝國主義欺凌侵略而
瀕臨生死存亡關頭，到重建一統政治秩序與恢復民族獨立自主地位， 然後一步步走到全
球最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再興之路是多麼曲折而不易。中國過去七十年在現
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超越了過去各種不同民族與
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紀錄；如果中國在既有的發展道路上持續前進，那麼它必然會影響到
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過去三十多年，它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化進程以及整個人
類歷史的進程。未來中國可能發揮的作用還會更關鍵，關鍵程度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
作用，這對全人類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一、回顧世界經濟活動重心的千年移轉
2018年10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
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專題報導。這篇報導引用了一張非常醒目的歷史地圖[註1]，信息量
很大。它最早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所採用，根據
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專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領導的研究團隊提供的歷史估算數據繪
製，展示了過去兩千年來世界經濟活動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
）的空間移動。從公元元年（1AD）開始，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
位置移動的範圍非常小，一開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亞細亞，先微微地向南移動，然後緩慢地
向中國西域移動。在這個重心的西邊有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以及環
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在它的東邊與東南邊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型
的古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大多數
時期於各方面都是比較先進的，包括農耕、紡織、冶金、醫藥和天文。所以把各地區經濟
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後，世界經濟地理重心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板塊。從
16世紀開始往西北移動，到1820年以後，也就是19世紀初開始，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加速
，一直往西走，這就是西方世界的興起，這段歷史包含航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
革命。
到了快要臨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牽
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更是達到了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份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
北大西洋的中間。接下來又開始發生變化，西歐戰後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
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後就開始慢慢往東移動。儘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經
濟奇蹟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重心的移動速度並不快。但是1980年以後全球經濟
重心則在快速地往東移動，此時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然後到 2010年
、2018年，以及預測到了2025年，重心還會繼續快速東移，當然之後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
，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註1] World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 歷史地圖
https://blog.elearneconomics.com/world-economic-centre-of-gravity-2018/
是什麼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牽引力
量。兩千年世界經濟重心移動的軌跡預告了不久之後人類經濟活動分佈的重心可能會回到
19世紀初的起點，甚至回到更早兩千年前的起點，也就是回歸更悠久的歷史常態。《經濟
學人》在這篇報導裡感嘆道，如果從統計數字的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
全球趨勢”，其實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的體量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
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並且中國還在持續向前發展。
有了這一背景知識，我們對下面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會更清楚。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0938747.jpg
圖1：各國占世界GDP 比重
這是美國智庫“經濟週期研究院”（Economic Cylce Research Institute）針對過去兩
百年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的購買力評價（PPP）的GDP估算數據所繪製的統計圖表。這張圖
表清楚地顯示，從1820年（也就是中國清朝的嘉慶年間）開始到195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力達到頂峰的時候），整個人類歷史的故事基本是西方的興起，這些
西方國家長期處於絕對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續到1970年。上圖中最上面的部分是美國，其
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然後是英國（這些都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主的
國家），其後是法國、意大利跟德國，接下來就是荷蘭等這些中小型西歐國家，以上合起
來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所以，有將近兩百多年，西方是人類歷史舞台上的主角。
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們殖民的對象。
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曾經在全球經濟所佔份額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對的比重一路
下滑，相繼被葡萄牙、荷蘭、法國超過，而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下滑更為嚴重。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比較突出的變化是日本的興起，但從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來，大趨勢
是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興起，尤其是亞洲，其中，中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二、中國速度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對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
以衡量，而且以後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複製。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國加速器”
（China Accelerator）這家全球知名的企業孵化器公司副總裁，他利用IMF的資料庫，繪
製了一幅中美發展速度比較的解說圖（見圖 2），來闡釋何謂“中國速度”。這張圖揭示
到：從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裡，中國的GDP增長了36倍。歷史上，另外一個曾經出現大
規模、大板塊、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美國，尤其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興建橫跨東西兩
岸的鐵路網， 工業化進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為終點反推，相較之下美國花了多少
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美國總共花了117年。換言之，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
是美國的3.9倍。為什麼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說“ China Speed”？什麼叫中國速度？這
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經濟奇蹟”的速度。
這很自然地讓西方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感到震撼，甚至帶來壓力。不難看到，中國的興起
