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一強”格局動搖，疫情下日本政局將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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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停靠日本的豪華遊輪“鑽石公主”號因新冠疫情轉瞬變為感染者激增的“恐怖遊輪”，再到萬眾矚目承載著日本經濟復興希望的東京奧運會無奈延期，鄰國日本的新冠疫情一直牽動外界的關注。迫於新冠疫情在日本的持續蔓延，4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將此前“緊急事態宣言”的對像地區從東京、神奈川、埼玉等7個都府縣擴大到日本全國，適用期間持續至5月6日。這是日本自2012年出台《新型流感對策特別措施法》以來首次進入緊急狀態。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截至4月18日，日本國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0432例，死亡224人，當日新增582例，創單日最高紀錄。
可以說，自3月24日宣布東京奧運會延期以來，安倍內閣已經意識到，如果繼續採取有限的防疫措施以保證經濟運行，有可能會徹底錯失抑制新冠疫情蔓延的機會，封鎖信息的政治風險將遠遠超出經濟風險，最終改變之前猶豫不決的狀態，進入到全面“戰疫”階段。
但是，安倍內閣此前在應對疫情上的優柔寡斷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抗疫整體佈局。安倍內閣為何在防疫問題上始終猶豫不決？為何直到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日本地方自治體長官先於中央政府作出防控疫情的積極對策，表現出地方政府在防疫措施上的獨立性舉動後，安倍才被迫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態”為何在短短幾天內又由七個都府縣擴展至全國？即便進入了所謂的“緊急狀態”，為何實行的仍是非強制性的防疫措施？
面對這一系列疑問，如果我們僅從防疫本身考慮，則猶如霧裡看花難以把握。但如果從“安倍經濟學”的命運與安倍政權的安危，以及後安倍時代的政局走向的視角加以審視，則會為我們展示另一番圖景。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無疑是日本政治的黑天鵝事件，將自民黨長期壓抑的黨內矛盾、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暴露出來，撼動了安倍“一強”的政治格局。
安倍的“光環”漸漸失色
時間回溯到2019年的11月20日，安倍晉三因在任時間累計達到2887天，超過20世紀初的日本首相桂太郎2886天的在任記錄，成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一時風光無限。
可以說自2012年起，安倍晉三憑藉自民黨與公明黨聯盟在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坐穩了一個時代。他自身有著許多預示其獲得成功的標籤，如保守政治世家的血脈，首位戰後出生的首相，日本戰後最年輕首相等等。但是，若從政策與製度層面解釋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夠執政如此之久，原因可歸結為三點。
首先，自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以來，秉持經濟優先的原則，將政策的著力點集中於提振經濟，高調推出“安倍經濟學”。短期來看，“安倍經濟學”著實如一劑強心針提振了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廣大民眾雖未感受到切實的經濟增長，但在媒體的密集報導下被炫目的數字增長所吸引，期盼日本經濟就此復蘇走向良好循環。“安倍經濟學”所許諾的美好預期讓日本民眾紛紛選擇讓安倍再“試一試”。
其次，冷戰後，日本政治孜孜以求的保守兩大政黨制實踐在2012年，因民主黨政權的下野暫告失敗，近年來在野黨陣營在民主黨解體後始終處於分裂狀態，自公聯盟始終坐擁國會眾參兩院的多數席位，日本政壇呈現的自民黨一黨獨大格局為安倍內閣提供了穩定的政權運營條件。
第三，冷戰後，小澤一郎、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等日本政治領導層所追求的首相支配與官邸主導體制在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已日臻成熟，自民黨內部派閥政治在經歷政治改革與選舉改革後相對削弱，使得自民黨內部缺乏制衡安倍的其他勢力。基於此，安倍得以有更多精力處理經濟領域、外交與安全保障領域，以及在教育領域、生活領域長久以來堆積如山的課題。安倍內閣正是站在了冷戰後日本政治改革浪潮的風口，在“奪回強大日本”口號下實現了創造歷史的超長任期。
