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我們重新定義經濟的時刻
苦勞網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280
作者：Axelle Van Wynsberghe，Pawel Wargan
譯者：范振國
【編按】新冠病毒疫情襲捲全球，各國紛紛祭出援助和救濟方案，這場危機也顯示單憑市
場機制無法滿足社會的基本需求。本文指出，目前各國為避免經濟崩潰所採取的措施，只
是我們為一個更好的未來奮戰的起點──即我們必須將團結的原則從醫療保健領域，擴展
到社會所有層面，爭取資本主義終結的未來。
原文標題 "The Lockdown Is an Opportunity to Redefine What Our Economy Is For"
，刊於美國左翼網站「Jacobin」。https://tinyurl.com/ycfl8pgv
新冠病毒瞬間扭轉了我們集體的短視，現在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要比想像世界末日容易多
了。但是貢獻這句格言的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還是留給我們一個警告。他
推斷說：我們越來越容易看到「試圖通過想像世界終結的方式來想像資本主義」，換句話
說，資本主義終結的邏輯是一個末世的預言。
當疫情擴大流行，拆解了資本主義的邏輯，而且現存的政治體制更加力求保存它的同時，
未來政治可能性岔入了新的領域。我們的回應能夠讓世界躍向更美好的未來。但是也同樣
可能加速它崩毀的條件。
自從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崩潰的威脅成為了大西洋兩岸現存政治體制的首要焦慮。股票市
場下滑，航空公司請求紓困，石油價格下跌到歷史性的低點。「感覺比2008年更糟。」歐
巴馬（Barack Obama）高級經濟顧問之一的強森‧弗曼（Jason Furman）如是說。
這次的應變方案已經迅速地進入了「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1。在美國，共和
黨在提出社會安全方面會很快超過民主黨。川普已經暫停了驅逐和強制執行。這是歐巴馬
在金融危機時期，即使有數百萬人被驅逐，仍舊拒絕支持的措施。在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承諾採取一切手段拯救遭受危機衝擊的公司，呼應了前歐洲中央銀行主
席馬利歐‧達奇（Mario Draghi）以犧牲希臘經濟主權為代價，搶救歐洲的醜陋誓言。在
英國，財政大臣李希‧蘇南克（Rishi Sunak）的振興方案，在短短幾天之內增加了兩次
，條款也已經寫好了。「我們發現自己執行的大部分是柯賓（Jeremy Corbyn）2的計畫。
」一位保守黨的官員說。
然而當染疫的人數攀升，一個社會應變方案的緊迫需要變得十分明顯。依據美國民意調查
（SurveyUSA），至3月19日為止，有將近9%的美國工人因為病毒之故被解僱，有1/4工作
時數被縮短。從有薪病假到醫療法案，租金以及信用卡支付，許多人將艱苦渡過延長隔離
的時期。這是在美國的情況，在90%勞動力若非自僱自營，就是打零工的印度，即將到來
的災難為何？十分難以想像。
這次的冠狀病毒疫情，似乎給重新界定遭到嚴重損壞的文明，設定了基礎。僅只是一個月
前還被嘲諷為空想的觀念，亦即人民優先於利益，支持國家介入，強調全球團結的必要…
現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識。「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正走向死地，」澳大利亞資產管理公
司麥克裘莉（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的資產管理分析師如此評論，他並且補充說
：「我們正朝向更接近共產主義的某一些願景」。
如果這特異的聲明稍顯誇張，這個形勢對左翼而言，明顯地是一個時機成熟，但同樣是充
滿危險的環境。在新自由主義的想像裡，它正是一個可以打破技術官僚的經濟治理規範，
合理化支持國家干預的特殊時期。當這個時刻過去，舊時狀況地復辟不僅在預料之中，而
且，由於危機的例外措施強化了體制的權力結構，它勢必將伴隨著新的活力捲土重來。從
美國到英國，干涉主義者、右翼的國家機器會迎來一個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新紀元。
一個大筆公共支出的計畫，只是為了挽救巨型企業，卻將工人棄於死地（這說法一點也不
誇張），同時又不能解決大氣候與環境的災難。
當前左翼最緊迫的任務是，避免對危機的敘述拱手讓給右派，我們每天都活在危機之中；
在資本主義之下，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堅持說：危機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
