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人權觀察：世界各國必須抵制北京對國際人權體系的攻擊
新聞來源: (須有正確連結)
https://bit.ly/38ddUXf
2020年1月15日04:00 方冰、久島
週二“人權觀察”在位於紐約聯合國總部的聯合國記者俱樂部舉行《2020世界人權報告》
發布會。該組織執行長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在發言中說，今年世界人權報告的
焦點是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對全球人權保障體系造成的致命威脅。
“因為中國政府依靠對國內的鎮壓來保持其政權，認為人權是對其生存的一種威脅。而它
的這種反應正日益對全球保障人權體系的存在構成威脅。現在，中共在國內擔心如果他們
允許政治自由，將會危害他們對權力的控制。其結果是構建了一個奧威爾式高科技監視系
統和一個複雜的互聯網審查系統，以監視和壓制任何對它的公開批評。在國外，中國政府
越來越多地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外交影響力平息批評聲音，對全球人權體系實施我們
從未見過的最強烈攻擊。”
呼籲各國不要對北京採取雙重標準
他呼籲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不要對中國採取所謂“中國例外”的雙重標準，“如果他們尋求
緬甸官員對他們迫害羅興亞穆斯林承擔責任，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尋求中國官員對維吾爾穆
斯林的責任？如果他們關注沙特或俄羅斯為花錢買合法性所做的努力，那為什麼不關注中
國類似的努力？如果他們鼓勵就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內瑞拉侵犯人權問題展開
辯論，那為什麼避開中國？他們正確地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關於在美墨邊境把兒童與父母
進行令人震驚分離的挑戰，那麼為什麼不挑戰中國政府在新疆將孩子與父母分離？”
羅斯指出，各國政府必須明確反擊中國以“分而治之”來確保對其壓制保持沉默的策略。
“當政府獨自應對中國時，他們往往選擇沉默。但如果他們團結在一起，力量平衡就會發
生變化。例如，如果整個伊斯蘭合作組織都抗議中國政府對維吾爾穆斯林的鎮壓，北京將
必須對57個國家進行報復。中國經濟無法一次性應對整個世界。”
他呼籲各國政府“對企業施壓，以確保其供應鏈不受新疆穆斯林強迫勞動的影響，”以及
“在中國人權沒有取得真正進展的時候就應停止為其鋪紅地毯。”
他警告：“除非我們回到一個人民是傀儡、任由主子異想天開地操弄或丟棄的時代，否則
就必須抵制中國政府對國際人權體系的攻擊。數十年的進步和人權，以及我們的未來危在
旦夕。”
更嚴厲鎮壓成習近平統治的標誌
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審查制度已經超越國界；用其財政激勵加恐嚇措施的組合，來操縱全
世界各地關於中國的言論。
報告說，在新疆有1,300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正遭受嚴厲鎮壓。政府“堅決打擊
暴力極端主義運動”導致大規模任意拘留、監視和對該地區文化和宗教遺產的破壞。報告
引述可靠估計，指出大約有100萬突厥穆斯林被無限期關押在“政治教育”集中營內。在
那裡他們被迫否認自己的身份，成為忠誠的政府臣民。其他人則被起訴併入獄，其中一些
人被以“分裂”或“顛覆”罪判處長期徒刑甚至死刑。
報告中特別提到“聯合行動平台”，是政府針對新疆人民的監視系統的核心計算機程序，
可以記錄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們的活動和用電情況，並在發現異常情況時向有關
部門發出警報。甚至包括該地區的遊客（包括非中國公民）都必須下載一個秘密監視他們
的電話應用程序。
香港抗議成反中共統治抵抗運動
報告的香港章節說，從2019年6月開始，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中至少有200萬人走上街頭
，要求更大自由。由香港政府試圖通過可以引渡嫌犯到中國去的修訂條例導致的大規模抗
議活動，最終演變成全香港反中共統治的抵抗運動。
在藏族地區，報告說當局繼續嚴厲限制宗教自由、言論、遷徙和集會。從2019年5月至
2019年7月，當局從位於四川的喇榮五明佛學院和亞青鄔金禪林驅逐了成千上萬佛教僧侶
和尼姑，拆除他們的房屋，強迫他們接受再教育。西藏自治區領導人推行“中國化”政策
，要求高級宗教人士必須同意國家對下任達賴喇嘛的選擇。在四川納川藏區，2018年11月
和12月，又有兩名僧人自焚以抗議中國政府，使得自2009年3月以來的藏人自焚人數達到
155人。
人權捍衛者遭大規模迫害
報告在人權捍衛者章節列舉了15個個案，包括出獄兩個月死於不明病因的福建維權人士紀
斯尊，被以顛覆罪重判的維權律師王全璋、異議人士黃琦、活躍人士劉飛躍，以及其他10
多位被拘留、被騷擾的活躍人士或他們的家屬。
在言論自由部分，報告強調了中國當局一方面大規模拘留或約談推特用戶，迫使他們刪除
敏感推文或關閉他們的賬戶，另一方面卻在推特和臉書等被中國封鎖的社交網站上發布虛
假信息，攻擊香港抗議者，最終促使推特和臉書暫停了數百個來自中國的賬戶。
報告說，中國當局控制著對宗教團體人員的任命，對出版物、財務和神學院申請的控制權
。政府將許多不受其控制的宗教團體歸類為“邪教”，對其成員進行騷擾、酷刑、任意拘
留和監禁。
2018年12月，中國警方拘留了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主任牧師王怡和數十名成員。2019年12月
30日王怡被以“煽動顛覆罪”重判9年徒刑。2019年9月，河南一家政府支持的教會被
要求以習近平語錄代替聖經的《十誡》。在打擊伊斯蘭傳統的運動中，甘肅、寧夏和其他
回族穆斯林地區，當局拆除了清真寺的圓頂，並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
報告指出，全世界許多政府和國際機構公開譴責中國最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美國國會和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譴責，審議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等問題的立法，但很少有政府願意採
取更嚴厲的應對措施，例如製裁或出口管制，以敦促北京改變其政策。
附註：原文
2020 世界人權報告: 中國對全球人權的威脅
https://www.hrw.org/zh-hans/world-report/2020/country-chapters/337615
總體概況
“我住在哪裡，拿哪個國家的護照都不重要。[中國當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嚇我，而我完
全無法反抗。”
──擁有歐洲公民權的維吾爾穆斯林，華盛頓特區，2019年9月
中國政府將人權視為根本威脅。而它的反擊則成為對國際人權體系的根本威脅。
在國內，中國共產黨因為害怕政治自由撼動它的政權，建構出一個奧威爾式的監控國家，
以及精密的互聯網內容審查系統，監測並壓制所有公開的批評言論。在海外，中國利用它
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打擊批評者，對人權保障體系發動自該體系於20世紀中期形成以來前
所未見的強烈攻勢。
北京長期致力構築“防火長城”，防止中國人民接觸任何來自海外的批評政府言論。政府
現在更打緊打擊批評者本人，不論他們是代表外國政府或受雇於外國企業或大學，抑或是
通過實體或虛擬途徑參與公開抗議。
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政府，把一百萬少數民族關起來強制灌輸思想，任何人膽敢指責它這種