但是，自去年博得日本憲政史上在任時間最長首相這一光環後，安倍內閣便麵臨諸多意料之外的挑戰。內政上，內閣醜聞不斷，從之前一度嘗試掩蓋的“森友學園”、“加計學園”問題在國會審議的再起，到近期疑似公款私用的賞櫻會問題，在野黨抓住這些問題步步緊逼，安倍不得不疲於應付。
而自2012年批判民主黨政權未能解決的包括擺脫通貨緊縮、少子化和老齡化等諸多課題，時至今日也未出現根本上的改善。安倍任內最大的政治目標——“修憲”問題也在2019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過後遭遇挫折，“修憲勢力”未能獲得超過三分之二席位，使得其“修憲”之路阻力重重。外交上，與韓國史無前例的交惡，與俄羅斯關於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問題屢次談判以及與朝鮮的人質問題協商無果而終，均顯示其外交成績乏善可陳。
經濟上，如果將“安倍經濟學”看作是其任內“金字招牌”的話，一系列金融、財政刺激政策推行至今已經7年有餘，“安倍經濟學”的邊際效益正在減少，“三支箭”的短期刺激作用逐漸消退，政策紅利不斷縮小。安倍內閣意在提高生產力和提升創新力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經濟的改革卻止步不前，少子老齡化危機和僵化的經濟也並未有明顯改善。過去7年間，提出的諸多目標均已實質落空。
2018年，日本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去年日本經濟復甦已現疲態。2019年日本經濟全年增長0.7%，經濟實際已瀕臨衰退。2020年日本受新冠疫情和東京奧運延期的疊加影響，經濟衰退已然成為大概率事件。隨著日本全國進入“緊急事態”，消費者和商業活動的大規模中斷將使本已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黨內外各方勢力摩拳擦掌
4月16日，安倍內閣將“緊急狀態”的範圍擴大至全國的決定，與其說是安倍內閣帶領日本正式進入了“戰疫”的正軌，不如說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壓力終於迫使安倍內閣放棄了保衛“安倍經濟學”的幻想，向現實作出妥協。
安倍內閣關於“緊急狀態”範圍的決定在4月7日到16日短短幾天內發生如此巨大轉變，無疑將使日本疫情防控最高責任人安倍的政治權威受損，為今後日本各種政治勢力轉移責任提供口實。可以預期，日本政局在進入全面“緊急狀態”階段後，將不再是安倍晉三的獨角戲，在安倍“一強”時代長期壓抑的包括自民黨內反對派、在野黨，以及各種政治野心家均會瞄準安倍內閣在疫情防控問題上的“阿格琉斯之踵”發起攻擊，引導輿論批判安倍政權，宣洩國民因疫情所產生不滿情緒，進而獲得政治影響力。
首先，在地方層面，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正因疫情逐漸暴露出來。在“緊急狀態”下，能夠“要求”住民在規定時間和地區停止不必要的外出，並對企業家等限制店鋪和設施的使用“請求”等防疫措施的執行權限不在中央政府，而在都道府縣的知事。根據日本憲法規定，地方自治體的權力運行主要取決於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議會對知事的支持與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日本進入“緊急狀態”後無疑增強了地方首腦的政治權力和輿論影響力。疫情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政治的工具。
自希望之黨在2017年眾議院選舉失利後一度蟄伏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借主導東京防疫工作之機，已表現出恢復權勢的跡象。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因此前在新冠病毒應對措施上的積極行為，博得輿論好評一躍成為政治明星。4月7日“緊急狀態宣言”發布後，京都、山形、福島等並非“緊急狀態宣言”指定地區的府縣也在權衡地方利益後效仿北海道模式，開始獨自實施防疫政策。此舉使安倍內閣的差別化防疫措施在國內輿論上極為被動，迫使其最終作出妥協，宣布“緊急狀態”擴大至全國。
其次，在內政層面，原本2020年應該被認為是安倍最為輝煌的一年，東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將使他的支持率上升，奧運景氣會夯實“安倍經濟學”的成績。經濟好轉無疑將會鞏固安倍內閣的基礎。按原計劃，安倍攜成功舉辦奧運的超高人氣，如果提前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會將在野黨逼入絕境，進而能擁有更多政治資本來解決任內最大的政治課題——修憲。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卻打亂了安倍的計劃。從目前的形勢看，日本的新冠疫情不會在短期內平息。特別是在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正如自民黨內有人指出此時“根本就沒有解散眾議院的大義”。