態。如果左翼的要求通常是導向於政治經濟權力的再平衡，這次危機應該更強化這個要求
。而且，不是透過比賽誰能給被隔離的人提供最多的援助，而是透過每一個特殊領域的爭
奪。
左翼的論點不應該是：為了回應危機的狀態，政治的改變是必要的，而是要指出危機是數
十年來少數人騎在多數人頭上的體制本身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左翼必須從一個反應（
reaction）的模式，轉換成創新（invention）的模式，設計規劃出一個能帶領我們走出
危機，並為「後資本主義」的未來埋下種子的應變方案。
朝向團結的政治
不難想見各國政府為容易受病毒感染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措施。西班牙已經徵用了所有的
私人醫院，將它們交由地方的衛生當局管控。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家，已經實施支
援小企業、獨立工人和失業人口的經濟與社會措施。美國為了抑制冠狀病毒疫情對尋常百
姓的經濟衝擊，開始認真嚴肅的考慮「應急的全民基本收入」（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好幾個州的雜貨店工人，被歸類為「危險工人」（emergency workers
）而獲得類似嬰兒照護的福利。我們可以期待類似的政策在全球出現。
然而，這些舉措，並沒有預示一個進步的未來。它們反而呈現了一個結構性失能的體制，
無法處理它們面臨的災難。這些措施旨在填平就業、住宅、健康照護的提供，後勤補給線
，股票價格……的鴻溝，絲毫沒有糾正造成危機的背後原因。換句話說：那只是試圖糾正
市場失靈的政策──並未超脫以市場為根據的經濟限制。
正如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寫的
：資本主義對土地與勞動力的市場化，使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原則脫節。但是就像新冠病毒
充分證明的那樣，社會不能僅靠市場來調節。在全球化瘋狂的追逐總體速度之下，已經使
勞動力、商品、資訊，以及資本的流動凌駕於工人與環境的福祉。當有錢人登上它們的私
家飛機，以及跨國公司的執行長們不斷地拖延病毒疫情的救濟法案時，那些被隔離在家的
民眾，只能在陽台上看著自己所處的世界。
事實上，關注那些在疫情大流行時，任憑風吹雨打，沒有社會支援、無家可歸，沒有證件
的黑戶，或者難民、移住人口，被政治回應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從中汲取很多的教訓。
當歐盟關閉了邊境，就讓在列斯伏斯島（Lesbos）的難民注定要陷入不可確知的命運。因
為他們被侷限在衛生條件低劣的營帳之內，只要有一個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就必定會引
發一連串無法控制的死亡。在義大利，當遮風擋雨的住所被封閉，無家可歸的人因為流落
在戶外被罰款，並且被確診為感染病毒。疫情大流行，必要物資的平等取得與普遍流行的
，確保少數人財富的政治意識形態之間，造成顯而易見的嚴重衝突。
因此，左翼的回應，必須掀開造成病毒擴散以及致命傷亡的全球不平等結構。從徵集特殊
時期；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範圍，擴大社會安全網路，以及團結要求的應變方案開始，進
而朝向兼顧公平正義與可以永續的復甦邁進。當我們開始走出隔離狀態，壓力最大的衝擊
將出現在人民身上。失業好幾個月，多數人必將艱辛度日，儘管在有著牢固社會安全網絡
的國家的百姓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疫情大流行，強化了資本馴服工人的能力，我們的應
對，不應該只是削弱剝削的機制，而是必須重擊他的核心──也就是永遠根除工作對我們
生活的束縛。
快速的增加自動化和工業的機器人化，為這個進程增添了動力。自動化的取代已經對數百
萬的工作產生威脅，而且在新冠病毒之後，威脅有增無減。中國公司爭先恐後的用自動化
取代被隔離的工人，其他國家毫無疑問地也會有樣學樣。
復工之後，首先要爭取的應該是逐漸地恢復每週工作日。當隔離結束，工人必須迫使工時
徹底縮短，最好是朝每週工作四天，但不減少工資的方向推進。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證明每
週工作四天，不但能夠增加生產力和幸福感，而且國家最終會發現擁有快樂的人民和活力
更加充沛的經濟。藉著減少基礎設施的使用和不必要的旅遊，也會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是，就像尼克‧薛尼切克（Nick Srnicek）和阿歷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