高壓統治就要被它攻擊。盡管也有別的國家犯下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但沒有一個政府如
此堅決有力地伸展政治肌肉，破壞可能向它追責的國際人權標准和機構。
如果任其橫行，北京的行動可能帶我們走向一個反烏托邦，到那時，人人都難逃中國審查
，羼弱的國際人權體系不再能制衡政府的壓迫。
確實，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並不是當今對人權的唯一威脅，由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
報告》即可看出。在許多武裝衝突中，例如敘利亞和也門，交戰各方常公然漠視為保護平
民免於戰火蹂躪而訂立的國際准則，例如禁用化學武器和禁止轟擊醫院。
其他地方，獨裁的民粹主義者靠著妖魔化少數群體攫取政權，繼而為保住權力而破壞各種
制衡力量，例如獨立記者、法官和維權人士。有些領導人，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印度總
理莫迪和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等等，對遭中國破壞的同一套國際人權法加框設限，以敢於主
張所有政府都應受同樣標准拘束的“全球主義者”為假想敵煽動群眾。
有幾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過去至少在某些時候足以作為捍衛人權的後盾，現在大多背棄理念
。另一些國家因為面臨國內的挑戰，只能偶而出手護衛。
不過即使在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反人權舉措的範圍與影響仍十分突出。其結
果是人權理念的“完美風暴”──一個強大的集權國家，一伙臭味相投的統治者，原本可
能站在人權一邊的國家陷入領導真空，還有一批令人失望的民主國家嘴裡崇尚人權卻樂於
販賣絞殺人權體系的工具。
北京的思路
北京攻擊人權的動機源自其統治地位依賴鎮壓而非人民同意的脆弱本質。盡管中國經濟持
續數十年傲人增長，但主要是由十幾億人民終獲解脫而自力脫貧所帶動，中國共產黨害怕
自己的人民。
對外自詡有能力代表全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骨子裡非常擔心公共輿論和政治組織脫離束
縛的後果，因此很怕讓自己面對公眾檢視。
其結果是，北京必須面對一個難題，要管理一個巨大復雜的經濟體，卻沒有基於政治自由
而來的公共參與和辯論。由於沒有真正選舉，黨的合法性主要來自經濟增長，於是中國領
導人非常擔心經濟增長放緩將導致民眾向政府問責。但不論是鼓吹“中國夢”的民族主義
運動，或大肆宣揚見仁見智的反貪腐工作，都難以改變前述基本現實。
習近平主席的治理，造成中國數十年來最普遍、最殘暴的壓迫。近年來小幅度開放人民就
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的空間，全都被堅決封堵。公民團體全被查禁。獨立新聞媒體片甲不留
。網絡交流大受限制，代之以統一指揮的逢迎諂媚。少數民族和宗教遭到嚴酷迫害。法治
的微小進步前功盡棄，退回中共傳統的”以法管治”。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有限自由
也岌岌可危。
習近平已成為中國自毛澤東以後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他建立無恥的個人崇拜，取消國家主
席任期限制，宣傳“習近平思想”，並提出建設一個強大但專制國家的宏大遠景。為了確
保它能繼續將自身權力置於中國人民的需要和欲求之上，中共展開對政治自由的堅決打擊
，讓民眾除了服從黨的領導之外別無他想。
不受約束的監控國家
甚於任何其他政府，北京已將科技作為其鎮壓的核心。一個噩夢般的系統已在新疆建成，
中國西北這個地區存在著大約1,300萬穆斯林──維吾爾、哈薩克和其他突厥裔少數民族
──以及世人從未見過的最具侵犯性的大眾監視系統。中國共產黨一向極力監視人民中的
任何異議跡像，但不斷增強的經濟手段和技術能力的結合，已演變成一個前所未見的大規
模監控政權。
它表面上的目的是防止幾年前發生的少數幾件據說由分裂主義分子犯下的暴力攻擊再次發
生，但它的運作強度遠超過任何可預見的安全威脅。當局動員一百萬黨政干部做不速之“
客”，定期“訪問”並且留宿在部分穆斯林家庭進行監視。他們的工作是查探並舉報“問
題”，例如是否有人在家裡祈禱或表現出虔信伊斯蘭的行為，和海外親屬聯系，或者那怕
一點點不忠於共產黨的跡像。
這種人盯人監控還只是冰山一角，是一場數字大戲的類比式前奏。把國際公認的隱私權拋
在一邊，中國政府在全區每個角落安裝配備人臉識別技術的攝像頭，利用手機應用程序輸
入人工觀察和電子化檢查站取得的數據，並對所獲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
如此彙集的數據被當局用來決定哪些人應被拘捕接受“再教育”。這項數十年來最大規模
的任意拘押行動，導致至少一百萬突厥裔穆斯林被剝奪自由，強迫接受無限期的監禁與思
想灌輸。大量監禁又造成無數“孤兒”──雙親被拘押的兒童──他們現在被送到學校或
公營孤兒院，同樣接受思想灌輸。新疆一般學校的兒童可能也面臨類似的政治思想訓練。
這些措施顯然是要剝除穆斯林原有的信仰、民族認同或獨立的政治觀點。在押人員想要重
獲自由，必須令監管人員相信他們已經成為說漢語、揚棄伊斯蘭教的習近平與中共信徒。
這種厚顏無恥的做法反映一種極權主義衝動，總想要改造人民的思想，直到他們接受黨的
無上領導地位。
中國政府正在全國各地建立類似的監控和改造系統。其中最出名的是“社會信用體系”，
政府說要利用它來懲罰不良行為，例如不守交通規則、拖欠法庭費用，同時獎勵優良行為
。人們的“信用”──由政府評估──決定他們能否取得所欲的社會財，例如在宜居城市
生活、送孩子就讀私立學校或搭乘飛機、高鐵旅行的權利。目前政治性指標尚未納進系統
，但隨時可以加入。
可怕的是，這種監控性國家機器還可以對外輸出。很少國家有能力調動像中國在新疆部署
的龐大人力，但相關技術已是現成可得，吸引那些不重視隱私保護的國家，例如吉爾吉斯
斯坦、菲律賓和津巴布韋。出售這種侵犯人權系統的不是只有中國企業──也包括德國、
以色列和英國企業──但中國的平價產品對於想要模仿其監控模式的國家而言更具吸引力
。
中國作為富裕專制的榜樣
許多獨裁者都對中國投以羨慕眼光，因為它結合了成功的經濟發展、高速的現代化和表面
上極為穩固的政權，非常誘人。不但沒有受到全球排擠，中國政府反而迷倒世界，其非民
選領導人所到之處都被奉為上賓，且經常主辦各項國際盛會，例如2022冬季奧運。目的是
把中國描繪為開放、好客又強大的國家，即使它正朝向殘酷的獨裁統治沉淪。
以往一般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將帶來具有權利意識的中產階級。基於這個迷思，我們不
需要去譴責北京的高壓統治，只要跟它作生意就好。
時至今日，幾乎已不再有人相信這種自私自利的想法，但許多國家又找到新的方式為現狀
辯護。它們繼續以追求中國的經濟機遇為首要目標，而且不再假稱它是促進中國尊重人民
權利的一種策略。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已經證明經濟增長可以強化專制獨裁，使它得到鞏固政權的工具──
不惜代價維護權力，從雇用更多的安全人員到維護審查制度和建立全方位的監控性國家機
器。支撐獨裁統治的資源如此龐大，足以抹殺全中國人民過問政府施政的能力。
上述各種發展聽在全世界獨裁者的耳中有如天籟。他們的統治，我們若想到中國便可能相
信，不需要自由的辯論和競爭性選舉這些礙手礙腳的東西，也可以帶來繁榮。甭管歷史上
不受問責的政府多半導致經濟凋蔽。
雖然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常被獨裁統治的支持者拿來說嘴，但更多的獨裁者──津巴
布韋的穆加貝、委內瑞拉的馬度羅、埃及的塞西、蘇丹的巴席爾或赤道幾內亞的姆巴索戈
──把國家帶向了衰敗。不受問責的政府總是重視自己的私欲超過人民的利益。他們偏袒