長期以來，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等在野黨一直沒有在政策上完全區別於自民黨的政權公約（相當於施政綱領），但這次的新冠黑天鵝事件著實給了在野黨勢力絕佳的切入點問責安倍內閣。
4月16日，在野黨就安倍內閣關於現金補助方案突然改為向每位國民發放10萬日元現金補助，並修改2020年補充預算案一事發起攻擊。立憲民主黨代表枝野幸男公開指責安倍內閣的疫情應對“失誤，太晚了”，“我們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國民民主黨代表玉木雄一郎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重新編訂預算案）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支付延遲的責任在於首相”，並要求舉行朝野領導人會談。共產黨總書記局長小池晃在記者招待會上指責說：“政權缺乏危機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內閣應該總辭職。”原大阪市市長、日本維新會黨首的橋下徹近期也頻頻發聲，批判安倍內閣應對疫情的不利。
再次，在自民黨內部，後安倍時代的角逐將更加充滿不確定性。就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的時間問題，自民黨內部原本認為最有可能是2020年9月殘奧會閉幕以後。因為安倍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在2021年9月到期，本屆眾議員任期正常情況下是到2021年10月21日為止。如果不提前解散眾院，2021年9月末安倍卸任後，新自民黨總裁將立即投入到眾議院選舉中，對自民黨而言日程過於緊張，缺乏準備時間。但如今因為新冠疫情和東京奧運會延期，安倍晉三將被迫重新考慮眾議院解散戰略。
日本政界普遍認為，即使明年感染情況有所好轉，解散眾議院的條件有所改善，選舉結果也並不會樂觀。下屆眾議院選舉時，在野黨若選擇統一戰線共同在小選區對抗自民黨的話，後者出現議席減少的情況不可避免。鑑於安倍內閣在疫情應對初期決策遲緩的負面輿論，解散眾院提前大選若使自民黨席位減少過多，則安倍也可能隨之提前終結其首相任期。在奧運會之前提前解散眾院對安倍而言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賭注。因此，對於安倍內閣餘下任期而言，除了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政治遺產了。預計安倍的目標仍將是以首相身份出席2021年東京奧運會後辭職
，在這種情況下，安倍內閣提前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的可能性將很小。2021年9月舉行自民黨總裁選舉後，新任自民黨總裁將被迫面對在短時間內舉行大選的挑戰。
因此，作為“後安倍時代”的有力角逐者，現在自民黨內的岸田文雄、石破茂與現任安倍內閣外相茂木敏充、防衛相河野太郎、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內閣官方長官菅義偉、環境相小泉進次郎均時刻關注著安倍首相的判斷。
岸田文雄作為自民黨政調會長是這次30萬日元現金援助措施的主要推動者，4月16日安倍內閣將此前已經達成的“針對收入減少戶發放30萬日元”的政策撤回一事對岸田打擊沉重，黨內威信嚴重受損，原本坐等安倍日後“禪讓”的機會也隨著東京奧運會的延期化為泡影，因為如果下屆自民黨總裁選舉在下屆眾院選舉之前舉行，新任黨首的政策執行力與人氣度至關重要。今後岸田唯有放棄為安倍背書、大膽表明自己主張才能挽回頹勢。
石破茂作為自民黨內的“反安倍”力量。在2012年和2018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曾兩度挑戰安倍，甚至在2018年的總裁選舉中一舉斬獲了45%的地方票，並在黨內獲得了“善戰”的稱譽。現如今安倍日漸式微，在“符合下任首相身份的人”的調查中石破茂的呼聲日漸升高。雖然這是安倍最不願看到的情況，但如果日本的疫情在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仍難以得到有效控制，日本國民將不滿一致指向安倍內閣的話，深受自民黨內基層黨員與少壯派議員支持的石破茂，很有可能在下屆總裁選舉中實現逆襲。
如今，僅就安倍內閣應對疫情延誤這一點就足以挑起輿論的批判，一旦日本疫情進一步蔓延，主要自治體和在野黨均可以將矛頭一致轉移至安倍內閣的應對不力，迫使自民黨為了疫情后的大選作出回應，黨內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安倍“一強”格局因遭遇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正面臨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