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評大衛·科茨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衰》
出處：《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年05期》
http://www.cwzg.cn/theory/201610/31607.html
張雪琴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發生了重大結構性轉變，這在學界已是共識，然而如何界定這一新形
式卻莫衷一是。為了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尤其是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產生的根源，並尋求解決之道，美國左翼政治經濟學家大衛·科茨
(David M Kotz)從SSA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的理論視角出發，
在其於2015年出版的新作《新自由主義的興衰》中，提出新自由主義是理解1980年之後資
本主義最有效的分析框架。在科茨看來，“新自由主義不僅是理論體系和政策方法，也是
經濟理論與經濟、社會、政治制度，以及資本勞動關係和資本內部關係的有機統一體。”
科茨認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形式已滲透進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這和“二戰”
後盛行的調節型資本主義(regulating capitalism)如出一轍。先前的資本主義形式發生
改變，並且被另一種資本主義形式所取代，這是前一個SSA的各項制度元素枯竭所導致的
經濟危機的產物。在科茨看來，一旦某種資本主義形式不再能推動更高額的利潤和經濟擴
張，就會導致經濟危機；最終，維持前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階級和集團聯盟就會解體，經
歷一系列複雜的衝突後，一種新的SSA將會出現。科茨將1980年之後出現的這一新的SSA命
名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
本文從新自由主義SSA的基本特徵、其與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內在關係，以及2008年金融經
濟危機等維度介紹科茨關於新自由主義SSA理論的思想，並從資本積累和金融化的角度對
其進行考察。本文認為，科茨的理論強調了新自由主義SSA的具體表現，探討了新自由主
義的結構性危機，為進一步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重大結構性轉變奠定了基礎
，也為考察在重建SSA的動態過程如何實現資本積累奠定了基礎。
一、新自由主義的SSA
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理論和主要制度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科茨從經濟學主流理論的轉
變以及全球經濟、政府與經濟的關係、勞資關係、資資關係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出發
，通過與調節型資本主義進行對比，剖析了這一新的SSA。
第一，科茨提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理論將不受管制的市場制度視為最優制度，並且將政
府干預視為對經濟效率和個人自由的威脅。“二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
思想，它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根本性缺陷，無法自動確保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因此政
府應該積極乾預經濟。然而20世紀70年代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很快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所取代。新自由主義思想建立在人類社會極度利己主義的概念上。市場關係被理解為以個
人自由選擇為基礎的制度。國家則被視為個人自由的敵人、私人產權的威脅者，並且是依
賴私人辛苦工作的寄生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理論、供給經濟學、
投資擠出理論、真實商業週期理論等面貌出現。這種經濟學聲稱，資本主義經濟體能夠自
動維持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任何政府干預都是不必要的並且會損害經濟績效。新自由主
義理論的出現，本身無法解釋經濟和政治制度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重大變化，但它為這一
變化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第二，科茨表示，從全球經濟的角度看，新自由主義時代逐步移除了商品、服務、資本以
及貨幣跨國界流動的障礙。1973年，以固定匯率制度為內核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宣告解體，
經過短暫的混亂後，一種新的制度於80年代初出現，它主要具備如下兩個特徵：一是有管