自己的權力、家族和附庸。常見的結果是怠忽職守、經濟停滯、長期貧困甚至惡性通貨膨
脹、公共衛生危機、乃至經濟崩潰。
即使在中國，不受問責的政府體制也不容許那些被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甩在後頭的人發聲
。官員吹噓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以言論審查屏蔽有關不斷擴大的所得差距、歧視性的公
共福利、選擇性的反貪起訴以及五個孩子就有一個是父母在外地打工的農村留守兒童等信
息。他們極力掩飾國內巨型基建項目伴隨著強迫拆遷、流離失所和人員傷亡，以及食物和
藥物不安全且缺乏管制造成受害者終身病痛。他們甚至故意低估身心障礙者的人數。
況且，只要稍微回顧中國當代史，就不難發現政府不受問責所導致的巨大人命損失。今天
高倡中國奇跡的這個政黨，就是不久前發動災難性的文革、大躍進奪走幾千萬人性命的中
國共產黨。
中國對全球規範的進攻
為避免在國內壓迫人權招致全球反彈，中國政府正試圖破壞維護人權的國際制度。中國當
局過去一向抵制來自外國的人權關注，指責其侵犯中國主權，但在做法上相對溫和。現在
，中國開始脅迫其他國家在國際論壇上對它表示贊賞，並且跟著它一起向國際人權體系發
動進攻。
北京似乎正在按部就班地將依賴其援助或貿易的國家組成它的啦啦隊。只要跟它作對就可
能受到報復，例如瑞典就曾被中國威脅，因為有瑞典民間團體頒獎表揚出版批評中國政府
書籍而遭中國逮捕並強迫失蹤的（瑞典籍）香港書商。
北京的取徑與國際人權的宗旨背道而馳。當別人看到有人受迫害必須維權，中國統治者看
到的卻是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中國政府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
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采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使聯合國
轉身背棄遭俄敘聯軍無區別空襲的敘利亞平民、遭緬甸軍方燒殺擄掠的羅興亞穆斯林，遭
沙特為首聯軍轟炸及封鎖的也門平民，以及因為馬杜羅縱容貪腐而飽受經濟蕭條之苦的委
內瑞拉人民。在以上所有事件中，北京總是寧願坐視受害者自生自滅也不願立下維護人權
的先例，以免自己的高壓統治未來同樣遭遇挑戰。
北京的方法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細膩。中國政府接受多項國際人權條約，隨後設法加以重新
詮釋或阻礙其執行。它逐漸擅於在表面上配合聯合國審查其人權記錄，實際上極力阻撓坦
誠的討論。它不讓國內異議人士出國，也拒絕重要國際專家入境；他發動盟邦（其中許多
國家本身也以高壓統治出名）為它唱贊歌，而且經常睜眼說瞎話。
即使是經濟權利，北京也不希望讓它的進展受到獨立評估，因為獨立評估重視的不是它的
首選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而是要測度中國的最弱勢群體，包括飽受壓
迫的少數民族和農村留守人員的生活情形。北京當然也不希望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進行
獨立評估，因為尊重這些權利將建立起它視同洪水猛獸的問責制──對公民維權人士、獨
立新聞工作者、政黨和獨立法官負責，以及自由公平的選舉。
推動者
這場對人權的全球性攻擊雖由中國主導，但不乏有志一同的共犯。他們當中包含一群專制
、獨裁政權和君主國家，高度熱中於破壞可能向他們追責的人權體系。他們還包括一些表
面上致力人權但更垂涎中國財富的政府、企業甚至學術機構。
更糟的是，過去經常堅定捍衛人權的幾個國家失去了行動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喜歡擁抱友
善的獨裁者，勝於護衛他們不屑一顧的人權標准。歐洲聯盟在英國脫歐衝擊、民族主義成
員國作梗和移民問題導致分裂之下，很難再對人權問題發出強有力的一致呼聲。就算阿爾
及利亞、蘇丹、黎巴嫩、伊拉克、玻利維亞、俄羅斯和香港人民都為了爭取人權、民主、
法治走上街頭，彙成激動人心的全球抗爭浪潮，民主國家多半也只做出冷淡且選擇性的支
持。這種言行不一，讓中國更容易主張對其人權記錄的質疑是基於政治動機而非原則。
面對中國的高壓統治，很少人打破沉默。在7月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首次有多達
25個國家共同對新疆的超常鎮壓表示關切。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害怕激怒中國政府，沒有
一個國家願意按照慣例在理事會議上朗讀聲明。相反地，這群揪團自保的國家僅僅用書面
提交了聯合聲明。雖然這種情況在10月的聯合國大會上有所改變，由英國政府代表同一群
盟邦宣讀另一類似聲明，但起初的猶豫足以表明，即使最堅決的國家也非常不願意正面挑
戰中國。正是這種膽怯，造成中國廣泛侵犯人權卻能在國際圈子裡不受追責。
其他國家的政府都巴不得擁抱北京。為回應前述兩次集體責難，中國政府組織了它自己的
聯合聲明，大言不慚地稱贊中國在新疆推動“打擊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舉措”，使當地居
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多達54國政府連署，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
人權侵犯者如俄羅斯、敘利亞、朝鮮、緬甸、白羅斯、委內瑞拉和沙特阿拉伯。這群高壓
統治的政府可能沒有多少信譽，但光憑其數目就足以說明少數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對抗中國
將是一場多麼艱苦的戰鬥。
人們原本期待伊斯蘭合作組織（伊合組織）──由57個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組成的團體──
能為受迫害的新疆穆斯林仗義執言，就像他們抗議緬甸軍方對羅興亞穆斯林實施種族清洗
一樣。那知道，伊合組織反而發表了諂媚文章，盛贊中國“照顧國內穆斯林公民”。巴基
斯坦──盡管作為伊合組織協調員應有責任大聲抗議對穆斯林的虐待──也大力支持這種
做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當中，土耳其和阿爾巴尼亞支持由聯合國對
新疆進行獨立評估，卡塔爾則退出了中國的反聲明。總體而言，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約
有一半拒絕接受中國粉飾在新疆所作所為的企圖──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比起如此大規
模的人權侵犯實在遠遠不夠。
伊合組織成員國和其他不願挑戰北京的國家還應邀訪問新疆，參加中國政府為反制外界批
評它拘押穆斯林而組織的宣傳行程。如同一座用假信息構築的長城，中國當局竟指鹿為馬
，將大規模剝奪自由說成“職業培訓”活動，然後安排外交官和記者訪問團去采訪一些“
培訓學員”。這些與穆斯林囚犯自由交談的難得機會，馬上戳破了官方說法。刻意安排的
表演常常太過荒唐可笑反而露饀，例如強迫一群囚犯唱英語童謠《若你感到快樂就拍拍手
》。
這些徒具形式的訪問團不是為了令人信服，只是為這些不批評北京的政府制造借口，做為
它們冷漠無情的遮羞布和擋箭牌。
到中國訪問的世界領袖們，包括那些自詡擁護人權的，表現也不是太好。例如，法國總統
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於2019年11月訪華，卻沒有公開提出人權問題。訪華領袖們
總是說他們會在私下場合與中國官員討論人權，做為公開保持沉默的借口。但是幾乎沒有
證據表明這種幕後途徑真能起到任何作用。
光靠靜默外交，無法令一個尋求被國際社會接納為值得尊敬成員的國家感到羞愧。反之，
官員們面帶微笑的照片加上對人權的公然沉默，只會讓世界──以及，最重要的是，真正
