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無罪：為何日本性侵案難從刑事訴訟獲得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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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首次修改《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
2017年7月，日本在《刑法》上路後110年首次修改性犯罪相關條文，修正內容重點條列如下：
將「強姦」改稱「強制性交」，「準強姦」亦改為「準強制性交」。
修法後的「強制性交罪」從告訴乃論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刑責從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調到五年以上。
新增「監護者猥褻罪」（新版《刑法》第179條第1項）與「監護者性交等罪」（新版《刑法》第179條第2項）。法定監護人如果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子女做出猥褻或性交行為，不論過程中是否有使用暴力或恐嚇未成年子女，都適用「強制猥褻罪」或「強制性交等罪」的罰則。
過去的「強盜強姦罪」定義上必須要「在『強姦受害女性』的『同時』強取財物」。所以如果是在強姦後才強盜，就無法使用「強盜強姦罪」，「強姦罪」（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和「強盜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合併罪只須罰五年以上、30年以下有期徒刑。2017年《刑法》修法過後，無論「強姦」和「強盜」的先後順序為何，只要能在同一個機會下發生，就能成立「強盜行為與強制性交等罪」，可判處無期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原本的「強姦致死傷罪?準強姦致死傷罪」改為「強制性交等致死傷罪」後，法定刑期從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上修為無期或六年以上有期徒刑。伴隨刑罰上修，廢除原本刑期比「強姦罪」和「強姦致死罪」還要重的「集團強姦罪」與「集團強姦致死傷罪」。
擴大性犯罪定義，但法律要件不變讓舉證很困難
總的來說，2017年的《刑法》修正最大的特徵，就是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這是因為原本《刑法》第177條將「強姦罪」定義為「姦淫女性」，受害者只限女性，而且處罰的行為只有「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而已。所以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等罪」，除了擴大受害者範圍，不再將受害者限定於女性，處罰對象的行為也從「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擴大到涵蓋肛交與口交。
然而，2017年的《刑法》修正後，「強制性交罪」還是留下了「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人」的法律要件。換言之，被害者必須要舉證自己受到來自加害者的暴力或恐嚇，或在當時情境下無法抵抗加害人，「強制性交罪」才有可能成立。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準強制性交罪」上：「準強制性交罪」指的是當受害者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加害者（例如：受害者當時醉到不省人事）的狀態下遇害，就可以告加害者「準強制性交罪」。然而，日本《刑法》並沒有明確定義何謂「被害人心神喪失、無法抵抗」，使用「準強制性交罪」?加害者時，法庭上的論點會圍繞在「加害者當下是否能判斷」被害人當下是否處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的狀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Black Box》一書作者伊藤詩織就是以「準強制性交罪」?前TBS記者山口敬之，但最後東京地檢署以罪證不足為由，不起訴山口敬之。