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政府允許國際貨幣市場在決定貨幣價值上起主要作用，但同時各國中
央銀行可以採取措施干預最終結果。二是它強調商品、服務、資本和貨幣在各國自由流動
。相比於調節型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變得更加開放。根據科茨的研究，
世界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自80年代以來迅速增長。
第三，70年代以來，政府角色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政府日益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改變了調
節型資本主義時期所塑造的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科茨將上述變化概括為如下八個方面
：一是摒棄凱恩斯主義所提倡的總需求管理政策；二是對基礎產業部門放鬆管制；三是對
金融部門放鬆管制；四是削弱對消費品安全、工作安全以及環境的管制；五是降低反壟斷
法的執行力度；六是私有化以及將公共物品和服務轉由私人承包；七是削減甚至廢除社會
福利項目；八是對企業和富人減稅。
第四，新自由主義時代勞資關係發生了顯著變化。科茨從如下兩個方面做出了概括：一是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家和工會之間和平的集體議價關係遭到嚴重侵蝕。工資和工作條
件從由勞資雙方協商決定變成由市場力量決定。資本家很大程度已經從與工會議價中全身
而退，並日益追求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二是集體議價遭受侵蝕帶來了勞資關係的第二個變
化——僱傭工作臨時化。在美國，越來越大量的工作開始成為了兼職性或者臨時性工作。
1997年，各種形式的臨時性工作在總就業中佔比近1/3。科茨表示，“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極具有諷刺意味：“靈活”只對資本家有效，這意味著資本家可以自由確定就業條件；
對僱傭工人而言，“靈活”則意味著失去他們曾經擁有的一切，並且必須接受資本家提供
的任何條件。
第五，科茨考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公司部門所發生的重大轉變。一是“相互尊重的競爭模
式”轉變為曾在19世紀末存在於美國經濟當中的“破壞性競爭模式”。價格戰再現於世界
級大公司的操作之中，即便是巨型企業，也要承受暫時性的虧損，甚至有被排擠出局的可
能。二是在公司CEO的遴選機制方面，調節型資本主義時期的內部推薦變為從公司外部挑
選CEO。三是市場規則滲透到大公司內部。公司內的各部門演變為彼此競爭的利潤中心，
只有勝出者才能繼續生存並擴大，而那些利潤率比較低的部門就會被精簡或廉價出售。四
是金融機構日益參與到高風險投機性活動之中，並創造了一系列複雜的金融工具，通過買
賣金融資產攫取利潤。
科茨認為，正是通過上述制度變化，市場關係和市場力量的極大擴張，成為內嵌於新自由
主義的核心原則(見表1)。新自由主義理念頌揚無拘無束的市場關係，貶損政府對經濟的
干預，為資本主義從調節模式到自由市場至上模式的轉變辯護，並且極力鼓吹它所帶來的
經濟繁榮與個人自由。為了推動利潤攫取和穩定資本積累，SSA必須要穩定勞資關係。這
要麼通過雙方協商，要麼通過資本對僱傭工人的全面控制來實現。“二戰”後的調節型資
本主義制度建立在勞資協商的基礎上，而新自由主義則是建立在資本對僱傭工人全面控制
的基礎上。這種全面控制表現為自70年代以來實際工資保持停滯、工會力量被削弱、收入
差距拉大、以及公司CEO收入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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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自由主義直接或間接強化了資本對僱傭工人的全面控制。全球化使得資本能夠流向任何
勞動力廉價之地。摒棄總需求政策和削減社會福利項目等措施弱化了僱傭工人的議價能力
。基礎產業放鬆管制導致其實際工資大幅下滑。公共部門服務外包給工會力量薄弱且低工
資的私人企業，相應減少了工會力量強勢的公共部門所具有的高工資工作。大公司之間不
受限制的競爭，使工人很難獲得工會的工資水平，並迫使他們退出工會。資本對勞動的全
面控制與市場關係和市場力量的全面擴張相互關聯。隨著資本主義從“調節型”轉向以市
場力量和市場擴張為內核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對僱傭工人的控制增強。
二、新自由主義、金融化還是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發端於美國和英國，旋即蔓延至東歐、中歐、西歐大陸的部分國家，以及因背
負大量外債而受控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量發展中國家。在科茨看來，新自由主義重建
過程可能會因為具體國家的特定情況而存在差異，同時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從而
呈現出不平衡擴張的軌跡。不過，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重建已嵌
入全球經濟的運行軌跡，並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鐫刻上了新自
