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戰勝病毒，我們必須想像不同的世界——喬姆斯基和羅伯特‧波林談話錄
譯文：http://www.cwzg.cn/theory/202004/57079.html
原文：Noam Chomsky and Pollin: To Heal From COVID-19, We Must Imagine a
Different World https://tinyurl.com/ya3y32rz
譯者：海燕
校對：周原
我們能從疫情中學到什麼教訓？社會應該如何組織以繼續前進？諾姆‧喬姆斯基和羅伯特
‧波林會對這些問題展開探討。
新冠疾病（COVID-19）使全世界措手不及。儘管最近20國集團（G20）領導人保證，要向
全球經濟中注入5萬億美元以刺激經濟恢復，但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仍是
巨大的。
但是我們能從這次的疫情中學到什麼教訓呢？新冠危機會通向一個新的組織社會的途徑嗎
？即可以設想一種人民高於利潤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在這場與「說出真相」（Truthout，
譯者註：美國一家非盈利的進步新聞組織）的獨家專訪中，公共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和經濟學家羅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討論了這些問題。
C. J. Polychroniou（譯者註：訪談主持人）：諾姆，我們能從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全球
健康危機中汲取到哪些更深刻的教訓？
喬姆斯基：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從2003年由一種和COVID-19相似的冠狀病毒造成的非典
疫情以來，科學家已經預測會有大流行病的發生。他們也預測未來會有更進一步和可能更
糟的大流行病。如果我們希望預防之後的疫情，我們應該因此質問這種情況何以發生，並
改變錯誤的地方。從災難的根源到針對一些具體國家的問題，在許多層面都有可吸取的教
訓。我會聚焦於美國，因為在應對危機的能力方面，它是最差勁的，儘管這麼說容易使人
產生誤解。
基本因素是很清楚的。巨大的市場失敗是造成損害的根源，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則
加重了這一損害。美國有許多特殊之處，從它的災難性的衛生系統和薄弱的社會公平（幾
乎是經合組織中（OECD）中最差勁的），一直到接管了聯邦政府的破碎球式的政治力量。
我們很快就鑑定出了引起SARS的病毒。也研製了疫苗，但是我們沒有堅持完成測試階段。
那些醫藥公司幾乎毫無興趣：他們依照市場信號行動，而投入資源用於抵擋一些預期中的
災難幾乎是無利可圖的。最為嚴峻的緊急問題顯著地證明了總體的失敗：呼吸機的缺乏，
是一個致命的失敗，它迫使醫生和護士要做出一個痛苦的決定，即“要殺死誰”。
歐巴馬政府曾認識到了這個潛在的問題。它從一家小公司那裡訂購了一批物美價廉的呼吸
機，但是隨後這家公司就被另一個大公司柯惠醫療（Covidien）收購了，這個項目因此而
擱淺，顯然，這是因為低價產品可能會和它自家的高成本的呼吸機競爭。隨後該公司告知
政府，由於利潤不足它想要撤銷合同。
目前為止，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邏輯。但是就在這時，新自由主義的病態又給予我們沉重
一擊。政府本來可以介入的，但是卻被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宣稱的那個甚囂
塵上的信條所禁錮了，即“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於是什麼事
都做不了。
我們應該稍作暫停，考慮一下這句慣用套話的意義。實際上，它意味著當公眾福利遇到危
險時，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是很明顯，政府是私人財富和公司權力遇到問題時的
答案。雷根任期及以來，這句話無數次被提到，沒有必要再回顧這句話了。“政府是惡”