，在全球的範圍裡的作用就是引導全球趨勢。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018439.jpg
圖2：中國與美國的成長速度比較
中國快速發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讓將近七億人脫貧，也助力人類社會快速邁向全面消除
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聯合國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從1990年到
2015年將地球上生存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半，然後逐步邁向全面消除貧困人口。現
在看來，這個艱巨的任務有希望達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國。下面這幅圖（見圖3）說
明了過去一百多年想要贏得這場全球脫貧的戰鬥多麼不容易，因為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
人口不斷增長，貧困人口的總數也不斷在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就是1945年以
後，出現了嬰兒潮，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儘管許多地區出現了不錯的經濟發展趨勢，
也努力在脫貧，但是全球範圍的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
幸的發展趨勢。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它的轉折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
革開放之後，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在這個轉折中，中
國做了最大的貢獻。1990年，中國還有七億五千多萬貧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兩千
萬人。進入21世紀，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幫助他們消滅貧困上做出了非
常大的貢獻。可以想見，中國在達成“兩個一百年”目標後，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
承擔更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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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世界貧困的終結
當然，任何快速的經濟發展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經濟學術語叫“負面外部性”。當
中國在方方面面都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變化時，對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一方面，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美國的3.9倍；但另一方面，正如圖4所示，中國碳排
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國的3.9倍。在很短時間內，中國從一個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經濟
體（圖4中虛線）迅速上升，尤其是在1980年後直線上揚。雖然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還只
是美國的40%，但總量在2005年前後（根據世行的估計）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
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中國的這一趨勢也將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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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美碳排放增加趨勢
三、以多元維度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
我們需要從多維度來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整體而言，中國再興帶動了世界秩序的重
組，具體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1）賦予經濟全球化巨大的推進力量，讓超級全球化的作用與衝擊全面放大；
（2）削弱美國霸權的權力基礎，觸動戰後國際秩序的全面轉型；
（3）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推進多元現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全面釋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
（5）引導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引領發展中國家修改全球化規則，改革全球治理機制與結
構；
（6）加速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第一，中國的快速興起與經濟全球化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中國既受惠於過去三十多年的
經濟全球化，同時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見。因
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所以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說它的動員、席捲、滲透力量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
球化，並且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吸納進來。幾乎沒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或
者是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影響。中國正是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力量起到了關鍵的
放大與加速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的“之一”。
第二，中國的快速興起，客觀上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美國逐漸在生產、貿易、科技創
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其在安全、軍事、金融以及貨幣領域的霸權
，今日的美國與其在蘇聯解體時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強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中國的興起打破了西方對普世價值話語權的長期壟斷。中國的發展模式挑戰了西方
主流經濟學，撼動了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的話語權。中國模
式激發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利伯維爾場（
Libre marché）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的發展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
中國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以及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顯示出
明顯的功效。
第四，中國的快速再興帶動了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開啟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時代
。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的文化、經濟的導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國，這些亞非拉國家
雖然形式上獨立了，但各方面都難以擺脫對曾經殖民過它們的西方國家的依賴，像非洲長
期高度依賴法國，自己的軍隊與情報人員都由法國培訓，甚至自己的外匯儲備也都寄放在
法蘭西銀行。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在制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長期以來，
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與聯繫比較薄弱。但是中國的快速興起對東南亞、南
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國家而言是一個新的機遇，一方面，它們可以與中國
開展全方位的經濟合作與互補關係，中國可以協助它們走上可持續性發展道路；另一方面
，中國還主動搭建了與各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協調機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全面
釋放了出來。
第五，對許多亞非拉國家而言，這帶給它們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機遇。三百年來，第一次
出現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
達國家；第一次出現一個大國具備同時在上百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通信光纖
網絡、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級基礎設施建設能量；第一次一個超級製造業大