由主義的銘牌。斯威齊曾提出，“從1974~1975年經濟蕭條以來的資本主義近期歷史，呈
現出三種重要趨勢：(1)經濟增速放緩；(2)壟斷(或寡頭壟斷)跨國公司的全球擴散；(3)
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可問題是，資本主義所發生的重大轉變究竟是全球化、金融化
還是新自由主義的呢？
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代，金融市場活動日益增加，金融資產價值飆升，金融和金融機
構在經濟中的作用顯著上升，一些學者試圖用金融化以概括資本主義在80年代以來的重大
結構性轉變。比如，愛潑斯坦曾將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當事人和金
融機構在國內外經濟運行中的作用的不斷上升”。壟斷資本學派將資本主義金融化定義為
“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生產和服務部門轉向金融部門”。拉帕維查斯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當
事人行為方式的具體變化，提出“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積累的三個趨勢共同塑造了當代資
本主義結構性轉型——金融化”。拉帕維查斯認為，金融化具有如下三個趨勢：(1)非金
融公司已經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基礎上日益金融化；(2)銀行業務的重心集中在公開市場上
的金融交易而非借貸活動，同時銀行將業務重心轉向家庭部門和個人，要麼向他們提供貸
款，要麼是收集他們的儲蓄；(3)個人和家庭部門日益依賴於正式的金融系統以購買重要
的物品和服務，包括住房，教育，健康和交通，家庭和工人的儲蓄也不斷通過正式金融系
統流動起來。
科茨認為，金融化是很重要的，“但是用這一術語來概括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所出現的重
大變化存在如下兩點侷限”：一是從時間順序來講，金融化姍姍來遲。根據外匯交易相對
於國際貿易的增加，金融化始於70年代。然而，金融增加值在公司增加值中所佔比重從
1948年到1981年只是穩步增長到7~8%。當金融去監管法案於1980年通過之後，上述比重才
開始顯著增加，2006年，這一比重上升至13.8%。此外，以金融公司利潤衡量，從1948年
到1970年，金融公司利潤持續增長，佔總利潤的比重也從10%增加至20%。但是，金融公司
利潤在1970年至1989年間並沒有顯著增加，90年代之後金融利潤才開始猛增，並在新千年
初佔到總利潤的40%左右。科茨認為，作為新自由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去監管法案，
是金融化過程得以順利展開的前提，“金融化應被視為新自由主義重建的產物”。二是金
融化不能為理解新自由主義時代制度變遷提供一個充分的理論框架。在科茨看來，金融化
無法解釋新自由主義時代政府角色的重大轉變，同時也無法解釋勞資關係的重大變革。新
自由主義的整個制度結構驅使金融機構能夠不斷攫取利潤中一個越來越大的份額，並且因
此孕育了危機的胚芽。因此，科茨表示，金融化儘管很重要，但是並不足以為理解資本主
義的結構性轉變提供基本的理論框架，金融化應該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組成部分。
全球化這一術語是在90年代嶄露頭角，並迅速成為風靡世界的學術熱詞。全球化被用以概
括世界市場的增長、國際金融的擴張，以及自70年代以來與世界市場擴張相關的一系列資
本主義活動，並被廣泛應用於政治學、國際關係以及文化理論等領域。大衛·哈維和本·
法因都曾從批判的角度考察過“全球化”這一術語的具體內涵。在哈維看來，隨著全球資
本獨裁地位的確立，建立在時空壓縮基礎之上的後現代化且碎片化的資本主義已經出現。
不過他隨後立即表示，“全球化是理解關於國際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最具霸權地位的
概念之一，但是‘全球化’這一術語果真描述了一些新東西嗎？”本·法因在哈維的基礎
上，對全球化這一術語的來龍去脈做了細緻梳理，他提出，“‘全球化’這一術語……是
從過度強調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雙重後退……全球化的出現意味著對新自由主義和
後現代主義所施加的影響的反抗。”進入新千年後，全球化這一術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中也日漸流行起來，儘管這一術語的確切內涵尚未做出明確界定；與此同時，仍有部分激
進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全球化的具體內涵以及這一現象本身。
在科茨看來，資本主義在“一戰”之前就已經愈益全球化，兩次世界大戰暫時中斷了全球
化的步伐；但是“二戰”之後，全球化再次穩步推進，並在黃金年代加速前進。據此，科
茨提出，“與出現在新自由主義之後的金融化相反，全球化早於新自由主義，並且在新自
由主義時代進一步加深”。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出現的原因之一，不過，科茨認為，全球
化無法解釋資本主義自80年代以來的重大轉變。全球化有助於增強資本家對僱傭工人的控
制程度，但是全球化本身不能解釋投機性金融部門的增加所導致的金融化過程，也無法解
釋當代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在科茨看來，全球化同金融化一樣是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組成