的咒語和“自由市場”的誇耀是差不多的，都可以為適應資本擴張而隨意解釋。
新自由主義學說也進入了私營部門。商業模式需要“效率”意味著最大化利潤，結果糟糕
透頂。對私有化的衛生系統來說，這就意味著沒有備用的產能：在正常情形下也只是勉強
夠用，然而即便那樣的極簡模式，病人身上高昂的花費還是給企業帶來了不錯的資產負債
表（還因為管理得當得到巨額獎賞）。當意外來臨時，只能自認倒霉了。
這些通行的商業準則在整個經濟中有著大量影響。最嚴峻的影響關係到氣候危機，其重要
性能使當下的病毒危機黯然失色。石油燃料公司從事商業是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而不是
為了人類社會的生存，他們不關心這個。他們持續不斷地尋找著新的油田加以開發利用。
他們不僅不在可持續能源上花費資源，還取消了那些有利可圖的可持續能源計畫，因為通
過加速大規模破壞他們可以賺取更多的錢。
白宮掌握在一堆可怕的匪徒手中。它火上澆油，盡職盡責地使化石燃料的使用最大化，並
且為他們得意洋洋地衝向深淵的跑道清除障礙。
被稱為“宇宙的主宰們”的達沃斯那一群人的反應是有教育性的。他們不喜歡川普的粗俗
，這會弄髒他們追求的文明的人道主義的圖景。但是當川普作為主講嘉賓誇誇其談時他們
又熱烈地給他鼓掌，這不過是認識到川普很明白如何填滿他們的口袋。
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時代。除非有著徹底的方向性的轉變，不然我們今日所見就是明日的赤
裸裸的預告。
說回到疫情，早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它正在到來。川普用他的獨特方式做出了回應。在他的
任期內，衛生健康相關的政府部門的預算被削減。時間點很微妙：“在新型冠狀病毒被認
為已經在中國武漢開啟了它的致命進軍前的兩個月，川普政府終止了一項2億美元的大流
行病預警計畫，該計畫致力於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提供培訓，以察覺這樣一種威脅
並對其做出回應”，這是川普煽動 “黃禍論”（Yellow Peril）火焰的前兆，其目的是
為了把公眾的視線從他那災難性的表現上轉移開來。
令人震驚的是，在疫情已經全面爆發後，削減資金的過程仍在繼續。2月10日，白宮發佈
了其新的預算，四面楚歌的醫療系統（實際上是任何可能有益於群眾的事物）又一次遭到
了經費削減，然而“預算將用於支持美國的石油燃料‘能源繁榮’，包括天然氣和原油生
產的增長。”
也許有可以精確描述這種系統性惡意的文字，但是我找不到。美國人民也是川普式價值觀
的靶子。儘管國會和醫生行業不停地在抗辯，川普沒有動用國防生產法來命令企業生產急
需的設備，並且宣稱，這是迫不得已（“break the glass”）的最後手段，為疫情動用
國防生產法將會把美國變成委內瑞拉那樣的國家。但是事實上，紐約時報指出，國防生產
法為了軍事行動“在川普執政時期已經被啟用了成千上萬次”。不知道這個國家在“自由
企業體系”（“free enterprise system”）下該如何從這次衝擊中倖存下來。
只是拒絕採取措施獲得所需的醫療設備還不夠。白宮還要確保設備的庫存會被耗盡。一份
由國會女議員凱蒂‧波特（Katie Porter）所做的對政府貿易數據的研究發現，1月到2月
，美國呼吸機出口額上漲了22.7%，且2020年2月“美國口罩對中國的出口額與2019年月均
相比上漲了1094%”。
這份研究繼續寫道：【近至3月2日，川普政府仍在鼓勵美國企業增加醫療供應的出口，尤
其是對中國。然而，同期的美國政府已經充分的意識到了COVID-19的危害以及對於額外的
呼吸機和口罩的需要的可能。大衛‧達因（David Dayen）在美國瞭望雜誌（The
American Prospect）中評論道：“因此在今年的前兩月裡，生產廠家和中間商通過把醫
療供應運送給國外以獲利，然後現在他們再把那些物品運回來從而在接下來的兩月內賺取
更多的錢。貿易不平衡優於自給自足和市場彈性。”】
即將到來的危險是毋庸置疑的。10月，一份高級研究揭露了大流行病威脅的本質。12月31
日，中國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種肺炎疑似症狀的爆發。
一週後，又報導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病原體是冠狀病毒，並對其基因組成功測序，再一次
