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民主在新冠病毒時代停滯 人權會成為大流行的受害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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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民主都遭受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響，由於抗擊新冠病毒，各國政府控制減弱，
議會缺席立法者，選舉被推遲，法院只處理緊急情況，禁止集會並限制行動，與此同時，
軍用車輛出現在各城市，記者被迫在家辦公，並暫停逮捕政客。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進入公共緊急狀態，人們越來越擔心採取的措施——如果不適當
且時間有限——將侵犯基本公民權利並破壞法治，而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被醫學隔離
、禁止和隔離。
虐待的機會
奧地利格拉茨大學（University of Graz）政治學家弗洛里安・比博爾（Florian Bieber
）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認為，這種流行病為獨裁政府和民主政府提供
了任意控制、濫用決策和削減公民自由的機會。
比博爾——他是《討論民族主義：國家的全球擴散》一書的作者——認為，當前的措施可
能成功地限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和大流行的爆發，但是世界將面臨另一種風險，因為許多
國家的民主程度將遠低於3月之前的民主程度，哪怕是新冠病毒風險消退之後。
比博爾還補充說，在危機時期，行政當局經常忽略制衡，但風險在於這些臨時的特殊舉措
將成為永久性措施。
這位奧地利作家和學者援引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最新講話，稱“我們處於戰爭狀態”，該學
者認為，這樣戲劇性的講話有助於集結力量以抗擊新冠病毒流行病，但這種呼籲可能是危
險的，新冠病毒不是軍事力量，引出戰爭觀念可以解釋採取的鎮壓性舉措，並將健康危機
轉變為安全危機。
比博爾承認，有必要採取諸如關閉公司、民眾社交隔離以及採取宵禁和禁止集會等措施以
遏制新冠病毒傳播，但他也警告說，這些行為可能引發新一輪暴政。
歐洲爭議
意大利哲學家喬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月份發表了類似聲明稱，根據意大利
國家研究委員會的聲明，各國政府為製止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採取的緊急措施是不合理且沒
有理由的，該聲明認為大流行的症狀在大多數情況下為輕度或中度。
喬吉奧・阿甘本提出質疑稱，“為什麼政府當局和媒體會製造恐怖氣氛，造成真正的例外
，包括限制行動，暫停日常生活和整個地區的工作？”他認為，這種情況導致對這些地區
實行“真正的軍事化”，意大利哲學家將這種情況稱之為“含糊不清且不確定”，並預測
這種例外特殊情況將在所有地區成為普遍性。
阿甘本提及了（意大利）當局批准的“政府對自由的限制”，認為此舉與“類似流感的傳
染病”造成的威脅不相稱，並認為這種病毒與我們每年所經歷的傳染病毒並沒有區別。
這位意大利哲學家在發表聲明時總結稱，當局已經用盡了恐怖主義的正當理由來採取例外
措施，為此，“大流行的出現為推廣跨越所有邊界行動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藉口”，指的是
集體恐懼和沮喪的狀態，以及這位哲學家所認為的“接受政府以安全呼籲為藉口的限制自
由的行為”。
這位意大利哲學家和法律理論家以他的著作《特殊情況……神聖的人》而著稱，他認為當
局利用例外狀態為破壞法律和絕對權力做辯護，他指出，這將轉變為一種永久性狀態，哪
怕是在民主憲政體制下。
阿甘本的文章在歐洲哲學家之間引發了廣泛爭議，著名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
澤克（Slavoj Zizek）對此回應稱，意大利哲學家的反應是左派強硬路線，即將恐懼和恐
慌視為控制、監控和種族主義的專製做法。
齊澤克提出質疑稱，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來支持他們的政權，是否符合當局和風險資本家的
利益？他對自己的質疑回答稱，各國感到恐懼，並充分意識到自己無力控制局勢，與此同
時，這種恐慌破壞了公民對國家的信心。
齊澤克繼續在其文章中指出，隔離和政府措施確實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但大流行的威脅也
促進國內及國際間的團結，此外，這還加劇了當局自我監督的意識。
齊澤克表示，應對大流行的措施不應簡化為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採用的通常的控制和監控模式，他並認為，替代性右翼和假性左派拒絕接受大流行的
現實，並譴責抗擊大流行的措施。
恐慌策略
另一方面，意大利哲學家和作家塞爾吉奧・本韋努托（Sergio Benvenuto）對此發表評論
稱，困擾他國家的恐慌主要是政治選擇，因為在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產生“卑鄙領導者”
的時代，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正在做出決定，以糾正當今民主國家中新法
西斯主義的想法。
這位意大利哲學家指出，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政治力量的行動恰恰相反，他
們掩蓋了大流行，因為大多數情況下，爆發大流行的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當時那場大流
行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的原因是，只有西班牙——當時並未處於戰爭狀態——媒體報導
了這種疾病，而這種流行病似乎起源於美國。
但是，當今的政治力量——其聲稱自己跨越了邊界和經濟，超越了國界——採取了恐慌戰
略，以鼓勵人們隔離限制病毒傳播。事實上，隔離感染者——在數世紀之後——仍然是抑
制麻風流行病的最佳策略，就像歐洲麻風病一樣——正如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所強調
的那樣——正是採取盡可能多地隔離感染者方式來應對傳染病，通常是隔離在遙遠的島嶼
上。
但是，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在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發表回應後再次作出回應，阿甘本
表示，問題不是要對這種疾病的嚴重性發表意見，而是要詢問“大流行的道德影響和政治
影響”，他認為，社會——在導致國家癱瘓的恐慌浪潮過後——不再相信任何事情，除了
赤裸裸的現實。
阿甘本——在題為“澄清”的新文章中——補充說，意大利人願意犧牲一切，包括正常生
活和他們的社會關係、工作、友誼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以避免遭遇新冠病毒感染的危險
，而這種共同的危險並不能團結人民（正如齊澤克所言），而是盲目地將人們隔離開來，
現在人們被視為感染源和潛在威脅，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彼此接觸。
意大利哲學家和學者羅科・隆奇則在“病毒優點”一文中對此發表評論稱，抗擊大流行所
採取的緊急措施使二十世紀的“政治神學”轉變為當前全球性的“例外狀態”，這證實了
米歇爾·福柯“生物—權力”理論假設，他將其視為權力網絡的實踐和權力，而權力網絡
在權力與生物之間的共同領域以及資本主義大規模傳播之時，管理著人體和人口。
這位意大利哲學家表示，如果我們忘記了我們是人類，有限的、潛在的、不完美的……等
等，病毒使我們記住我們的人類狀況，這迫使我們去思考存在和生命，並停止迴避事實。
文章來源: 半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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