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與電子商務平台，協助幾十億
人跨入數字與網絡時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貿易夥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是以官方開發融
資機構以及國有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不事事要求知識產權的保障與回
報，也不以資本回報極大化為唯一考慮；而且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理解國情
、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搞政變。這種
歷史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國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
合作和交換的遊戲規則，產生巨大的引導與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動世界秩序的重組。最終
，中國的興起必然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所以，西方對中國開始全方位發揮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趨勢非常不適應，西方社會精
英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與敵意，也是預料中的。歐洲對“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強
烈的抗拒心理，美國更是對“唯一超強”地位有強烈的戀棧心態。美國川普政府在2017年
底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在這一報告和隨後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把中國與俄羅
斯定位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挑戰美國國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來
源，認定中國為“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國和俄羅斯企圖塑造
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利益相對立的世界，中國試圖輸出壓制的政權。
川普政府改變了建設性交往政策而進行戰略轉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來美國第一次遭遇
有可能失去霸權地位的挑戰。美國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維
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不允許任何可能超過自己的挑戰者出現。因此，中美
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對抗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越來越尖銳。這也意味著，中國發展越來越快
，面臨的挑戰也必然越來越大。
四、推動超級全球化的“三駕馬車”
過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正是在於它的速度、滲透力與席捲
力。“超級全球化”推動全世界各個社會參與一種非常細密複雜且緊密的經濟分工，在生
產、金融、信息等各個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員的流動也超越了過去的歷史紀錄
。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說是“三駕馬車”——同時在牽引“超級全球化”。
“第一駕馬車”是20世紀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爾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第二駕馬車
”是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第三駕馬車”則是中國快速融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
第一，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時從國內與國際兩個維度展開，大幅度掃除了阻
礙資本在全球範圍整合生產要素與自由流動、追求最高回報的各種政策障礙。各國政府為
吸引資本的青睞，都盡力打造對資本友善的營商環境，並對商品、資金、信息與人員的跨
境流動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導下，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各種國際機構
與智庫，都給各國施加壓力，敦促它們的政府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的改
革，並要求各國壓縮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通過發佈各種國際評比指標來強化國際輿論壓
力。美國政府更通過經貿談判直接向貿易夥伴施壓，要求它們鬆綁金融監管，全面開放金
融服務業與資本市場，並允許跨國金融機構直接參與銀行、保險、證券與租賃等行業。美
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在升級版的WTO架構下積極推進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把更多的產品納
入免稅或大幅度關稅減讓範圍，各國政府對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所可能帶動的投資
、貿易與經濟增長抱有樂觀期待，這也促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快速
發展。
第二，超級全球化也得益於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在這個時期，通信手段、運輸工具、物
流管理、互聯網、運算能力等領域都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貨櫃運輸與數字通信讓遠程貿易
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聯網與計算機運算及儲存能力的快速升級，讓跨國企業可以高效
率、精準無誤地組建、營運與機動調整超遠距離和高度複雜的跨國供應鏈與銷售網絡，可
以在全球範圍精準而實時地整合人力資源、物流、庫存、銷售、財務、客戶等信息。在全
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讓所有跨國金融機構與數以千萬計的投資人同步進行天文
級數規模的金融商品與合約交易，完成下單、撮合、對沖、交割、結算與保管登錄。
第三，超級全球化也得利於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超級全球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高速
工業化提供了極為特殊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經濟崛起也成為超級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
高了全球化的速度與能量。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與交換體系從來沒
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不到二十年）吸納像中國這樣巨大規模新成員的先例。自2001年
中國正式加入WTO開始，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內一個輕量級的成員，快速躍升為全球第一
大貿易國、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生產基地。中國也在最短時間內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內連
續晉級，建構了上下游供應鏈最完整的產業體系。與此同時，中國同樣在最短時間內超越
美國，成為拉抬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火車頭。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與各類大宗
商品進口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機、汽車、空調、鋼鐵、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費
市場。
所謂“超級全球化”可以從兩種角度來理解：一是從全球化所追求的經濟一體化之目標來
理解；二是從全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整合之結果來理解。哈佛大學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級全球化”界定為以追求貨物、服務、資金以及金融活動穿越國界
之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一種全球化，這種全球化出現於過去三十年。我們也可以從全
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高度整合之結果來理解超級全球化。無論是與19世紀中葉開始的第
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重新啟動的全球化
相比，從 20世紀90年代開始，通過跨國供應鏈網絡、貿易網絡、運輸網絡、信息網絡、
金融網絡、移民網絡、跨國企業全球佈局與交叉控股，將全球經濟聯結成為一個空前緊密
、高度整合的整體，也讓人類社會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空前的程度。
超級全球化帶來三個結構性的改變：第一，精密而複雜的跨國供應鏈第一次出現，幾乎沒
有國家可以在各種高附加價值製造業領域維持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產業體系，過去三十年
國際貿易中最終產品的增長比例要遠遠低於中間性產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長速度