為公眾提供了信息。接著幾週，中國並沒有透露危機的規模，之後聲稱這種推遲是由於當
地官僚未通知中央政府的失敗導致的，這份聲明被美國分析人士所確認。
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已經眾所周知了。特別的是，對美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整個一月二
月都在敲白宮的大門，試圖引起總統的注意。但無濟於事。他不是在打高爾夫就是在電視
上自吹自擂，聲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做得都要多來阻止危機。
知識分子並不是唯一一群試圖喚醒白宮的人。正如紐約時報報導：【“一位頂級白宮顧問
皮特‧納瓦羅（Peter Navarro）一月底就毫無掩飾地警告川普政府官員，新冠病毒危機
可能使美國損失數萬億美元，還會讓數百萬美國人陷於疾病和死亡的危險之中……正如中
國傳來的信息所顯示的那樣，會威脅數百萬美國人的生命。”】
這當然無濟於事。當我們“親愛的領導人”（the Dear Leader）從一個故事到另一個故
事跳來跳去的同時——這是不祥的徵兆，我們已經損失了幾個月，而共和黨的擁躉還在興
高采烈地為每一步喝彩。
當事實最終無法否定時，川普給全世界說他才是第一個發現疫情的人，一切都在他強有力
的掌控之中了。從頭到尾，這樣的表演都被他周圍的諂媚者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
話筒忠實地重複和模仿著。在一段有趣的對話中，福克斯新聞似乎也是他獲得信息和意見
的來源。
這一切並非不可避免的。不只是美國的知識分子明白中國提供的早期信息。中國周圍的國
家和地區也立即做出了反應，台灣的行動十分高效，韓國、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如此。新西
蘭立即下令限制活動，並且似乎差不多消除了流行病。
大多數歐洲國家猶豫不決，但是組織得更好的社會做出了反應。德國擁有世界上最低的報
告死亡率，得益於其保留的備用產能。同樣的情況似乎也發生在挪威和其它一些國家。歐
盟拒絕富裕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援助，暴露了它的文明水平。但幸運的是，這些其他國家
可以仰仗古巴對他們的救援，提供醫生，同時，中國提供了醫療設備。
自始至終，有許多需要吸取的教訓。至關重要的是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自毀特徵以及由
於新自由主義瘟疫導致的額外損害。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傑出
人物引用正確的經濟學法則解釋說，這場危機使人們看到，將決策機制交給那些不負責任
的私人機關所帶來的極大的危險，這些機關只專注於自己那莊嚴的職責——貪婪。
對美國而言，還有一些特殊的教訓。之前已經提過，美國在經合組織（OCED）國家的社會
公正措施排名中幾乎是墊底的。其私有化的以營利為目的、追逐商業效率模式的醫療系統
是一場災難，人均醫療成本是同等國家的兩倍，並且其中有些醫療結果是裡面最差的。我
們沒有理由活在這樣的醫療體系之下。可以肯定的是，該是學習和追趕其它國家的水平、
設立人性化和有效的普遍醫療體系的時候了。
還有其它簡單易行的可以立即採取的措施。而那些公司又一次地奔向國家保姆以獲得緊急
救助。如果得以批准，那就應該施加以嚴格的條件：危機期間工人沒有獎金和賠償；永久
禁止股票回購和利用避稅天堂，這些都是搶劫公眾財富的形式，可多達數十萬億美元。這
並非小小的改變，是可行的嗎？毫無疑問是可行的，那一度就是法律，是強制實施的，直
到雷根破了例。還應該要求那些公司在管理層加入工人代表並且要求他們嚴格發放最低生
活工資，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約束條件。
有許多進一步的短期措施相當可行並且易於擴展。但是除此以外，危機還提供了重新思考
和重塑我們世界的機會。統治者們已經專注於這項任務了，如果他們沒有被聯結起來的大
眾力量所反擊和擊敗，我們就會進入一個醜惡得多的世界，一個或許不會生存太久的世界
。
統治者們惴惴不安。農民們正在拾起他們的長杈，公司總部的語調也隨之發生著變化。高