能推動變革的中國人民──感到這些訪華貴賓對北京的高壓政策漠不關心。
中國力量的要素
中國當局能夠有計劃地反擊外界對它的人權責難，一部分是靠著集結它的經濟影響力。沒
有任何中國企業有能力忽視中共的指令，因此當中共下令對某個批評北京的國家實施懲罰
────例如停止采購該國產品──中國企業只能選擇遵照辦理。於是，任何想跟中國做
生意的外國政府或企業如果公開反對北京鎮壓，它將面臨的不是一家一家的中國公司決定
如何應對，而是中央的統一指揮，使它冒著丟掉整個中國市場──占世界經濟百分之16─
─的風險。舉個例子，休斯頓火箭隊總管因為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爭而激怒中國
政府之後，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在中國的所有11家官方商業伙伴──包括旅游網站
、牛奶生產商和連鎖速食店──馬上中斷與它合作。
特朗普政府是少數敢於對抗中國的政府之一，最有效的證明就是它在2019年10月將新疆公
安廳和八家中國科技公司列為侵犯人權共犯而予以制裁。但美國官員譴責中國違反人權的
強硬發言常被大打折扣，因為特朗普不時贊揚習近平和其他較友善的獨裁者，包括俄羅斯
的普京、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埃及的塞西和沙特阿拉伯的本・薩勒曼，更別提特朗普政府
本身違反人權的國內政策，例如在美墨邊境強迫兒童與父母分離的殘忍和非法行為。
這種不一致使北京更容易輕視來自華盛頓的人權批評。此外，特朗普政府為維護以色列而
錯誤地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為中國政府在這個捍衛人權的核心機構施展更大影響力鋪
平了道路。
中國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工具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它是一項數萬億美元的基礎建
設和投資計劃，旨在幫助中國取得70個國家的市場和自然資源。由於其他投資方經常缺席
，“一帶一路”為中國爭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友誼，盡管中國以各種欺騙手段將成本轉嫁
到它聲稱要援助的國家。
中國的操作方法通常會導致“受益國”的威權體制得到強化。以“無條件”貸款聞名的“
一帶一路”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權和環境標准。可能因工程項目受損害的民眾幾乎
沒有任何機會表達意見。部分項目通過枱面下交易達成協議，成為貪腐溫床。有時，它們
讓統治菁英從中得利又鞏固權力，卻讓人民背負沉重的債務。
有些“一帶一路”項目已經惡名昭彰：斯裡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口因為無法償還債務而被中
國取得99年的使用權；肯尼亞政府為償還修建蒙巴薩－內羅畢鐵路的貸款，打算強迫貨運
業者加以利用，放棄其他價格更為低廉的選項。有些國家，包括孟加拉、馬來西亞、緬甸
、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經開始退出“一帶一路”項目，因為它們缺乏經濟效益。但大
多數陷入困境的債務國仍渴望繼續博得北京的恩寵。
因此，“一帶一路”的貸款實際上並非“無條件”，而是企圖將一套必須支持中國反人權
議程的政治條件強加於人。它意味著在中國對內鎮壓面前保持沉默甚至鼓掌叫好，以及為
北京破壞國際人權機構提供協助。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受益者，他
在訪問北京時對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發，該國外交官則對“中國照顧國內穆斯林公民
的努力”表達無以復加的贊賞。同樣的，喀麥隆獲得中國免除數百萬美元債務之後，隨即
發言諂媚北京：談到新疆，它贊揚北京“充分維護少數民族行使合法權利”，包括“正常
的宗教活動和信仰。”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官方發展銀行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擴大，但缺乏必要
的人權保障措施。中國出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表現也好不了多少。它的政策要求在
資助項目中注重透明度和問責制，並應納入社會和環境標准，但沒有要求銀行查明並解決
人權風險。該銀行的74個成員國中，有許多號稱尊重人權的政府：歐盟多數成員國，包括
法國、德國、荷蘭、瑞典和英國，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顛覆聯合國
我們原本以為這個機構可以在政府侵犯人權的時候保護我們。但它沒什麼不同。──中國
人權捍衛者談聯合國，日內瓦，2016年6月
中國政府對於外界在國內人權問題上施壓非常敏感，因此向來毫不猶豫在國際論壇上極力
保護自己的形像。聯合國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自然成為中國的首要目標。它
的壓力已經達到最高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突厥裔穆斯
林的大規模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贊譽有加。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中國通常會反對幾乎所有批評特定國家的人權議案，除非把內容
淡化到相關政府可以接受的程度。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
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裡亞和白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中國還
試圖扭曲國際人權框架，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尊重人權，倡導“合作共贏”（後來改為“互
利合作”），將人權表述為自願合作而非法律義務的問題。
當中國的人權記錄於2018年到2019年在人權理事會接受例行審議時，中國官員威脅持批判
立場的各國代表團，同時鼓勵友好國家多提肯定意見。北京還在專為公民社會團體保留的
發言名單中塞進許多官方背景的團體，為它的人權記錄擦脂抹粉。同時，中國外交官向審
查機構提供顯然不實的信息，威脅各國代表團如果出席關於新疆虐待問題的小組會議就要
承擔嚴重後果，並且企圖阻止關注新疆的民間組織在理事會發言。此外，中國當局還在聯
合國議事廳外舉辦大型圖片展，描繪維吾爾人多麼幸福而且感激政府。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中國政府極力避免它在新疆的作為成為討論議題。中國常與俄羅斯並
肩合作，日益積極利用它的否決權防範安理會對人權問題采取行動。例如，盡管聯合國實
況調查團已經建議對緬甸軍方高層涉嫌種族滅絕罪進行偵查起訴，北京仍明確表示絕不容
忍對緬甸施壓。安理會只是要討論委內瑞拉人道危機，就遭到中、俄共同反對──雖然並
未成功。9月，當3百萬平民面對俄羅斯和敘利亞軍機無區別轟炸，中國卻加入俄羅斯以否
決權阻止安理會提出停火要求。
全球審查
我們自己檢查自己。……[參加學生沙龍的]每個人都害怕。光是這種恐懼，我認為制造這
種恐懼，真的有用。
──—大學生，溫哥華，2018年6月
除了長期性的措施，例如審查對外國媒體網站的訪問，限制海外來源向國內公民社會團體
提供資金以及拒絕向學者和其他人簽發簽證之外，北京還充分利用企業的營利動機，將審
查制度擴大到國外評論者 。近年來令人不安的是，外國企業接二連三屈服於北京的指責
，或為員工批評中國的言行認錯。