，就說明了跨國產業鏈的長足發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現爆炸性成長，虛擬金融活動全
面凌駕實體經濟活動；第三，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勞動力之跨境流動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們用貿易依賴程度與金融國際化程度這兩個最常用的指標來衡量全球化，它在過去
35年的演進速度是驚人的。圖5的淺色線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貿易依存度，根據右
邊縱坐標它佔每個國家GDP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都是快速上揚，直到2008年金融
海嘯為止才停頓。但是更驚人的是左邊縱坐標度量的深色線，也就是金融國際化的速度。
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國家的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總額佔GDP的比重平均值。從左邊縱坐標來
看，金融國際化程度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為那時候跨
國資本流動的管制非常嚴格，美國和歐洲的資本賬戶也是不開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國家，
也沒有什麼衍生性的跨國金融交易，石油與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更是統統都沒有。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425261.jpg
圖5：衡量全球化的兩個指數：金融與貿易
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這條深色的線迅速上揚，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
也就是2008年的時候，平均達到全球每個國家GDP的近40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表
現出一種龐大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實則有很多虛擬交易造成了巨量熱錢
跨國流動，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的巨大變化。
過去三十多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以及生產外包，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更是大量移轉到亞洲
，而中國成為接收外移製造業的最大基地，因為中國的勞動者素質高、供給量特別大。如
圖6所示，在20、21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佔全世界接近20%，而中國的勞動力
佔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因為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所以顯示中國勞動規模的這
個橢圓形佔的面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
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佔勞動力供給的45%。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509725.jpg
圖6：2010年相關國家的勞動力規模、性別組成與參與比例
如此規模的勞動群體快速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
麼大的衝擊，曾經的東亞“四小龍”更不用說。中國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
業平台，目前製造業的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製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
歐了。中國讓歐美企業最震驚的地方就是它能夠以很短的時間、在全世界產業分工中快速
晉級，從勞動密集與技術門檻很低的製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國《金融時報》根據聯
合國的貿易統計數據製作了一幅圖（見圖7），清楚地顯示在許多科技含量很高的產品類
別中，中國的出口占全球市場的份額在過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電池、有機化學、
軌道運輸設備、液晶顯示器和發光二極管、柴油發動機、柴油大型鍋爐、油輪等產品類別
上，中國的份額在2017年佔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未來，中
國製造業還將跨入半導體、高速電腦、核能發電、民航客機等更尖端的科技產品。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554138.jpg
圖7：2007與2017年中國高科技產品所占全球出口比例及其變化
此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數字科技也讓勞動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動。在新自由
主義革命推進下，資本的流動已經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無須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
勞動力的流動還是受傳統法令管制，因為它的社會衝擊很大。但是在數字經濟日益成為主
流、信息與通信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各國勞工已經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間上移動，也同
樣可以攬活。比如你今天給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客服專線打電話，你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
在哪裡。他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孟加拉國，這就是所謂的“電信移民”（
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務業從中階到高階的受僱者，例如從事軟件設計、網頁設計、
美術編排到財務分析的職業群體，都無法逃避全球勞動市場一體化的趨勢。這個一體化趨
勢的確對西方國家白領勞工帶來巨大的衝擊。在美國某醫院裡負責解讀X光掃瞄的或者要
寫檢查報告的技術人員，他可能跟孟加拉國一個有同樣執照的技師一起搶這份工作，而另
一頭的竟爭者只要1/20的工資就願意做這個事。
五、超級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風暴
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的全面融入這“三駕
馬車”拉動了“超級全球化”。同時，“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後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羅德里克指出，“超級全球化”基本上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
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因為它們都是中小型國家，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會慢慢流失掉。比如
，影響歐洲人生計的主要決定都是在歐盟做，而不在各國首都或不由各國國會做，或者有
些決定也不是歐盟做，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
Google（谷歌）、Microsoft（微軟）、Facebook（臉書）等超級跨國企業在做，它們做
出了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決定。另外一個後果就是羅德里克所擔心的西方民主體制
的社會基礎全面動搖。道理很簡單，因為本來民選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社會保障職責和經
濟發展職責。這兩個職責都是建立在國家有能力主導經濟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經濟主導
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滿足公民對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
化產生的經濟紅利是巨大的，但是極少數人在瓜分這個經濟紅利，尤其是“超級全球化”
必然帶來風險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國家，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勞工群體實際
上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就業壓力，還有社會保障越來越不足的問題，所以他們是絕對的
利益受損者。
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並不突出，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即使是在中國收入較低的農民
，他的絕對收入、生活水準在二三十年裡也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
快速增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速度是10%、8%，但歐洲不是，歐洲現在進入了0—1%的增長
；日本更不是，日本幾乎連續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長。“超級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
這樣一種思路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遊戲規則，改變了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權力關係，