級主管們也加入進來了，表現出他們是如此和藹可親的人，在他們體貼入微的手中，所有
人的健康快樂和安全可以得到保證。他們宣稱，是時候讓公司文化和實踐變得更具關懷性
了，不僅是關心股東（大部分非常富有）的收益，也要關心參與者，也就是工人和社區的
利益。這就是1月份的達沃斯會議的根本主題。
他們沒有提醒我們的是，我們過去已經聽過這種好話了。在20世紀50年代，這句話的表達
是“深情的公司”。多深情啊，沒多久就發現了。
C. J. Polychroniou：鮑勃，你能幫我們瞭解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嗎？社會經濟方
面所受到的衝擊有多嚴重？以及誰可能被影響得最深？
羅伯特‧波林：COVID-19造成的經濟崩塌的致命速度是史無前例的。
4月4日這一個禮拜，有660萬人提交了失業保險的初期申請。上一週是690萬人，上上週是
330萬人。在這三週之前，提交申請的最高人數出現在1982年10月，當時處於羅納德‧雷
根雙谷經濟衰退時期（Double-Dip Recession）。那時，申請記錄的數字累計到達
650,000。1982年和今日的不同是令人瞠目結舌的，即便是我們考慮到今日和1982年美國
勞動力的相對規模。這樣，1982年65萬失業保險申請佔美國勞動力的0.6%。4月第一週提
交申請的660萬人以及之前一週的690萬人都各自整整佔據全美勞動力的4%。所以在勞動力
百分比方面，這幾週的失業申請比之前1982年的記錄多出了7倍。過去三週的失業保險申
請總計1680萬，新增失業人口占據美國勞動力超過10%。預期這個數據在接下來的數週會
持續上漲，可能會將失業率推高到20%，這是自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那個深淵以來未曾
見過的數據。
美國失業人民的情況更糟，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擁有的是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這份保險
現在沒了（譯者註：失業便不能享受這種由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3月27日川普簽署的
經濟刺激法案並沒有為正在治療的感染者提供資金。彼得森-凱澤家庭基金會（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計治療可能花費多達20,000美元，即使是擁有
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的人可能最終也要自己掏1,300美元。因此，完全處於公司統治的精
神以及極度不公的美國醫療制度之下，COVID-19會襲擊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而且就在他們
最脆弱的時候還要面臨巨額的醫療費用。如果全民醫保（Medicare for All）今日已經在
美國實施，那麼每個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被醫保完全覆蓋。
除了失業人們的情況，我們也需要認識到在一線重要職業崗位上工作的人們的情況。這些
人正因為出來工作而置身於巨大的風險之中。一份來自經濟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譯者註：CEPR，位於華盛頓），由Hye Jin Rho，
Hayley Brown和Shawn Fremstad撰寫的報告顯示，目前正在響應一線的六類主要行業僱傭
了超過3000萬美國工人（將近全美勞動力的20%）。這些工人其中包括雜貨店收銀員、護
士、清潔工、倉庫工人和公交車司機。整整65%都是女性。與這個比例不相稱的是，她們
是薪資很低並且缺乏醫療保險。這些必不可少的工人正暴露於高度的感染風險中，如果他
們真的被感染了，其未來將面臨除健康危機之外的嚴峻的財務危機。
新冠病毒也最殘忍地打擊了美國的低收入非裔美國人社區。因此，在伊利諾伊州，由
COVID-19造成的所有死亡人數中非裔美國人佔比超過一半，即便同時他們只佔據全州人口
的14%。在路易斯安那州，迄今70%的死亡是非裔美國人，儘管他們的比重只有人口總數的
32%。其它州也都大致如此。這些數據反映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低收入的非裔美國人無法