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威脅要解雇支持或參與2019年香港民主抗爭的員工。大眾汽車首席執行
官迪斯（Herbert Diess）告訴英國廣播公司，他“不知道”新疆有成千上萬穆斯林被拘
押的報道，盡管大眾汽車早在2012年就在新疆建廠。萬豪酒店開除一名社交媒體賬號管理
員，因為他在推特上對一則稱贊該公司將西藏視為國家的推文點贊，該公司並保證“不再
發生這種錯誤。” 會計巨頭普華永道否認香港報紙刊出的支持民主抗爭聲明代表該公司
立場，據說該聲明是由四大會計事務所的員工集資買下版面。好萊塢電影為避免中國敏感
內容而自我審查的例子日益常見，例如1986年《壯志凌雲》（台譯《捍衛戰士》）的最新
續集中，台灣國旗從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飛行員夾克上消失。
這份名單很能說明問題。首先，它說明能在中國引發眾聲怒責的事物可以多麼微不足道。
即使“防火長城”已讓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海外不見意見，即使中共已投入大量資源審查
國內社交媒體、並在上面大做宣傳，中國的有力行動者仍然一見外國批評就火冒三丈。考
慮到這種敏感性，即使北京沒有下令，渴望跟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往往也會約束自己和員工
的舌頭。
其次，它說明中國的審查制度正在成為全球性威脅。在中國運營的公司不得不遵守審查制
度，這已經很糟。如果連它們在世界各地的員工和客戶也被強加審查制度，豈不更可怕。
我們不能再假裝中國壓制獨立言論只是它的家務事。
言論自由的問題也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出現。為了維持通常繳納全額學費的中國留學生
來源，大學很容易找借口避免造成他們不悅。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都有親
北京學生企圖阻撓有關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權問題的校園活動。或者有些中國學生很想參
加有關國內禁忌話題的校園辯論，但因為擔心被人向中國當局舉報而卻步。各大學碰到這
種情況很少公開維護言論自由的權利。
這種趨勢只會更惡化，因為北京刻意吸收海外中國公民做它的傳聲筒，互相監視舉報對習
近平統治的任何異議。例如，中國駐美大使館官員曾接見一群馬裡蘭大學學生，贊揚他們
譴責一名在畢業典禮致詞批評中國政府的中國留學生。
中國當局還經常威脅海外異議人士的國內親屬，逼迫他們停止批評保持沉默。溫哥華一名
科技業顧問說：“如果我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我父母的退休福利、他們的健康保險都
會被取消掉。”多倫多一名中文報紙記者的父母在中國因為她的工作而受到騷擾，她說：
“我在這裡感覺不到言論自由。我無法自由報道。”
隨著中國技術向海外擴展，審查制度也成為一種威脅。微信（一種結合手機短信應用程序
的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海內外華人圈廣泛流行）會審查政治信息，並可基於政治理由封
鎖帳戶，即使用戶位於中國境外也一樣。
迎接挑戰
巨大的威脅需要等量的回應──在北京迎頭攻擊下維護世界人權，還有許多工作可做。雖
然中國政府勢力強大又敵視人權，但它作為全球人權威脅的崛起並非不可阻擋。迎接這一
挑戰需要徹底擺脫傲慢自滿和因循苟且，需要所有仍然相信一個以人權為重的世界秩序的
人們作出前所未有的回應。
各國政府、企業、大學、國際機構和其他人都必須與那些為維護自己權利而奮鬥的中國人
民站在一起。作為首要原則，任何人都不應將中國政府等同於中國人民，否則就是將政府
濫權歸咎於被剝奪了選擇權的全體人民。相反地，各國政府應支持中國國內的異見人士並
公開表明，因為沒有真正的選舉，北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
正如各國政府已不再提倡只靠貿易就能促進中國人權這種一廂情願的假想，同樣應當揚棄
的是靜默外交有用這種自我安慰的錯誤觀點。當這些政要聲稱訪華時曾經討論中國人權紀
錄，應該追問的是中國人民──推動變革的主要動力──有沒有聽見他們的討論。人民因
為這次訪問感到鼓舞還是幻滅？他們聽見了同情與關切的話語，還是只看到簽訂更多商業
合同的照片？如果能定期、公開指責北京進行鎮壓，各國政府將能拉高侵犯人權的成本，
同時讓受害者獲得力量。
駁斥這種中國模式，即政治高壓下的經濟增長，只需要指出不負責任統治的風險，例如中
國被拋在後面的數千萬人口，或者津巴布韋的穆加貝或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對國家的重創。
另一異曲同工的方法是，提醒大家注意世界各地獨裁者如何聲稱服務人民實為圖利自己。
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應該為中國的“無條件”貸款和發展援助提供令人信服的、尊重
人權的替代方案。它們應該利用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組織的成員身份，推動在開發
過程中追求最高人權標准，而非促成全球競相向下看齊。
致力促進人權的各國政府應該敏於察覺“中國例外論”隱涵的雙重標准，避免不知不覺受
到影響，使北京可以推卸侵犯人權的責任，比它貧窮弱小的國家卻要面對質疑。如果這些
國家要求緬甸官員為其虐待穆斯林的行為負責，為何中國官員不必？如果它們關切沙特阿
拉伯或俄羅斯用金錢收買合法性的作為，為何不關切中國的同樣作為呢？如果它們鼓勵有
關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內瑞拉侵犯人權的辯論，為何忽略中國呢？它們正確地
批評特朗普政府在美墨邊界將兒童與父母無情拆散，為何不同樣質疑中國政府在新疆將兒
童與父母拆散呢？
各國政府應鄭重抵制中國以分而治之的戰略確保其壓迫獲得默許。任何一個國家若單獨面
對尋求中國經濟機會或高聲反對中國壓迫的抉擇，多半會選擇裝聾作啞。但是，如果各國
政府聯合起來抵制中國對人權的蔑視，力量對比就會不同。例如，如果伊斯蘭合作組織對
中國政府鎮壓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發出抗議，北京就要一次報復57個國家。中國經濟不可能
抗衡整個世界。
同樣道理，各公司和各大學應該制定實施與中國打交道的行為准則。強有力的共同標准將
使北京更加難以孤立那些挺身維護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機構。建立標准還可以讓原則問題成
為機構公共形像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者也就更容易向這些機構提出要求，不可為爭取中
國商機而屈服於它的審查制度，而且絕對不能靠中國的侵權行為獲益或助紂為虐。各國政
府應嚴格監管有助提升中國大規模監控和鎮壓能力的技術，並應加強隱私保護以防監控系
統擴散。
各大學尤其應該提供空間，讓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可以研究和批評中國政府，不必擔心受到
監視或舉報。大學絕不能容忍北京壓制任何學生或學者的學術自由。
除了發表聲明外，致力人權的各國政府應當加倍進行跨區域的宣導工作，以期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上提議成立實況調查團，讓全世界了解新疆的現況。各國也應推動聯合國安理會
討論新疆問題，讓中國官員了解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更根本的問題是，聯合國會員國和高級官員應捍衛聯合國作為人權的獨立聲音。例如，在
聯合國成立實況調查團之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和人權理事會專家的報告至關重要
。如果中國成功讓聯合國在人權議題上失去作用，將是所有人的災難。