削弱了國家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與財富分配又嚴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絕對
市場壟斷力量的巨型跨國企業變成了全球範圍真正享有權力的主體。
這些巨型跨國企業不僅在市場上有非常強的壟斷地位，可以排除競爭，還可以影響幾乎所
有國家政府的政策。美國牽頭的TPP談判中最後的附件和具體規則，都是由美國的跨國企
業提議的，科技公司、製藥公司、跨國銀行等，它們僱傭美國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制定這
些規則，然後交給美國談判貿易代表去和對方談判。在這種情況下，規則複雜、專有名詞
晦澀難懂，就連法官也搞不懂，將來還是得找這些受僱於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解釋。而且
將來有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來找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這些大律師既是兩頭通吃，也是
跨國企業權力行使的代理人。
為了凸顯巨型跨國企業的支配地位，一個倡議全球正義的非政府組織國際聯盟（正式名稱
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別製作了表1，這張統計表很簡潔地反映了全球權力結
構的扭曲。如果以企業營收和政府收入作為比較基礎，將跨國企業（用斜體標示）與行使
國家權力的政府都視為經濟體，那麼前100大經濟體中有69個是跨國企業，只有31個是國
家。大型跨國企業中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它2017年的營收比西班牙、荷蘭、俄羅斯和韓
國等國的政府收入還要大。所以，大多數國家面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時根本沒有什麼談判
籌碼。主權國家的政府很難監管它，也很難給它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而且這些企業不但
可以設法避稅，還向各國政府要求租稅補貼或其他特殊優惠。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807521.jpg
表1：營收居世界前100位經濟體
同時，這些巨型跨國企業大多享有寡佔或獨佔的強勢市場地位，可以借助其壟斷地位來攫
取超額的利潤，並企圖影響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政策與規定，讓自己成為政治尋租的巨
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義革命、信息革命及超級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全球經濟權力空前高度集中，
其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就是當下在世界遍地開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國家內部風
起雲湧的民粹主義。為什麼？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陷入貧窮，藍領階層以前的高薪工
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經濟停滯、收入停滯的邊緣掙扎。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3/20191213171648603.jpg
圖8：興起的民粹主義 – 多年來生活狀況的停滯
圖8進一步表明，過去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得越激進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越嚴重。有經濟學
家說這些問題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國人搶了他們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動化、是信
息化，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信息化與自動化不必然一定會搶工人的工作，關鍵是要
看怎麼引進新技術。在瑞典這樣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各種與勞動相關的法律，還有很多社
會規範的約束，所以任何企業在引進新技術的時候，它一定會設法讓“機器怎麼幫人”，
而不是“機器替代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引導技術引進時的路徑，但在其他很多國家未必
是這樣。它們引進機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從平均數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除瑞典以外，大多數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絕大多
數家庭都面臨所得停滯的壓力。在意大利、美國，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滯的，當然還
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動盪、社會衝突，背後的原因是累積的，是過去35年經濟
地位與社會結構的一種劇烈改變，對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嚴重不利。因此，川普這樣的政
治人物也是在這個大潮流裡崛起，突然之間像泥石流和火山爆發一樣，把主流政治人物沖
垮。他一上來就搞激進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搞貿易保護主義，退出許多多邊體
制。所以很多西方國家很擔心川普對美國過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傳統、價值觀、國際信譽
和過去美國親自打造的國際體系完全棄之不顧。在他激進的單邊主義之下，有些國際制度
和機制已經完全癱瘓了， WTO（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川普發動貿易戰，
對歐盟也課徵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就更不用說。
現在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是第一大貿易國，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國發生經貿摩擦
，WTO在旁邊一籌莫展，既無法調解也無法勸阻，基本上等於全面癱瘓了。而且川普還威
脅說WTO根本一無是處，他要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架構下各式各樣的多邊協議，甚至連美
國過去主導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礎一跨大西洋聯盟——這一與西歐歷史聯繫密切、具有
特殊的價值觀和文明紐帶意義的聯盟關係都動搖了。尤其在英國舉行公投時，川普公然宣
佈贊成英國脫歐，他的前任智囊班農（Steve Bannon）現在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一個智庫，
聯絡歐洲各國的極右派，繼續推進裂解歐盟的政治謀略。德國和法國對他簡直完全無法忍
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的一些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開始擔憂：現在的境況彷彿回到了
20世紀30年代。
六、世界不會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拋出一個問題。他認為很多國際關係學者
在討論21世紀國際秩序時，都擔心中美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實我們更應該要問世界經濟是否會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Kindleberger's trap）。前者取材於崛起中的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最終難免一戰
的歷史教訓。約瑟夫‧奈則是因為目睹川普政府急於拋棄美國作為國際公共產品（
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填補這個真空，否則
，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危機。
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研究經濟大蕭條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他研究世
界經濟危機是怎麼起源的，為什麼會快速蔓延，為什麼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自拔於經濟危機
之中。當然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就是各個國家要進行經濟分工與貿易，世界經濟體要穩
定運作，需要一個龍頭、一個領導者，這個領導者要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產品”。
金德爾伯格從他的歷史研究中提煉出“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論，這一
理論的核心主張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一個強有
力的領導者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兩個範疇：一是經濟交換與合作
的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
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等，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
能實現。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也就難以避免，進而走入一種
惡性循環。二是世界經濟的危機管理機制，即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經濟出現巨大週期波動