通過保持社交距離和不工作在家這樣的同樣方式來保護自己。
儘管對於美國和其它發達經濟體中的人們來說目前形勢嚴峻，然而當病毒開始在諸如非洲
、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低收入國家當中傳播的時候，他們的情況似乎比較溫和
，但是，它幾乎是一定會造成災難性的衝擊。首先，保持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的策略在高
收入國家已經相對比較有效地降低了傳染率，但是這些策略在貧窮的社區中大部分不可能
實施，比如在德里（Delhi）、內羅畢（Nairobi）或利馬（Lima），因為這些社區的人們
大部分生活在非常擁擠的住所內。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管去哪裡都必須依賴擁擠的公共交
通，包括上班通勤，因為他們無法承擔在家待業的成本。這個問題還因為這些職業的工作
條件而更加複雜。在大多數低收入國家，大約70%的就業是非正式的，意味著工人無法享
受僱主提供的福利，包括帶薪病假。正如印度經濟學家C.P. Chandrasekhar和Jayati
Ghosh寫道，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毋庸置疑地對任何經濟低迷最為脆弱敏感。當這樣
的經濟下行在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災難之後到來時，憂慮無疑是成倍地增加。”
而且，大多數低收入國家本來只擁有極度有限的公共衛生預算，而且已經被旅遊業滑坡與
出口收入和匯款的急劇下滑而重創。因此，近幾週已經有85個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請求短期緊急援助，這個數字大概是2008年金融危
機餘波中此類請求的兩倍。情況很可能非常迅速地惡化。
C. J. Polychroniou：諾姆，新冠會終結全球化嗎？
諾姆‧喬姆斯基：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有記錄的歷史，實際上還可以更遠
。並且全球化還會繼續。問題是，以怎樣的形式？例如，舉個例子，有一個是否要將一些
企業從印第安納州轉移到墨西哥北部的問題。
誰來決定？紐約還是芝加哥的銀行家？或許是工人和社區？甚至可能和墨西哥那邊一起協
調。人們之間有各種關聯，他們中也有利益衝突，但是這個利益衝突不是和地圖上的顏色
相對應的。當需要團結起來對抗全球危機時，各國相互競爭的利慾熏心的場景凸顯了結束
基於利潤的全球化以及構建真正的國際主義的必要，如果我們希望逃脫滅亡的命運的話。
這場危機正在提供許多機會，以使得我們可以從意識形態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可以設想一
個非常不同的世界，並且繼續前進去創造它。
新冠病毒可能改變高度脆弱的國際經濟體系。這套體系是近些年形成的，由利益驅動，並
且毫不考慮表現出的代價，例如由於複雜供應鏈內的交易導致的巨大的環境破壞，更不用
提對生命和社區的破壞。所有這些都很可能將被重塑，但是我們仍要詢問，以及回答，誰
是領導角色的問題。
有一些朝著服務人民的國際主義而不是朝著集權前進的方法。雅尼斯‧瓦魯法克斯（
Yanis Varoufakis，希臘大學經濟繫著名教授）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發出
呼籲，要建立進步的國際化，與川普政府正在打造的那些反動國家的全球化作鬥爭。
同樣的努力可以採取多樣的形式。工會仍然被稱作“國際組織”，使人回憶起那些夢想，
那些並非定要被閒置的夢想。有時的確並非如此。國際碼頭工人協會（譯者注，原文為
Longshoremen，應是指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簡稱ILA，該工會
代表美國和加拿大東海岸，墨西哥灣沿岸，大湖區，波多黎各和內陸水道的碼頭工人）拒
絕卸貨正是國際團結的行動。無論是國家還是民眾層面，都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國際團
結的例子。國家層面，沒有什麼能與古巴的國際主義相比。從皮耶羅‧葛雷傑斯（Piero