致力人權的各國政府也不應繼續將中國視為可敬的伙伴。對中國官員的紅地毯待遇應以人
權的實際進展為前提。進行國事訪問，應公開表達讓聯合國調查員自由進入新疆的要求。
必須讓中國官員感覺到，只要他們繼續壓迫自己的人民，就永遠不會得到他們渴望的尊重
。
更明確地說，凡是直接參與大規模拘押維吾爾族的中國官員，都應列為不受歡迎人士。他
們的外國銀行帳戶應該被凍結。他們應該擔心自己的罪行可能受到法辦。此外，在新疆興
建或協助營運拘留所的中國公司，以及任何利用囚犯勞動或提供監視設備和大數據處理的
公司，都應予以揭發並施壓促其停止。
最後，全世界應該認識到習近平關於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調言論，其實是一種威
脅──北京所定義並容忍的世界人權願景。各界應當認識到，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否定並重
塑國際人權體系，這一體系的基礎是相信每個人的尊嚴都值得受到尊重──無論是否危及
官方利益，國家都不能對人民為所欲為。
除非我們想回到一個人民任由主子玩弄擺布的時代，否則就必須抵制中國政府對國際人權
體系的攻擊。該是表明立場的時候了。數十年的人權進步正危在旦夕。
國別觀察
亞洲：朝鮮（北韓）
朝鮮仍是全世界最為高壓統治的國家。金氏王朝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持續兼任政府和執政
的朝鮮勞動黨首腦，利用死刑威脅、任意判刑懲罰以及監禁並強迫勞動維持恐懼之下的服
從。金正恩還持續收緊出國旅行與海外通訊的限制。
政府毫不容忍異議。獨立媒體、公民社會和工會組織全遭查禁，言論、集會、結社、宗教
自由及其他基本人權都被有計劃剝奪。政府有系統地榨取公民的無償強迫勞動，投入基礎
建設和公用設施項目。政府也疏於保護或促進各種弱勢群體的權利，例如婦女、兒童和身
心障礙人士。
2019年，金正恩持續推進始於2018年的對外交往工作，先後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韓
國總統文在寅、美國總統特朗普、越南國家主席阮富仲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影響國際人權體系
朝鮮已批准多份重要國際人權條約，但素以漠視要求聞名。它偶而也會參與某些國際人權
機制，但幾乎沒有在國內造成實際進展的證據。
2014年聯合國調查委員會（調委會）發布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人權報告指出，該國
政府觸犯危害人類罪，包括滅絕、謀殺、奴役、酷刑、監禁、強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以
及強迫流產。調委會建議聯合國安理會將這一情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朝鮮政府持續否認
其調查結果，拒絕配合駐首爾的人權高專辦事處或聯合國朝鮮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金塔納
。
2018年12月17日，聯合國大會以不表決方式通過譴責朝鮮人權的決議。2019年3月22日，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不表決通過決議，強調加強究責機制，確保犯下危害人類罪的官員最終
受到起訴。基於調委會建議和人權理事會決議授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持續收集朝
鮮政府侵犯人權和危害人類罪的證據。
2019年5月9日，朝鮮政府接受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UPR），即每四年半對每一個聯
合國會員國的人權記錄進行同儕互評的程序。在87個國家提出的262條建議中，朝鮮接受
了132條，主要是關於加入國際公約、條約機構、加強立法，以及兒童、婦女、身心障礙
者、食物、健康、教育、司法正義、遷徙、 宗教、言論、水和衛生設施的權利。
難民和庇護尋求者
2019年，金正恩政府持續設法阻止人民擅自離開朝鮮，藉著在邊境干擾中國手機服務逮捕
與國外人士通訊或企圖出境人員，並公開處罰被捕的叛逃者。
據協助朝鮮人逃往安全第三國的網絡報道，中國政府已加強管制，包括增加道路隨機攔檢
，使用電子身分證等新科技，以及其他嚴控措施。他們還報道，朝鮮持續防止人民離境，
並施壓中國政府查緝和遣返朝鮮人。在金正恩上台前的2011年，共有2,706名朝鮮人逃抵
韓國；2018年只有1,137人，2019年1月至9月只有771人。
人民保安部將叛逃行為視同“背叛祖國”罪。被中國強迫遣返的朝鮮人所面臨的虐待，被
調委會譴責為危害人類罪行。有關當局會評估被遣返人員在中國的作為，決定將他們送往
短期拘留所（勞動鍛煉隊）、長期普通監獄（教化所）或朝鮮令人膽寒的政治犯集中營（
管理所）。
由於被遣返人員幾乎必然受到上述處罰，逃抵中國的朝鮮人應屬國際法上的就地難民（
refugees sur place）而得到保護。但中國政府身為1951年《難民公約》及其1967年議定
書的締約國，卻持續不履行保護難民的義務。中國政府持續將朝鮮人遣返本國，而且拒絕
聯合國難民署官員進入中朝邊境接觸滯留當地的朝鮮人。11月7日，韓國政府遣返兩名朝
鮮漁民，使他們可能被朝鮮控告謀殺罪。
強迫勞動
朝鮮政府有系統地從大部分人民征用強迫、無償的勞動──包括國有企業或派駐海外職工
和婦女、兒童及囚犯──藉以控制人民並維持經濟。絕大多數朝鮮人都必須在人生某個階
段從事無薪勞動，通常稱為“忠誠表現”。
一般朝鮮勞工不能自由選擇職業。不分城市和農村的男性和未婚女性都由政府分配工作。
理論上，他們有權獲得工資，但常見的情形是企業不發薪資，迫使他們必須另找工作糊口
，還要為了不去政府分配的場所上班而行賄。若擅自曠職則是犯罪，可被判處勞動鍛煉隊
3到6個月。
政府還逼迫許多朝鮮人加入半軍事化的“突擊隊”，隸屬執政黨管理運營，主要負責修建
橋梁和基建項目。政治監獄（管理所）、普通監獄（教化所）和短期拘留所的囚犯也可能
面對極其艱苦、危險的強迫勞動，有時在寒冬沒有足夠衣物。
朝鮮是僅有七個尚未加入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聯合國成員國之一，該國政府在UPR期間
也拒不接受加入ILO的建議。
瀕臨危險群體
朝鮮實行“成分”制度，這種社會政治分類系統創始於建國初期，將人民分為“核心”、
“動搖”或“敵對”階級，階級較低的人在就業、住房和就學等各方面都受到歧視。普遍
貪腐使某些人可以操縱成分系統的限制，藉賄賂政府官員規避成分制規則，加快或破例發
給許可，允許參與特定市場活動，或避免可能的處罰。
朝鮮女性除了遭受普及全民的虐待，還廣泛面臨基於性別的虐待。拘留所的保安人員常對
婦女加以強奸和其他性暴力。人口販子和仲介，常與政府官員勾結，將女性送往中國遭受
性剝削和性奴役，包括強迫婚姻。女性在工作場所面臨高度歧視、性騷擾和性侵，無法脫
離政府認可的刻板性別角色。國家當局不但參與對女性的虐待，而且完全不給受虐婦女和
少女提供保護或伸張正義。
主要國際行動者
中國是對朝鮮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行動者。中國供應朝鮮的大部分能源，是朝鮮最大貿易伙
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月和6月兩度會晤金正恩。
韓國現任文在寅政府對於朝鮮人權問題並未制定明確政策。2016年9月生效的《朝鮮人權
法》明文規定，韓國政府應落實聯合國調委會報告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幫助逃出國外的朝
鮮人，以及研究、發布朝鮮人權狀況報告。然而，韓國迄今仍未依照該法要求成立朝鮮人
權基金會，資助相關調查和維護人權的行動。
文在寅和金正恩、特朗普於2019年6月30日出席突然舉行的三方峰會，會中沒有談及人權
議題。11月14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韓國政府從提案譴責朝鮮侵犯人權決議案的40