部分，但是並不足以解釋資本主義自80年代以來的重大結構性轉變。
三、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科茨認為，新自由主義最為恰當地概括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也為解釋從20世紀80
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這一漫長且相對緩慢的經濟增長，以及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提
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美國經濟的三大變化共同解釋了新自由主
義SSA如何推動長期經濟擴張。首先，利潤和工資差距拉大，以及家庭部門之間的貧富差
距加大，這在新千年已經達到了歷史性高位。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正是新自由主義SSA的
產物。其次，資產泡沫孕育了新千年極為嚴重的房地產泡沫，這是新自由主義時代貧富差
距加大以及金融部門轉變的結果。再次，銀行去管制化、不受限制的競爭，以及市場規則
在公司內部的滲透，導致金融部門從事投機和冒險活動。日益增加的利潤刺激了經濟增長
。在實際工資停滯不前的情形下，投機性金融部門通過向家庭部門提供貸款以刺激消費，
延緩了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僱傭工人日益削弱的議價能力，加之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競爭，
使得即使在失業率相對較低時通貨膨脹也能得到控制。科茨認為，上述三大變化共同解釋
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的長期緩慢擴張，也導致新自由主義時代如下三個不可持續的趨勢
，而這些趨勢是導致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根源。
第一，家庭部門債務和金融部門負債攀升。家庭部門債務的日益增加，在實際工資停滯不
前的背景下有助於刺激消費，並延緩總需求不足問題的爆發。就美國而言，進入新千年後
，由於實際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滑，數以百萬計的中低收入階層除了借債度日別無他法。
金融機構則通過向中低收入階層貸款牟取高額利潤。鑑於向中低階層貸款能夠帶來高額利
潤，所以金融機構互相借貸來為這一金融活動融資，從而抬高了槓桿率。只要由投資所帶
來的利潤率超過融資所支付的利息率，金融機構就處於盈利狀態。只要債務人能夠獲得足
夠的收益以償還債務，家庭部門和金融部門的高水平負債就不是問題。對於家庭部門而言
，一旦債務超過其收入，違約就會出現，比如當住房的市場價值低於其抵押債務時，家庭
部門的理性做法必然是違約。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一旦總利潤率低於其支付的利息率時將
會遭遇淨損失，同時在淨利潤為負的情形下，槓桿率將會起反作用，加劇其損失程度，金
融機構因此面臨破產之境。
第二，有毒性金融工具在整個金融部門蔓延。科茨強調，從“二戰”後到80年代，監管體
制要求銀行和金融機構將其活動限制在傳統金融服務領域。商業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存
貸差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投資銀行和其他證券機構則從事相比於商業銀行更具風險性的
活動，但是，投資銀行主要是使用自有資金而非由商業銀行持有且由政府提供擔保的貨幣
以從事這類高風險活動。保險公司出售傳統的險種，並持有準備金以應對預期支付。然而
金融去管制化逐步移除了對金融機構的這類限制，使得它們能夠超越其傳統界限而從事高
風險的投機活動。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系列所謂的“金融創新”橫空出世，諸如住房
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次級抵押貸款、債務抵押證券，以及信用違約互
換等複雜性金融工具在整個金融部門蔓延。然而，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債務違約緊隨
而至，大規模殺傷性金融武器在金融和家庭部門顯示出巨大的破壞性力量，並且由於家庭
債務的積累主要受房地產泡沫推動，隨著房價下滑，家庭部門無法繼續借債，這對消費需
求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第三，實體經濟部門產能過剩日益嚴重。根據美聯儲發佈的製造業以及工業部門產能利用
率，科茨比較了1948~1973年與1979~2007年經濟週期波峰時期的產能利用率狀況。在調節
型資本主義時期，產能利用率逐步上升，從1960年的80.1%上升至1973年的87.7%；然而進
入新自由主義時期後，產能利用率從1990年的81.7%下降至2007年的78.6%。科茨認為，“
同調節型資本主義時期相比，新自由主義時期資本積累相對溫和，同需求相比，工業企業
積累了過多產能。”
新自由主義時期，每一輪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高潮都是由資產泡沫推動。然而，由資產泡
沫所推動的經濟增長是不穩定的，以投機為目的且放鬆管制的金融部門對利潤不受限制的