Gleijese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研究美國外交政策）深度描述的古巴在南非解放中
所起到的非凡作用，到2005年毀滅性的地震後古巴醫生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再到今日幫助
歐盟克服其防疫工作的失敗。
在民眾層面，我不知道有什麼能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民對中美洲的聲援洪流相比。那是
為了幫助雷根發動的恐怖主義戰爭以及在他支持下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社會各階層
的人民都參與進來了，其中最專注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來自美國農村的教會群體。以我
的瞭解，在之前的帝國主義歷史中沒有過這樣類似的事。
總之，全球的交流和融合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的一些值得高度稱讚，並應該積極效仿。
C. J. Polychroniou：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對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衰退採取大規模的經濟刺
激措施。在美國，川普政府經過國會批准預備投入2萬億美元的刺激資金。鮑勃，這足夠
嗎？這筆資金是否能測試出美國還能承受的負債的極限？
羅伯特‧波林：川普3月簽署的刺激項目是美國歷史上此類政策中最大的。2萬億美元大概
是美國GDP的10%，政府準備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將其迅速分配掉。作為對比，2009年歐巴馬
兩年的財政刺激預算是8000億美元，或者說是兩年中每年GDP的約3%。
儘管此次刺激的規模史無前例，然而不難看出當下的刺激計畫還是太小了，並且因此在大
多數重要的方面將鮮有成效。這時，將一切事情綜合起來，我們就會意識到這次的刺激給
那些大型美國企業和華爾街提供了巨大的捐贈。也就是說這批人和11年前受益於歐巴馬刺
激計畫以及相應的華爾街緊急援助的是同一批人。我之前指出的事實是，此次刺激計畫並
不給受到COVID-19感染的人提供醫療支持。它也只為前線抗擊病毒的醫院、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提供最低程度的額外支持。隨著衰退紮穩腳跟，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將經歷稅收的急劇
下滑，包括收入所得稅、銷售稅和財產稅。在2007-09大衰退期間，州和地方的稅收下跌
了13%。我們能預期現在的跌落至少有同等的嚴重程度。由於缺少來自聯邦政府的大規模
的資金注入，即大概三倍於目前為止通過刺激獲得的分配額，州以及地方政府會被迫進行
大規模的預算縮減以及裁員，包括學校老師、醫療保健領域的工人和警察，這些人代表著
工資單開銷的大頭。
甚至是川普政府看起來也認識到經濟刺激計畫規模太小了。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和國會的民
主黨人都已經在討論又一項數額2萬億美元的刺激計畫。美國的確有維持借入這些巨額款
項的能力。在外界的考量中，正像2007-09大衰退中那樣，美國政府債券被認為是全球金
融市場可用的最安全的資產。這將會在全球市場為美國國債帶來相較於其它信用票據的溢
價。如果債務負擔過高的話，美聯儲也有能力按需買進和有效地收回美國政府債券。沒有
別的國家或者任何類型的實體享有這樣的特權金融地位。
在這種極其有特權的地位，美聯儲現在致力於為美國公司和華爾街企業提供基本上是無限
和無條件的支持。事實上，僅在3月18日到31日，美聯儲就回購了1.14萬億美元的國債和
企業債券，平均每秒超過1百萬美元。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預測，到六月美
聯儲的資產持有量可能達到12萬億美元，即美國GDP的60%，之後還會進一步的增長。對比
來看，2007-09金融危機之前，美聯儲的債券持有量是1萬億美元。之後在金融危機期間他