或金融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其一，當經濟嚴重緊縮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購買者，它不
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
買力；其二，在資本市場陷入恐慌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信用擔保者，可以實時為世界金
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其陷入流動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或緊密團結的少數核心
大國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其他經濟體都只能搭便車。
金德爾伯格認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是扮演這樣一個“領導者”角色，負責開放
市場、穩定匯率、維護和平秩序和航行自由等。但是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出現悲
劇的原因就是領導權的青黃不接。當時的英國已經沒有力量去扮演這個角色，而美國也許
有這個力量，但是沒有這個意願。所以奈說現在川普治下的美國拋棄這個領導責任，不再
願意去扮演這個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他的擔心是，當前中國也許力量還不夠，或
者沒有這種意願，或者還想繼續搭便車，因此一旦美國不願繼續承擔國際領導責任，世界
經濟體系便會出現巨大的動盪甚至會慢慢解體，貿易戰將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再出現金融
危機，可能就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者能夠扮演危機管理的角色。
奈的擔憂是很典型的美國主流外交精英的觀點，他們對美國中心秩序的衰落預設了各種悲
觀的結論。他們傾向於誇大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低估其他利益攸關者支撐全球多邊體制的
能力與意願，也不願認真面對從“西方中心世界”過渡到“後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重組
過程中，以中國為首的重要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有能力扮演積極性與建設性角色的這個重要
課題，所以他的分析是對歷史經驗的一種片面詮釋。
的確，當下的世界存在著類似20世紀30年代貿易大戰悲劇重演的風險，但形成系統性危機
的概率並不大，因為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所帶動的貿易網絡、交叉股權結構、信息網絡、
金融網絡、移民網絡與跨國企業內部交易網路，已經把全球經濟聯結成為一個空前緊密、
高度整合的整體，也讓人類社會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經濟連體嬰”的程度。全面逆
全球化的成本對每個國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幾乎不可能實現這樣一種完全逆轉式的激進
政治工程。
從全球範圍來看，全球化產生的相關利益攸關者群體的數量還是遠大於受損者，所以全球
化有基本支撐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基本上是少數，而且主要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
超出這個範圍以外，不管是在中國、印度還是巴西，或是很多中小型歐洲國家與發展中國
家，社會精英都已明白自己的國家沒有別的選項，必須要融入全球經濟，而且要維護這些
原來很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跟國際規範。
奈也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與意願。事實上，中國已
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我們把它叫作“補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
品”，而且已經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與全球各地區的政策協調和合作機制，這
是中國這十幾年來非常重要的建樹。在當前國際社會不夠完整、不夠完善的現有多邊體制
下，中國對國際體製做了非常重要的補充性建構，而且正引領新興市場國家為全球化注入
新的動力。所以在全球經濟體系中，雖然局部浮現出一些裂解性的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
，但是再聯結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時湧現，中國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們
的基本判斷是再聯結與深化融合的力量遠大於裂解的力量。
當然，美國可能因為自己塊頭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顧後，可以完全在雙邊關
係裡濫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且在對手那裡搾取得越多越好。川普的行事風格讓許多美
國保守派的資深外交人士都看不下去，擔心美國的國際形象已經墮落為“流氓超強”（
rogue superpower），但他毫不在意這些批評，甚至還公開崇拜美國歷史上展現殘暴不仁
本性的人物。但是，全球經濟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應該是可控的，因為川普推
進的激進單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遭到了很多國家強烈的反對，所有其他國家的立場基本上
非常一致，它們不會跟進川普的激進單邊主義，也不會輕易地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略對
抗中選站。2018年10月的亞歐峰會上，50多個亞歐國家的首腦在共同的聲明中很強烈地表
達了他們對聯合國體制、WT0多邊貿易體制、《巴黎氣候協議》以及《伊朗核協議》的堅
定支持，與美國激進的單邊主義劃清界限。雖然它們現在暫時阻止不了川普的片面行動，
但是只要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一種共同的認識，就不可能退回從前那種撕裂、對抗或
者完全封閉的勢力範圍，甚至再去發動一場“冷戰”。
七、美國霸權退位是機遇而非危機
歐洲國家對於中國開始扮演領導角色的心理非常矛盾，因為它們長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維
一時很難調整。西方國家擔憂美國霸權的退位，仍希望美國繼續扮演領導角色，因為它們
對美國這個老大哥依賴慣了。可是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人類而言，美國霸權的消退是
機遇而不是危機。
奈是一位非常愛國的學者，但是他在說明美國過去扮演什麼角色，如何作為一個領導者為
國際經濟體系或者全人類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擔當主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者時，
都是選擇性詮釋。如果仔細回看戰後70年和過去30年的歷史，美國的霸權本來就存在兩面
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國際公共產品，也是很多國際公共之惡（public bads）的主要來源
。例如，美元作為全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有穩定匯率的公共效用，但如果美國濫用發鈔
特權的話，便是公共之惡。
另外，美國是很多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但是它在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也帶來很
多公共之惡。美國常在各地區故意製造矛盾，然後讓其中一邊或者兩邊都得依靠它，買它
的武器。美國總覺得其他國家都不安全，不希望有任何力量在任何區域替代己身“不可或
缺”的角色。美國是“世界警察”，但對很多國家而言，要請這個保護者代價昂貴，而且
政治副作用很大，你抗拒它的無理要求，就可能被列為政權更迭的對象。此外，美國放縱
華爾街在全世界發行有毒的金融資產，還把金融管制全面鬆綁與金融產品創新當作一種進
步改革思想推廣到全球去。歐洲就上了它的大當，這當然是公共之惡。歐洲債務危機的起
源，就是歐洲的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被美國華爾街的思路洗腦了一它們大量購置美國機構
發行的並被美國三大信評機構評為優質的衍生性金融資產，直到發生金融危機之後才發現
這些金融產品都面臨違約風險，可能一文不值，最後被迫打三折、兩折進行清算。這些正
是美國製造的國際公共之惡（而不是公共產品）的一些明顯例證。
另外，並不是這個世界需要什麼，美國就提供什麼樣的國際公共產品。只有符合美國的意
識形態和國內強勢政治集團、利益集團需要的公共產品，它才提供，不符合它們需要的，
美國絕對不提供，也不准別人去提供。這是很霸道的。美國的國際角色必然符合國內執政
精英所認可的美國利益與世界觀。它也僅願意提供美國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公共產品，排
斥主流意識形態不認可的公共產品。華爾街、軍工集團、能源巨頭、高科技產業等利益集
團在美國執政聯盟裡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美國推行的國際貿易、貨幣與金融秩序必
然符合這些集團的根本利益。在這些強勢集團的要求下，美國推動的全球化模式必然以保
障跨國企業享有最大行動自由與發揮最大競爭優勢為優先考慮，基本上反對任何對跨國企
業行為進行節制或監管的全球多邊機制。美國主流精英信仰個人主義、利伯維爾場、代議
制民主，倡導有限政府，又以文明優越者自居，他們把倡導普世價值、推行民主制度與利
伯維爾場也視為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引來極大的爭議。所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合法
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都存在嚴重缺陷，只是過去沒有任何新的動力有可能去轉換、改革
或補充這個秩序。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國開始戰略收縮，這正是修補、改革既有
全球治理機制的契機。
八、中國的關鍵作用