多國名單中退出，這些國家從2008年開始每年都共同提出此案。
日本持續要求送回1970到1980年代被朝鮮綁架的12位日本公民。某些日本公民社會團體認
為實際被綁人數遠高於此。
美國政府持續對朝鮮實施人權制裁，包括對政府實體以及金正恩和多名高官的針對性制裁
。2018年12月10日，財政部在制裁名單中新增三名朝鮮高級官員，國務院則發布有關朝鮮
嚴重侵犯人權和言論審查的報告。特朗普總統在2019年兩度會晤金正恩，分別在2月和6月
，但據報兩人討論議題僅限於核武擴散。
從2014到2017年，美國政府每到12月都會在聯合國安理會推動將朝鮮重大人權侵犯作為國
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而列入正式議程。但在2018年12月，安理會沒有進行這項討論，因為
缺乏理事會成員國支持，而且特朗普政府正專注於美朝核武談判。2019年，安理會預定在
12月10日討論朝鮮人權情勢。
亞洲：緬甸
緬甸政府在2019年繼續漠視國際呼吁，拒絕對撣邦、克欽邦、克倫邦和若開邦少數民族人
權被侵犯問題進行徹底調查。聯合國實況調查團已發現充分證據，要求調查軍方高級將領
對羅興亞穆斯林所犯下的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政府不願正視危機的根本原因，包括
有計劃的迫害與暴力、剝奪國籍和軍方持續有罪免責。
2019年8月，實況調查團呼吁緬甸安全部隊停止利用性暴力，包括對婦女、兒童和跨性人
士的強奸和輪奸，對少數民族進行恐嚇和懲罰。軍方一向以性暴力作為摧毀社區的手段，
使婦女和少女不敢返回家園。
事實領導人昂山素季和她的文人政府一再拒絕有效配合聯合國人權調查員，追究侵犯人權
的責任。聯合國獨立調查員，包括特別報告員李亮喜和實況調查團成員，都無法取得緬甸
入境簽證；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事處工作人員進入緬甸也受到限制。
羅興亞人受威脅
緬甸軍方在若開邦發起族群清洗行動兩年多之後，逾90萬羅興亞難民仍受困於孟加拉考克
斯巴扎（Cox’s Bazar）過分擁擠的難民營，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扎營難民聚集地。
實況調查團於2019年9月發布總結報告指出，政府為根除羅興亞人身分認同而持續打擊留
在若開邦的60萬羅興亞人，使他們面臨“種族滅絕的威脅”。該報告發現，政府迫害羅興
亞人所依據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也是導致軍方和其他政府當局進行殺戮、強奸輪奸、
酷刑和強迫遷徙的原因──至今一成不變。
2019年7月，緬甸高級官員代表團抵達考克斯巴扎，推動難民返國。代表團施壓難民領取
數字化的國家身分驗證卡（NVC），但不保證給予公民地位。政府無意修改歧視性的1982
年《公民法》，該法實際上剝奪羅興亞人的公民權利。欲返鄉的難民必須登錄NVC卡，承
認自己是居住緬甸的外國人，而這將令到他們的權利易受歧視和限制。
8月22日，孟加拉和緬甸第二度嘗試將難民遣返緬甸。不同於2018年11月首次嘗試遣返難
民，這次孟加拉同意諮詢聯合國難民機構，請求聯合國難民署對孟加拉提出的22,000人名
單中據稱符合遣返資格的3,450名緬甸難民進行意向評估。然而和上次一樣，孟加拉官員
、聯合國人員和媒體記者等候自願返回緬甸的難民現身，結果沒人出現。
聯合國難民署已經聲明，緬甸目前的情況不利於難民以有尊嚴且安全的方式自願返國。為
了收容從孟加拉返國的難民，緬甸正在興建類似拘留營的設施，四周以鐵絲網和安全崗哨
圍繞。衛星照片顯示，赫拉波岡中轉站（Hla Poe Khaung Transit Centre）就座落在被
夷平的羅興亞村莊原址。
大約12.8萬名羅興亞和卡曼族穆斯林被關在若開邦中部的封閉式境內流徙者（IDP）營地
，他們只有極其有限的遷徙自由，也很難獲取醫療、教育和其他人道服務。此外，由於緬
甸軍方和若開叛軍仍處於敵對狀態，難民返回若開邦的安全仍有顧慮。
族群衝突和強迫遷徙
緬甸軍方和少數民族武裝團體之間的戰鬥在2019年趨於激烈。政府照例禁止人權監察員和
媒體記者進入衝突區域，也不允許聯合國和國際人道機構向當地輸送糧食、醫藥等重要援
助物資。
從2018年11月起，若開軍和政府安全部隊在若開邦和欽邦的戰事升高。政府下令自6月21
日起在若開邦8個鎮和欽邦的百力瓦鎮（Paletwa）切斷互聯網服務，導致有關攻擊平民和
任意拘捕、酷刑和軍方拘留死亡等報導難以查證。對欽邦和若開4鎮的斷網令已於9月1日
解除，剩下邦那均（Ponnangyn）、妙烏（Mrauk-U）、皎道（Kyauktaw）和敏比亞（
Minbya）四個鎮仍被斷網。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OCHA）估計，至少33,000名若開族人受戰火波及流離失
所，包括若開邦北部9千名境內流徙者中的3,300名兒童。此一數據仍有爭議；聯合國特別
報告員估計流離失所者多達65,000人。若開邦平民目前面臨的主要難題包括糧食、住房和
基本人道服務不足，以及欠缺維持生計的能力。
平民持續受到緬甸北部戰事波及。撣邦北部再次爆發衝突，據聯合國統計，開戰首周即造
成平民17人死亡、27人受傷，包括多名婦孺。戰事起於8月15日，緬北聯合陣線叛軍，除
克欽獨立軍以外，向當地軍事和平民目標發動協同攻擊。緬甸軍方迅速展開反擊。戰鬥至
少波及撣邦北部五個鎮的平民，許多平民死於炮彈和雙方駁火。
此次戰鬥導致大約8千人流離失所，在學校、寺廟和教堂等地避難。截至9月底，仍有近2
千人無家可歸。
在克欽邦，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報道，約有6,385名境內流徙者已返回原居地
。然而，仍有超過9.7萬人無法回家，部分已離家多年，分別收容在全邦各地136座境內流
徙者營地或其他臨時住所。這些境內流徙者當中，差不多百分之40住在克欽武裝團體占領
區的營地。人道主義援助無法到達政府軍占領區以外的這些區域。除了戰鬥之外，大量地
雷和未爆彈也是妨礙境內流徙者返鄉的因素。
販運婦女和少女仍是克欽邦和撣邦北部的嚴重問題，詳見人權觀察發布的報告《‘給我們
生孩子就放你走’：緬甸與中國之間的克欽族‘新娘’販運問題》。境內流徙者因戰火逃
離家園，經濟十分宭迫，無法再靠耕作維持正常生計，也很難找到其他就業機會。
女性通常是家庭經濟支柱，長女更因當地習俗而負有幫助家計的責任。年輕女性和少女被
引誘離開境內流徙者營地或村莊，穿過管理松馳的邊界進入中國，以為可以找到待遇優厚
的工作，實際上卻被賣給中國家庭而被強迫結婚。緬甸和中國政府都沒有采取必要措施防
治人口販運、尋找被害人、將加害者繩之以法和協助生還者。
言論自由和壓迫性法律
緬甸言論自由在2019年大幅倒退。超過250人因為各種限制人權的法律而被起訴。
5月，遭殖民地時期《政府機密法》判刑7年、已服刑8個月的路透社記者瓦龍（Wa Lone）
和覺索烏（Kyaw Soe Oo）獲總統特赦出獄。這兩人因報道緬軍在若開邦印丁村屠殺羅興
亞人而於2017年12月被警方逮捕。雖有一名警員證稱兩名被告是被警方設局誘捕，法庭仍
然加以定罪，足見本案帶有政治動機。
2013年《電信法》第66(d)條的誹謗罪，常被用來限制網絡言論自由，嚇阻對國會議員、
政府和軍方的批評。當地團體Athan報道，所有起訴媒體或記者的案件中，約有百分之45
是依據66(d)條款。2019年因為各種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而被控犯罪者超過250人。當局也
常引用《非法結社法》和緬甸刑法第500條的誹謗罪，對付記者和批評人士。
截至本文撰稿時，2019年共有11案、50人被控違反刑法第505(a)條，禁止批評軍方，和
505(b)條，散布“恐懼或驚慌於眾…導致任何人可能被誘導犯下反對國家或破壞公共安寧
的犯罪。”
8月29日，著名電影制作人敏廷寇寇基（Min Htin Ko Ko Gyi）因在臉書發文批評軍方而
被依刑法505(a)條判處監禁加苦役一年。盡管他罹患肝癌，出庭時顯見健康不佳，敏廷寇
寇基履次申請保外就醫均遭駁回。
4月到5月，7名民俗劇團成員因演出內容涉及諷刺軍方而被捕。10月30日，其中5名成員被