值得慶幸的是，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其實留了一條路：在《刑法》修正案上路後3年（意即2020年）必須要重新檢視這次的《刑法》修法內容，是否有其他需要調整的地方。眼見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預留了2020年有機會再修法這條路，再加上近年來連續出現數起「對大眾認知的常理來說已經構成性侵案的案件，法院都判無罪」的消息，讓不少民間團體發起連署呼籲應盡快再度修改《刑法》中和性侵相關的條文。
2019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今（2019）年3月，日本地方法院就四起性侵案件連續做出加害者無罪判決，引發社會譁然。這四起社會案件按照判決先後順序分別是：3月12日福岡地方法院久留米支部的「久留米判決」、3月19日靜岡地方法院濱松支部的「濱松判決」、3月26日名古屋地方法院岡崎支部的「岡崎判決」，與3月28日靜岡地方法院的「靜岡判決」。
以下將就這四起性侵案件的論點，分析現行日本《刑法》在審理性侵案（涵蓋「強制性交等罪」與「準強制性交罪」）時會出現的問題。
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事發當時，被告在被害者已經醉茫、毫無抵抗力的狀態下強姦被害者，被告以「準強姦罪」（現已改為「準強制性交等罪」）遭起訴。對此，法官承認被害者在遇害當下處於「無法抵抗的狀態」，但因為被告在案發當下並不知道被害者處於無法抵抗的狀態，誤以為被害者「同意性交」（註1），所以法官裁定被告「不是故意」性侵當事人，而判被告無罪。
濱松判決和久留米判決的情況很類似：案發當時是凌晨2點，被害者外出到家裡附近的超商
繳費，結果遇到被告（非日本國籍），被告和被害者搭話後便將被害者拖到便利商店西側
的空地，要被害人坐在木頭平台上替自己口交，造成被害人嘴唇和口腔挫傷，最後是被告
自己用自己的手朝向地面射精。最後法官承認有口交的事實，而且被害人在遇害當下「腦
筋一片空白」沒有辦法拒絕被告，但是被告對被害人採取的行動是漸進式的，被告在最後有意識到被害人想要拒絕，所以被告最後並沒有在被害人口腔內射精，而是以自己的手朝向地面打出來，「被?缺乏對於自身行為已屬於犯罪的認知，所以不是故意的。」
久留米判決和濱松判決的共同點都是，被害者在當下並沒有明確表明「同意」，而法官通
通都採信被告的證詞，認為「被告誤以為被害者的意思是同意。」特別是濱松判決的事件
，被告當下2度企圖要被害者替自己口交，只是被告並沒有向被害人施加肢體暴力，所以無
法說「被害者當下有可能是因為被告施暴而『消極的同意／默許』被告性侵得逞。」問題
是，日本現行的《刑法》並沒有就「故意或過失導致性侵」施以刑責，在這種情況下就能
判被告無罪。但早在1959年10月30日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中，就曾就一名16歲被害人在晚上被加害者性侵得逞，過程中加害者沒有施暴、被害人也沒有明確表達同意或拒絕，但法官最後考量到被害人的年齡與判斷能力，判加害者「強姦罪（當時）」有罪。
長期遭狼父性虐待，卻因「可以抵抗」而判狼父無罪
「岡崎判決」的被害者從國中二年級以來，就長期遭到生父性虐待。起初被害者會抵抗狼父，但抵抗的程度漸漸減弱，最後狼父在被害者年滿19歲（註2）時帶她到愛知縣內的旅館性侵得逞，以準強制性交罪起訴狼父。
然而，法院最後認定加害者雖然長期性虐待被害者，但因為被害者曾經有抵抗狼父性侵行為的時期，不承認被害者處於「無法抵抗的狀態」，而判被告「準強制性交罪」無罪。
過去就曾有和「岡崎判決」類似的案件，例如2012年7月4日廣島高等法院岡山支部判一名被告長期性虐待同居的養女，從被害者小學六年級到27歲長期施暴或強姦被害者，導致被害者從極度恐懼陷入無法抵抗的狀態，判被告有期徒刑10年。另一起案件則是2016年1月14日最高法院判鹿兒島一間高爾夫教室的老師，假藉指導高爾夫的名義，將一名當時18歲的學生帶到飯店房間性侵得逞。最高法院認定，被害者當時受限於和高爾夫恩師的信賴關係陷入「無法抗拒」狼師的狀態，但因為被告在當下「誤以為學生同意性交」，所以被告「不是故意」而判被告「準強制性交」無罪。
上述兩起事件和「岡崎判決」不同之處在於，法院都承認被害者在當下陷入「無法抗拒」的狀態，但「岡崎判決」卻認定被害者「有抵抗能力卻沒有抵抗」，無視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關係是同住一個屋簷、具有血緣關係的父女，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被害者在考量到經濟或家庭和諧等因素，很有可能處於「心理上無法抗拒」的狀態。