川普帶來的變局敦促著中國和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重新思考自己應該在全球秩序轉型
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有所作為。其中，中國當然是責無旁貸。
事實上，過去幾年中國在不張揚、相對低調的情況之下，已經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補
充性、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當然，中國也並不純粹是在道義上去承擔國際責任，因為
在很多領域完全可以創造雙贏或者多贏的可能性。在川普退出《巴黎協定》之後，中國已
經成為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最重要力量，中國不但會提前達成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順勢治理國內空氣污染問題、帶動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更可利用自己的技術與設備協助
開發中國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所以，中國在新興市場國家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承擔國際秩序重組過程中的建設性角色，既符合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有利於人
類社會和平與發展。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特別明顯。
如圖9所示，僅就拉動世界經濟脫離2009年之後的衰退而言，中國發揮的作用非常大。中
國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至少將近1/3，有的時候更大，已經超過美國很多。當下世
界經濟的火車頭是誰？自然是中國與新興經濟體。整個新興經濟體合在一起為全世界經濟
增長貢獻70%以上的份額，美國則不到20%，在18%左右。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6/20191216164802510.jpg
圖9：主要經濟體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到了2016年，中國在全世界貿易體系中已經是後來者居上。以中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國
家有124個，以美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有56個。中國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短短十幾年裡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發展驚人。
根據AID Date這一研究機構的統計，中國在各個方面拉抬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累加起來的
作用已經明顯超過美國。在官方發展融資領域，中國的融資規模從2011年以後就明顯超過
美國。當然，每個地區的情況不完全一樣，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國在貿易與投資領域的作
用還是最大。在非洲，歐洲國家的作用也不小。不過在全球範圍內，無論是通過經濟互通
有無拉抬欠發達國家，或者通過對落後國家的發展援助，中國發揮的作用絕對居於領先地
位。
近年來，中國提供大量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官員、專業人士來華進行在職進修與技術
培訓，涉及農業、醫療、衛生、氣象、工程、扶貧、能源、城市規劃等個領域。此外，中
國企業在國外進行投資或承接大項目時，不僅大量僱傭當地的職工，也會提供在職培訓，
甚至將部分骨幹成員帶到中國來培訓，幫這些國家提升人力資源。中國也扮演關鍵的發展
項目融資角色，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未成立之時，中國就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
進出口銀行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項目融資，其在非洲與拉丁美洲的融資規模都超過
了世界銀行與地區開發銀行的總和。
因此，中國的一個特殊作用就是幫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掘經濟增長潛力，尤其是克服基
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因為中國體量太大，面對東盟、阿拉伯聯盟、中東歐、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共同體乃至整個非洲，中國已經建立獨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區域加一”模
式。這些合作平台不是鬆散的，而是越來越實在的多邊合作機制，它有領導人峰會、有部
長級會議，還啟動了很多專項合作。而美國從來沒有搭建過這樣的多邊機制，而是花了很
大精力與它最緊密的戰略夥伴搭建軍事聯盟，基本上不重視與那些欠發達國家建立經濟夥
伴關係和全方位互聯互通架構。
中國也在全球治理中逐漸成為很多重大議題的關鍵倡議者，努力成為一個塑造全球共識的
重要建構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雖然如何落實那次峰會的
領導人宣言將是一個值得繼續追蹤的問題，但是其精神、傳遞的政策信號都具有歷史性意
義。在此之前，G20峰會關注的都是短期問題，比如保護主義、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系統
性風險。但在中國的努力和倡議下，G20峰會終於把視野與聚焦拉回到全球社會可持續性
發展和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這些中長期議題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政策協商方面由兩個若干經濟大國參與構成的機制基本分成
兩個集團：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G7集團，一個是五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磚五國”。現
在因為川普的激進單邊主義，G7集團內部紛擾不已。誠然，過去世界各種經濟合作規則的
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國跟西歐，但可以想見，今後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性會超過G7。
最近，普華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這家全球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諮詢
顧問集團發佈了一份題為《2050全球經濟：長程展望》的報告，得到了廣泛關注，也被包
括蘭德公司等美國智庫所引用。這份分析報告最重要的結論之一就是世界經濟中的七大新
興經濟體將取代傳統的G7集團。這份報告中有一張一目瞭然的統計圖表（見圖10）：七大
新興經濟體（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簡稱為E7，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
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報告認為，這些體量比較大的後起之秀在未來世界經濟中
舉足輕重。根據購買力等值GDP估算，199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
201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已經和G7基本持平了，當然，在名義GDP上，E7和G7相比可能
還有落差。但是估計到2040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會變成G7的兩倍。這個變化在過去是難
以想像的，然而未來二十年將進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階段，過去的格局會發生很
大的改變。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12/16/20191216164857123.jpg
圖10：全球經濟主導力量將轉向E7經濟體
九、中國道路與人類社會的未來
在這些全球變化趨勢下，中國道路與人類社會的未來又會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們可以先
從以下三個最基本的面向探討一下人類社會的未來。
第一，人類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群體，只有一個地球——它是我們生存發展最根本的依託
。地球上諸多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不是哪個國家恩施的，而是全人類的。地球的海洋、大
氣、通信頻道乃至沒有國家可以進行排他性佔取的南北極，都是公共的。整個海洋，除了
領海跟經濟專屬區外，都是公共的，還有很多我們目前不太瞭解的深海和外層空間，也都
是公共的。
如何妥善保護這些公共領域、節制濫用，更好地管理、分配與共享，避免悲劇性的生態失
衡，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也是無法逃避的全球議題。人類的生產與消費活動已經讓地球
不堪重負，以前我們認為海洋無限寬廣，不管倒多少廢水，倒多少重金屬、多少廢油都無
所謂，都會被稀釋掉。然而事實不然，我們已經破壞了整個海洋的生態平衡。很多國家對
這些問題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某些技術先進的國家還試圖佔用更大的資源：知道魚群在
哪裡就設法捕獲更多的魚，知道石油天然氣在哪裡就趕緊開採。這不只是自掃門前雪，而
是非常自私自利地攫取、掠奪和濫用。
第二，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文明和文明之間如何實現和平共處，保障彼
此的發展機會。我們雖然講和平與發展，但國際社會還沒有一個真正穩定、基於規範、保
障多種文明共生共榮的安全秩序。聯合國雖然存在已久，但是安理會的功能基本上是癱瘓
的。因為少數強國可以完全不理會《聯合國憲章》和安理會職權，單邊發動軍事侵略或者
推動他國政權更迭。這在基督教國家與伊斯蘭教國家之間尤甚，文明間的衝突讓人擔憂。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維持全球化的動力？因為整體來講，全球化為人類社會創造