追求，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最終，不斷貶值的資產泡沫注定帶來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股票市場泡沫在2000年的崩潰，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下行的壓力，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出現
，為其提供了暫時的解決辦法。然而當房地產泡沫在2007年破滅時，由於消費和投資需求
銳減，導致了實體部門增長下滑；同時房地產泡沫破滅後，金融資產價格的崩潰引發了金
融內爆。
SSA理論表明，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從根本上講，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它標
誌著可以帶來利潤增長和穩定積累的新自由主義的終結。政府干預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緩解危機，但是並不能恢復經濟增長。科茨考察了19世紀末期、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三
次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提出只有重建新的SSA，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美國
通過財政緊縮政策試圖復興新自由主義的做法是徒勞無益的，普通民眾應該積極行動起來
，以尋求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性解決辦法。
四、結語
資本主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歷了重大結構性轉變，最早對上述現象展開研究的壟斷資
本學派用“壟斷金融資本主義新時期”以概括這一變化。拉帕維查斯據此提出了金融化資
本主義理論。阿銳基在考察了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基礎上，將金融化與生產停滯同霸
權的歷史變遷軌跡結合起來，認為資本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變化標誌著美國資本主義之
秋的來臨。本文認為，科茨從SSA的理論視角出發，考察了新自由主義SSA的具體表現，進
一步修正和豐富了這一理論。同時，科茨對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和全球化內在關係的分析
有助於政治經濟學界進一步思考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
化。概言之，科茨的研究為進一步考察在重建SSA的動態過程中如何實現資本積累奠定了
基礎。
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分析傳統的新的長波分析理論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理論將長波視
為資本積累過程與推動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制度相互作用的產物，並將這一系列制度命名為
SSA。70年代末，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時期。隨著
新自由主義時期贏利能力恢復與經濟增長低迷之間反差的出現，科茨和沃爾夫森等人對
SSA的傳統定義做出了修正，以將SSA理論應用於分析新自由主義。這也成為《新自由主義
的興衰》的理論內核。根據科茨和沃爾夫森的研究，資本的核心利益在於賺取利潤，因此
構成SSA的各項制度的首要功能在於確保贏利能力，其次則是協調和穩定資本主義社會的
階級矛盾，尤其是勞資矛盾。正是在此基礎上，科茨從全球經濟、政府與經濟的關係、勞
資關係、資資關係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出發，將20世紀以來美國的SSA劃分為調節型
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相互交替的積累體制，並在其新作中詳盡考察了新自由主義
SSA的具體表現，進一步修正並且豐富了SSA理論。
科茨對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比較分析儘管略顯單薄，但是為政治經濟學界考察
三者的內在關係開闢了爭論的空間。拉帕維查斯最早對金融利潤做出系統性分析。他從利
潤接受者的社會職業和階級特徵的角度，強調金融利潤具有由異質性社會關係所決定的多
重形式，認為利息、股息以及資本利得等收益共同構成了金融利潤，並且詳細考察了這類
收益產生過程的金融特徵，以界定金融利潤的本質和來源。張雪琴：《金融化的資本主義
與剝奪性積累——評拉帕維查斯的金融化理論》，《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7期。科茨用
金融公司利潤衡量金融利潤，提出金融化應被視為新自由主義重建的產物，並且判定金融
化姍姍來遲，認為金融化不能為理解新自由主義時代制度變遷提供一個充分的理論框架，
在一定程度上迴避了資本主義重大結構性轉變的微觀基礎，削弱了其對金融化現象的深入
分析。
總的來說，科茨的研究無疑為學者們進一步深入考察成熟資本主義經濟體自20世紀70年代
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奠定了基礎，對研究當代資本主義有值得借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