強制性交罪證不足，但其他事由獲判有罪
最後是「靜岡判決」：被告性侵年僅12歲的親生女兒，但法官最後判被告「強制性交罪」無罪（註3）。另一方面，被告因查獲持有三件未成年色情圖像，遭判「兒童色情持有罪」有罪，罰金10萬日圓。
以「靜岡判決」的情況來說，當事人一家7口住在一起，被害人表示從小學五年級的冬天開始，加害者就會在晚上大家都睡著時，以每週三次的頻率連續2年跑到被害人房間性侵被害人。本案的爭點是，當事人家裡的隔音效果很差，據被害人的證詞，她曾經多次以不小的聲音大喊「不要」，也曾喊過睡在隔壁房間的妹妹的名字。然而，被害人的房間就位在被告夫婦的房間和阿嬤的房間之間，同一寢室的妹妹還有就在隔壁房間的媽媽、阿嬤，在這兩年內都沒有人發現「不合常理」，再加上沒有被告性侵被害人的證據（沒有其他人的證詞也沒有驗傷），所以判被告無罪。
現行的「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難度太高
總結來說，目前照日本《刑法》要能成功起訴性侵犯，並讓加害者獲判有罪的關鍵，除了「被害者是否同意」之外，還有一個法律要件是「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者」（強制性交等罪）或「被害者當下是否處在無法抵抗的狀態」（準強制性交等罪），所以在審理性侵案的時候，爭點都會擺在「被害者在遇害當下是否曾企圖抵抗。」
根據以東京為活動據點的性暴力被害者支援團體「SARC東京」的統計，在「SARC東京」陪同性暴力受害者前往警局報案的242起案件（共144人）當中，有25％的案件不受理，5.5％的案件受理後決定不起訴，只有2.7％的案件成功獲判加害者有罪。在「SARC東京」經手過的案件當中，警方不受理最常見理由的理由就是「沒有滿足『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者』」的要件。
民間團體呼籲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
面對明（2020）年就是2017年《刑法》修法後重新檢視《刑法》修正條文的關鍵時期，就性犯罪的議題，目前民間團體主要想要修改的方向有兩大重點：
取消「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者」的法律要件，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只要沒有當事人同意的性交就是性犯罪。
新增過失致傷的性犯罪：以今年引發話題的久留米判決和濱松判決為例，這兩起性侵案最後都以加害者「非故意」而獲判無罪。如果能在《刑法》的性犯罪當中新增過失傷害罪，就能讓這兩起事件的加害者接受刑罰。
目前除了有民間團體連署呼籲法務省應盡快審議《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外，已經有人權團體提出完整一套《刑法》性犯罪修正案給日本法務省做參考。負責募集連署的NPO「Spring」代表理事山本潤表示，2017年《刑法》修正的時候雖然找來了很多《刑法》專家，卻沒有性暴力領域的專家，希望明年重新檢視《刑法》修正條文時可以讓性暴力領域的專家加入審議會，讓《刑法》修法方向可以站在被害者角度，讓性暴力受害者可以利用刑事訴訟討回公道。
註釋
註1：當時的時空背景發生在滑雪板同好會的聚會上，一名已經喝得爛醉的20多歲女性遭40
多歲的男性性侵得逞。據被告說法，在和被害者性交的過程中，被害者眼睛是睜開的，過
程中也會發出嬌喘聲，而且在性交過後，在場有其他男性要摸被害者胸部時，被害者還可
以大聲發出聲音把對方的手揮開，所以被告認為被害者「當下是有意識的」。最後法官會
採信加害者證詞的另一個關件因素，是因為這個滑雪板同好會的聚會數度出現猥褻行為，
所以對於時常參與這個滑雪板同好會的加害者來說才會「誤以為（被害人）當下是OK的」，但事實上被害者是首次參加這個滑雪版同好會的聚會，被害者在參加之前並沒有預料會遇上這種事，也不認同當下自己出現在那種場合就代表OK。
註2：日本《刑法》雖然在2017年修法時新增「監護者猥褻罪」與「監護者性交等罪」，強調法定監護人如果對未成年子女做出猥褻或性交行為，不論過程中是否有使用暴力或恐嚇未成年子女，都適用「強制猥褻罪」或「強制性交等罪」的罰則，但本案的被害者最後被狼父性侵得逞時已經超過18歲，故不適用「監護者猥褻罪」或「監護者性交等罪」。
註3：按照日本《刑法》第177條，性侵未滿13歲未成年，不需要「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人」的法律要件，即可以「強制性交等罪」起訴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