出巨大的經濟紅利，但是它不應只是完全為資本服務的一套遊戲規則。全球化本身一定要
改革，否則逆全球化政治風暴會繼續蔓延。如何調整全球化的路徑、規則，是迫在眉睫的
全球問題，尤其要節制巨型跨國企業及其市場壟斷力量，而且還要讓它承擔相應的社會責
任。另外就是如何把全球化的動力和促進包容性增長的迫切需求結合在一起，讓全球化的
社會基礎更加夯實。
另外，雖然人類社會已經高度緊密相依，全球治理在很多領域依然滯後。換言之，經濟高
度整合，生態上相互依存，但是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整合協調機制嚴重不足。美國提
供的所謂國際公共產品是最低限度的並且是有利於它自己的。美國霸權排除了很多其他的
可能性，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長期處於嚴重短缺和質量欠佳的狀態、全球治理機制也長
期落後於全球社會發展需要，公共管理嚴重缺位，需要及時補救。
第三，全球社會面臨的另一個巨大挑戰是如何駕馭突飛猛進的科技變遷。筆者同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8年在台北有一場對話，筆者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在科技
乃至綜合國力各個方面，無論中國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國，真正左右中國模式
與美國模式競爭的關鍵，不是那些已經看得到的方面，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技
、核聚變、半導體等，而是社會制度的創新。現在人類社會正處於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階
段，筆者稱它為“科技大爆發時代的前期”，這些科技爆發將對我們整個社會生活的形態
和公共治理的模式產生顛覆性的、革命性的影響，我們現在只是剛開始探索。哪個社會能
更快速地調整自己、駕馭這些新的技術，尤其是數字科技、資訊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
術等，並將它們引導到有利於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均衡的發展方向，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得到增強而不是削弱，才是未來競爭的關鍵所在。
從這個視角而言，雄安新區的實驗的確是千年大計。它試圖以全新的思路，擺脫以前的城
市建設與管理模式，擺脫仰賴土地批租與房地產開發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路徑，擺脫城鎮戶
口的僵性體制，首度實現全方位智能管理。因此，將來第一個實現全面無人駕駛的地區，
實現創新綠色發展的地區，可能就是雄安新區，然後再將累積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全國乃至
全世界。
未來發展道路的競賽就看哪個國家能夠走在最前面，能夠更靈活、更有開創性，而且讓絕
大多數社會利益攸關者在科技推進的社會制度變革過程中都有機會受益而不是受損，這是
一個嚴肅的挑戰。在這個領域裡，大家都是學生，沒有師傅可以跟著學。
對西方國家來講，這同樣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舊的體制可能要做巨大的調整才能去適應和
面對這個挑戰。北歐現在正在開展“無條件基礎收入”實驗，探索如何對人工智能、大數
據與機器人產生的經濟效益進行社會的重新分配，讓每個人有最低的所得保障。按照現有
資本主義邏輯，這些巨大的新增生產力可能都會被少數資本攫取，那些所謂的“獨角獸公
司”經過首次公開募股（IPO）以後，只是讓極少數的人一次性拿走公司未來的預期收益
。絕對不能讓這種遊戲規則主導未來。雖然各種新型分享經濟模式會牽扯到巨大的利益衝
突、複雜的博弈，但這樣的思路可以開啟很多前所未有的社會創新實驗，各種有利於可持
續發展的創新模式都應該嘗試，並發掘其潛力。
超級透明社會已經來了。以後從人出生開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全部都有記錄，做壞
事也馬上有記錄，而且抹不掉。世界其實已經站在超級透明社會的門口了，像美國、歐洲
也都站在這個社會的門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跨入。政府職能也是一樣的，將來很多政府
職能都可以被智能化，公務員可以被AI替代。現代中國海關基本採取網上自動通關，事後
再抽查的方式，所以海關官員比較有空閒，可以去接受培訓，去扶貧。將來公安的主要責
任也不是抓小偷強盜，而是打擊網絡犯罪、金融詐欺。整個社會形態改變了，公共治理的
挑戰會變得完全不同。所以，中國若能在這些領域開創一些好的制度探索與實踐，對全人
類來講，尤其對那些同樣是低起點、人口規模大、資源薄弱的這些國家來講，都有重大啟
發作用。如何去駕馭這些科技、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國的責任重大，為了14億人
的福祉，需要迎接好挑戰。
十、中國的全球擔當
上述這些問題，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可以解決的。很多涉及區域與全球層級新規範、新規則
、新治理機制的建立。在這些領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肩負著期望和責任。當
前，全球治理機制已經遠遠落後於全球化的進程，科技大爆發所帶來的一些新挑戰，或也
將要求在區域與全球層次建立一些輔助性機制，以支持或支撐各國內部的體制改革與法律
更新。否則，科技的發展也可能把人類導向黑暗的前景，比如，AI讓發動戰爭與國家恐怖
主義行徑的心理門檻大大降低。多數新科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如果沒有新的監管與社會
再分配機制，就很可能被極少數人全部囊括，這些壟斷交易平台、智能專利與大數據庫的
投資回報收益都是幾百倍、幾千倍的，因為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生產活動的邊際成本都接近
於零，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算法與信息，而這些要素的複製成本趨近於零。
中國要彌補現有全球治理機制的不足，不僅是在現有機製出現基礎動搖時提供主要支撐。
因為中國走過不同的發展道路，更知道發展中國家需要什麼。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經
驗，倡議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這是過去西方國家不願意提供的，也是為其意識形態
所排斥的。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把很多欠發達國家面臨的難
題都推向市場。很多國家都說：“我的基礎設施不行，我沒有很好的融資管道。”這些機
構就會說，你去找華爾街投資銀行來當顧問設計融資方案，來解決你短期融資與長期收益
不匹配的問題。結果是這些計畫根本不可能啟動，因為華爾街希望得到的投資報酬率太高
。何況這些項目需要全面動用國家權力，其長期收益應該歸社會所有，而不是由少數境外
的所謂私募基金攫取。
過去西方國家的發展援助計畫都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一對一進行，幾乎很少從整個地
區的角度考慮相鄰國家的共同需要。你現在去非洲就會發現，很多國家的首都和首都之間
沒有民航航線，你得繞到迪拜繞、到伊斯坦布爾再飛回另外一個鄰近非洲國家，很多鄰接
國家之間也沒有鐵路、高速公路或光纖網路，所以非洲雖然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大陸，但它
的互聯互通處於極端落後的狀態。中國在這個領域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正全力推進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推動大範圍的跨國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中國的這些新倡議會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最明顯的應當就是非洲大陸，而非洲又正好是未來全世界經濟
發展的新大陸。現在非洲人口已經超過13億，很快要向20億邁進，人口對它而言是一個巨
大負擔，很容易產生饑荒、疾病、種族滅絕、恐怖主義等問題。非洲實現可持續發展，對
全人類都很重要。中國與非洲有很好的互補優勢。比如現在由中國電信帶頭與非盟合作，
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畫”，採取中國典型的“八橫八縱”體制，此一宏大的構想已
經在逐步落實，大概2025年就可以完成，15萬公里寬頻光纖網路穿越非洲48個國家，覆蓋
至少非洲大陸1/4的人口，而且每個國家會在骨幹網絡之外鋪設當地的枝幹網路，假以時
日，非洲的幾億人將同時進入網絡時代，開拓各種可能性。
中國的發展思路也與西方主流思維不同。中國尊重國情，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因地制宜，
根據不同發展階段採取不同的對策，主張政府、市場兩手並用，這些都是超越西方主流思
維的經驗。加之中國經濟體量特大，產業結構已經全面提升，未來中國在提供全球性公共
產品的深度與廣度上必然超越過去西方國家的想像。當然這會招致西方媒體各種“吃不到
葡萄說葡萄酸”的冷嘲熱諷，甚至是妖魔化的誣衊。然而西方媒體的誣衊都是捕風捉影，
中國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與投資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確有堅實的經驗證據支撐。
AID Data這個大學智庫長期收集全世界與發展援助有關的數據。它也追蹤中國在過去14年
、在全世界138個國家通過技術援助、工程援助或者貸款援助的3485個大型項目，並評估
其經濟影響與作用。AID Data使用的測量方法很簡單，它根據衛星的夜間空照圖，看同樣
一個位置亮度層次與空間分佈的變化。由於已經有非常完整的經驗資料去支持這個模型，
這些亮度信息經過測量以後，可以非常準確地估算當地的經濟活動與人均實質所得，還可
以看它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覆蓋面。結果AID Data發現，中國投資的這些項目既促進了
當地的經濟增長，還讓當地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覆蓋程度進一步擴散，有助於當地所得分
配的均等化。這正是AID Data對14年來三千多個項目地點的衛星夜間空照圖進行數學推算
得來的重要結論。
中國不僅可以提供比較傳統的公共產品，例如跨國的高速公路，洲際的鐵路運輸，也可以
提供新型的公共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