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能靠攏中國？從歐盟制裁馬國油棕業，看馬國對西方國家的不信任
武漢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多國政府陸續暫緩中客入境，而馬來西亞政府不僅堅持不封關，也毫不猶豫地遵循WHO的建議，不作出超過世衛規範的舉措；在民間，一共有10家公司捐出1800萬個手套和由公益團體籌募的23萬個「暖心口罩」送至中國，這般親中之舉不禁讓人瞠目結舌。
然而，此前被視為在「一帶一路」上與中國唱反調的馬國希盟政府（Pakatan Harapan），再到成為中國的經濟夥伴，當中其實發生了許多情境因素而產生這大轉變。因此，當我們解讀馬國外交姿態移位前，以馬國的角度去思考，得到的答案會更有說服力，所看到事情也較清晰，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將一國的外交傾向預設成對與錯或黑與白的立場。
在2018年的那場實現馬國首次政權輪替的大選以前，前朝納吉（Najib Razak）政府就已慷
慨引進中資，借用中國的龐大資金刺激市場。到了政權輪替後，一向對中國保持警惕的馬
哈迪醫生也一反常態，將中國納入「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範疇內，從東海岸鐵路計劃的妥協到2020觀光年主打中客市場，從高捧一帶一路的藍圖到率先充當5G技術的試點，一再體現了馬中兩國的鐵一般的關係。另外，敦馬也屢屢抨擊西方世界，譴責美國干涉南海主權，公開炮轟川普應立即辭職以挽救美國等言論。或許，這一切並非是台灣坊間所認的「親中」、「賣國」、「舔共」般，而是另有導因。
歐盟就棕油帶來的環保問題與馬國扛上
歐盟曾是馬國棕油第二大市場，在2017年更購入有史以來最為龐大進口價（110億令吉）。惟後來歐盟卻以使用生物油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增，以及給予生產國獎勵造成熱帶林地的縮減，是故在「維護綠色」驅使下，於2019年修改可再生能源指令，限制包括棕油在內的生物油進口歐洲，而這個發展卻重創馬國油棕種植業，該國的經濟因此受到牽連，甚至間接拉低墾殖民對希盟政府的支持度。
當一個曾讓不少貧戶脫離貧窮線的產業，在偉大的保護地球使命下被施以無情打壓，政府、企業、園主和國民都因來自西方的價值觀遭遇空前創傷時，做出「遠離西方，擁抱東方」的抉擇也就不難理解了。
政治學中的依賴理論指出，一個生產與消費的惡性循環，使資源豐富的原產國極度倚靠資金雄厚的先進國，這種貿易逆差的代價是前者的政治和經濟自主性無法掙脫先進國的宰製。如今，自由世界以幾近懲罰式的舉措，用其自認崇高的價值觀強加在後進國之上，而不是以對話、監督與輔導的互動來說服馬國遵循西方規範，再次驗證了依賴理論的論述。或許，自由世界並非出於惡意，惟一昧按歐美中心逼迫他國就範，在後進國政府與國民眼中這可是徹頭徹尾的歧視。
有鑒於此，馬國政府在這兩年不斷為棕油奔波，不僅於國內力推「愛棕油運動」（馬來文Sayangi Sawitku，英文Love My Palm Oil），無論是出訪或來訪，馬國政府極盡所能推銷棕油，日本、韓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烏克蘭等也紛紛江湖救急以抵消歐盟限購造成的滯銷量。某種程度而言，馬國的外交抉擇並非是一般所標籤的親中，而是後進國急於擺脫自由世界的枷鎖，借新興強權的中國、印度、俄羅斯、日本等制衡歐美。
可能有人會堅信，西方的普世價值是能締造更好的開局。但很多時候，往往是自由世界的言行不一，致使後進國無法再認同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就以馬國為例，日資公司造成的紅泥山輻射廢料事件、澳洲萊納斯稀土廠廢料爭議，以及近期被揭發的洋垃圾，全部都是進口自先進國，這些國家屢屢透過高額的資金利誘政客和商人從事「有毒產業」是不爭的事實。據此，就連自由世界都沒法嚴守普世價值，又何以說服他人跟從這些難以達成的目標呢？
因此，武漢疫情見馬中兩國的「真愛」也許只是一種長遠投資，畢竟中國經濟能夠解決馬國眼前的窘境：經濟不景。而且，就歐盟限購棕油的創傷及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苦澀，中國的投資確實有助於重整馬國的經濟，當然中資氾濫也附帶不少隱憂，例如土地被佔或房價翻倍，問題是以往自由世界也何嘗不是利用經濟優勢在控制後進的馬國呢？
在諸如馬國這些後殖民國家的考量中，發展與生計是先決問題，簡言之就是「吃飯問題」，如果連吃飯問題都未能解決，歐美標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之普世價值也純是空乏無物的泛泛之談。要說親中，其實也並不是想象中盲目，反之，純粹是一國基於其需要所做出的最佳選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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