們猛增至2萬億美元，而這一數字僅僅相當於之後幾個月美聯儲開始出手干預的1/5。
美國和全球經濟現在的確需要龐大的緊急援助，以避免無辜的人們因為疫情和經濟崩潰雙
方面遭受痛苦。但是緊急援助需要立刻聚焦於分派給每一個人他們需要的醫療物資補給，
並且保證人民財務不受損害。
從更廣闊的結構性視角看，我們也需要阻止美國所享有的巨大金融特權的濫用，這樣的特
權支撐起了新自由主義的大廈，使其在過去的40年間一直支配著美國和世界的經濟生活。
美國政府擁有必要的金融手段這個事實，使得它可以在過去11年間幫助巨頭公司和華爾街
兩次擺脫困境。這也意味著它完全有能力控制那些最為機能失調的和反社會的私人公司。
我們可以通過以全民醫保（Medicare For All）代替私人健康保險產業開始。聯邦政府也
可以取得，那些在接下來30年裡無論如何必須使其淘汰的化石燃料產業的控股權。別的如
至少部分國有化的目標應該包括那些航空公司，他們現在處於絕望的境地但卻在過去的十
年間濫用其96%的資金進行股票回購。那些幫助設計這種金融操作的華爾街的操縱者們，
需要面對嚴格的條例監管以及來自大規模公共發展銀行的競爭，這些銀行能夠為諸如綠色
新政（the Green New Deal）這樣的項目融資。
總之，美國經濟終將走出現在的危機，然而我們不能允許它又回到新自由主義的老路上去
。很明顯，大衰退期間，一些最大的美國企業和華爾街公司離開政府的救生支援就不能存
活。現在，僅僅11年後，我們又將重映這樣的歷史，只不過這次是在超大電視屏上。新自
由主義學說40年以來的作用便是一直縱容大企業和華爾街，這使得他們相信只要他們開口
，他們的企業社會主義（corporate socialism）就總是會有求必應。他們能隨心所欲地
為自己積斂利潤，同時根據需要把自己的風險轉移給其他每一個人。尤其是現在這樣的時
刻，如果這些企業還想堅持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企業主謀取最大的利潤的話，那麼聯邦政府
就需要中斷他們的生命線。進步人士應該繼續為這些原則而奮力鬥爭。
C. J. Polychroniou：諾姆，新冠疫情似乎正在使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普通人民之間的團結
得以加強，也許甚至加強了我們都是地球公民的認識。很明顯，新冠疫情本身並不會擊敗
新自由主義，以及自從其降臨以來就導致的社會生活的原子化，但是你是否期待在經濟和
政治思想上會有一個轉變？或者是社會化國家的回歸？
諾姆‧喬姆斯基：那些可能性會讓我們想起在大蕭條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影響下，激進民主
的有力浪潮橫掃了世界大部分地區，以及統治者們採取的或是蘊含著希望或是碾碎了希望
的那些措施。歷史已經為今天提供了許多經驗教訓。
疫情會衝擊人們，從而使人們嚮往真正的國際主義，認識到治療新自由主義瘟疫下的病態
社會的必要性，接著便是針對當代病症的根源做更徹底的改造。
美國人尤其應該醒悟到孱弱的社會公正體系的殘酷性。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比如，我們
看到，即使在主流觀點政治光譜的最左端，那些諸如伯尼‧桑德斯倡導的項目也會被認為
對美國人來說“過於激進”，這真是太奇怪了。他的兩個主要的計畫呼籲普遍的醫療和免
費的高等教育，這在那些發達社會以及相對貧窮一些的社會都是很正常的。
疫情應該使我們醒悟，以認識到在公正的世界裡，社會枷鎖（social fetters）應當被社
會連結（social bonds）所代替，這些理想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和古典自由主義。我們能
夠看到這些理想在諸多方面的實現。那些醫務工作者卓越的勇氣和無私就是對人類精神源
泉的鼓舞人心的貢獻。在許多地方，正在形成一些相互救助的社區，他們為窮困的人提供
食物並且幫助、支持老人和殘疾人。
的確如此，“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普通人民之間的團結得以加強，也許甚至加強了我們都是
地球公民的認識。”挑戰是清楚的，也會被成功應對。在這個人類歷史的嚴酷時刻，我們
必須要克服這些挑戰，否則歷史將會走向一個可恥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