依刑法505(a)條各判刑1年。11月18日，蓋金敦（Kay Khine Tun）、扎亞倫（Zayar Lwin
）、班耶杜（Paing Ye Thu）、班漂敏（Paing Phyo Min）和藻林杜（Zaw Lin Htut）同
樣依505(a)條被另一法庭加刑1年。蘇亞達納敏（Su Yadanar Myint）判刑1年，年錢索（
Nyein Chan Soe）無罪釋放。7名被告另依66(d)條被控“誹謗”軍方，最高可處2年徒刑
。
《公民隱私與安全保護法》第8(f)條也導致以誹謗罪起訴普通公民的案件增加。截至本文
撰稿時共有78件，其目的是限制批評政府的網上言論。該法也使當事人可能遭到第三方起
訴。
示威者常遭《和平集會游行法》起訴，該法規定發起人必須在活動開始48小時前得到當局
許可。兩名克欽族維權人士，保魯（Paulu）和森努潘（Seng Nu Pan），因為發起紀念克
欽邦17年停火結束8周年的街頭表演，於9月被判處拘留15天。保魯另因藐視法庭罪被判監
禁3個月，只因他在法庭上用壞掉的天秤像征司法制度崩壞。
全國各地農民也因壓迫性的法律而受刁難。3月，《閑置、休耕和未開發土地管理法》生
效實施，規定任何人若占用被歸類為“閑置、休耕或未開發”的土地，必須申請許可。若
未經許可持續使用相關土地，可判處兩年以下徒刑。9月，伊洛瓦底區的8位農民就因為使
用當地政府出售給私人企業的土地上耕作，被判刑2年。
殖民地時期制定的刑法第377條，將同性成人之間的合意性行為視為犯罪。
主要國際行動者
11月11日，甘比亞向國際法院控訴緬甸對羅興亞人的暴行涉及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
罪公約》。甘比亞的控訴首開先例，由一個與犯罪不具直接關系的國家，憑著防治滅絕種
族公約締約國的身分，向國際法庭提出控告。
11月13日，在阿根廷，羅興亞和拉丁美洲人權組織依據普遍管轄權原則向當地法院起訴緬
甸高級將領與文職官員，包括昂山素季在內，在若開邦犯下的罪行。這種途徑僅適用於特
別嚴重、因此所有國家都有利益加以審理的犯罪。
國際刑事法院（ICC）也在11月14日確定，將調查緬甸羅興亞人自2016年10月起遭受的危
害人類罪行，包括驅逐出境、其他不人道行為和迫害。該法院已於2018年確認本身對驅逐
出境罪具有司法管轄權，因為犯罪完成地孟加拉是ICC成員國，同理亦適用其他相關犯罪
。
7月，美國對涉及迫害羅興亞人的軍方主要領導人實施旅行禁令，包括緬甸國防軍總司令
敏昂萊將軍、副總司令梭溫將軍和另兩名高級軍官。9月，美國眾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加
強制裁緬軍領導人的法案。
聯合國實況調查團於9月結束任務，將緬甸武裝部隊對羅興亞、克欽、撣和克倫等少數民
族犯下嚴重罪行的證據移交給最近開始運作的緬甸問題獨立調查機制（簡稱緬甸機制）。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授權緬甸機制跟進實況調查團的工作，收集並保存嚴重罪行的證據，以
便協助並加速公正且獨立的刑事訴訟程序。
8月5日，實況調查團發布關於緬甸經濟公司和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之中軍方企業的調查
報告，發現至少14家外國公司與軍方企業存在伙伴關系，至少44家有其他商業連帶。該報
告指出，這些軍方企業的利潤被用來增強軍力，為其違反國際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的行動提
供財政支持。
緬甸政府於2018年7月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ICOE）運作不透明，令人更加憂慮其調查
對羅興亞人重大犯罪指控的公信力。但有許多國家，例如英國、日本，不顧ICOE在獨立性
、公正性和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持續予以支持。
歐洲議會於9月19日通過決議，呼吁對緬甸實施全面武器禁運，並將緬甸情勢提交國際刑
事法院。該決議呼吁歐盟成員國支持向緬甸追責，由國際法院審判其違反聯合國防治滅絕
種族公約的行為。
盡管已有堅實證據指向緬甸安全部隊應為其對羅興亞人的暴行負責，聯合國安理會卻仍然
無法采取行動，因此無論是將緬甸提交國際刑事法院或制裁涉嫌向羅興亞人施暴的軍方與
政府官員都成為不可能。
5月，一份關於聯合國介入緬甸問題的獨立調查報告發布，認為是“系統性和結構性失靈
”造成聯合國無法應對此一危機。
亞洲：澳大利亞（澳洲）
澳大利亞是充滿活力的多文化民主國家，擁有穩健的憲法制度。然而在 2019 年，言論自
由遭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警察突襲記者和一名政府官員，一位舉報人與其律師被起訴違反
保密法。過於寬泛的國家安全法可被任意濫用。
政府在推出離岸處理難民和庇護尋求者措施的 6 年後，維持著不允許任何乘船抵達者在
澳大利亞重新定居的立場。而在 2019 年，自從一項新法令推出之後，有超過 135 名難
民和庇護尋求者被轉送澳大利亞接受緊急治療。
難民和庇護尋求者
此文撰寫時，約有 600 名難民和庇護尋求者留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瑙魯，另有 600 多人
根據一項澳美重新安置協議而移居美國。仍保持離岸的人群均為成年人，大部分自 2013
年起便維持這一狀況。
自 2013 年以來，至少有 12 名難民與庇護尋求者在澳大利亞離岸處理系統中死亡，其
中 6 名為自殺。2019 年 5 月澳大利亞大選之後，巴布亞新幾內亞境內的自傷和自殺企
圖急劇增加，媒體報告十數起自殺企圖事件，地方政府疲於應對這一危機。
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瑙魯的醫療機構無法處理庇護尋求者和難民的復雜醫療需求，尤其是心
理健康需求。2月，澳大利亞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將需要醫學治療的離岸難民和庇護尋
求者轉送澳大利亞。迄今為止，有 135 人被轉送接受治療。在這項法案之前，律師常常
不得不對政府提起訴訟，才能讓客戶得到適當的醫療護理。12 月，政府撤銷了這一法案
。轉送至澳大利亞的人們現在處於法律未定的境地，沒有永久簽證，孤立無援。
澳大利亞多次拒絕了新西蘭接收部分難民的提議，政府認為接受這一提議會鼓動更多船只
抵達，使新西蘭成為澳大利亞的“後門路線”。
原住民族權利
澳大利亞原住民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極不成比例，常因未繳罰款等小罪而入獄。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峽島民占澳大利亞成年囚犯的百分之28，而這一人群僅占全國百分之3的人口。
2017 年，原住民女性 Tanya Day 因公共場合醉酒被警方拘留，隨後在警局拘留室遭遇頭
部損傷並因此死亡。2019 年 8 月，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宣布廢止公共場合醉酒的犯
罪性質，將其改為原住民引領的公眾衛生應對措施。 11 月，一名警官於北領地延杜穆（
Yuendumu）射擊一名 19 歲原住民男性，因此被起訴謀殺罪。 9 月，警察於西澳大利亞
州傑拉爾頓（Geraldton）射殺一名 29 歲原住民女性。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於 2017 年 5 月提出《烏魯魯聲明》，但他們在憲法中建立“
第一民族”話語權和建立真相與正義委員會的提議並未得到實施。澳大利亞原住民部長
懷亞特（Ken Wyatt ）於 7 月宣布了接下來 3 年內舉行公投的計劃，以決定是否從憲法
層面認可澳大利亞原住民。
兒童權利
入獄監禁對原住民兒童有著不成比例的影響：他們被拘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