他們的書《發明未來》（Inventing the Future）強調的，最重要的福利是結構性的。工
時的縮短增強了工人和工會的談判力量，在反抗有國家做靠山的資本主義壟斷聯盟時，爭
取縮短每週工作日可以做為主要的防禦工事。
當政客們跨越黨派，一致承認財政安全網絡的重要，類似全民基本收入（UBI）這種先前
制定的計畫，就變成長期執行的方案。存在於UBI背後的原理是，它爭回了約束限制工資
勞動者的權力，使得人們能夠自由選擇報酬較那些高薪人員更優渥的職業。當時候到了，
它就必然會引發縮短每週工作的要求。然而，就如同我們的運動主張，普遍的基本分紅（
Universal Basic Dividend，UBD），則提供了比UBI更為進步的途徑。UBD可以保障我們
享有在參與創新和技術進步時創造出來的福利份額。UBD的資金應該由每一家從技術改變
而獲利的公司提供。因為，在疫情爆發時，勞動的勤奮，相對而言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勞工談判力量的增強，也會引起其他的各種需求。在親眼目睹新冠病毒逼使國家機器為不
斷增加的免疫力弱的人群，保存穩定安全的檢測、治療、收容處所的時候，左翼必須集結
組織的力量，贊同這種福利措施，但是要認定這乃是基本人權，而非恩賜！這些福利措施
絕對不能在國家邊境止步。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清楚的表明，只要有像美國這種健康照護體系不發達，對市民健康
照護最起碼的標準都無法保障的國家存在，我們就不能安然渡過疫情大流行的關卡。因此
，左翼必須團結在全球照護標準周圍，獻身國際，要求每個國家捐出一定百分比的GDP，
以做為教育、住宅、健康照護……等社會基礎設施之需。比較富有的國家可以奉獻更多的
數額，藉以彌補殖民主義以及劫掠自南方國家的經濟搾取等劣跡。這些基金可以從削減軍
事開銷，以及撤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金而增添。
這樣做還可以促進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最後，此項應變方案必須是「綠色」的。要謹記，我們此刻仍處在氣候與環境的危機之中
，地力衰竭、冰冠融解、海洋增溫，大量物種滅絕，不斷地威脅我們的未來。再加上嚴重
的空氣汙染，加速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擴散和致命性。平等的相互扶持和社會的永續，在健
康照護的領域和生態領域要有同等的呈現。隨著疫情的大流行，氣候和環境的崩壞，首先
遭到衝擊的是最窮困和免疫力最脆弱的人群。取代因為新冠病毒而消失的行業，必須要能
修復而非耗損我們的自然世界。易言之，在疫情大流行的時期，有必要快速的提出類似「
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那樣的計畫，把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和經濟復甦緊密的結
合在一塊。但是要讓這樣的原則在生活中實現，左翼必須在隔離期間或之後，開創新型態
的組織和動員。
建構革命
左翼的組織動員以及為回應這次危機的戰鬥，將決定未來十年的政治版圖。然而疫情大流
行卻有一種內在矛盾。也就是說，縱使疫情大流行開啟了新的政治場域，病毒也要求「社
交距離」，這就讓需要依靠社會聚集的組織動員完全不可能進行。但是舊有的交往場所，
諸如：酒吧、大學，以及公共空間消失時，一種新的場域出現了。
「陽台」（balconies）在整個歐洲已經變成社會、政治、文化參與的場域。從鄰居一起
運動的空間，發生了團結或反抗的行動。在那裡一起聆賞音樂，陽台就像是蘇維埃廚房（
Soviet kitchens）3能夠成為議論政治以及社會抵抗的論壇。
變革再造的抵抗行動，透過數位科技的增殖（proliferation），更有可能延伸範圍，產
生影響。我們可以設想，在隔離時期各種數位罷工與抗議，例如社群媒體的放假，在剝奪
平台經濟收入的同時，切斷廢氣的排放。大眾拒繳信用卡或公共設施服務的費用，乃至阻
斷經濟活動的駭客主義（Hacktivism）4實驗……等等。這些行動可以延緩壟斷勢力在危
機期間的聯盟。但是要實現長期的改變，必須同步重新設想一個在危機之後必然要出現的
世界。
對被隔離的左翼而言，這回應必須是反霸權的計畫之一。當我們步入社會的冬眠期，伴著
筆電、書籍還有焦慮在家隔離，我們必須圍繞著政策應對措施團結起來，並且在隔離的另
外一端準備為它戰鬥。這任務不只屬於研究者、智庫和公共知識分子。正如伊朗衛生部副
部長所言，「病毒是民主的，但是我們的應對卻不是，滋生它的條件也不是」。每一個第
一線的社區，其中像是之前被伊波拉病毒（Ebola）襲擊過的地方，或者承受了毀滅性的
氣候災難，或者從可預防的疾病中不斷的枉然死去。這就充分說明了這次危機不是什麼異
常狀態，而是一種虧欠！他們的聲音一定要形成我們政治回應的樣貌，而且他們的憤怒必
定會給政治的改變提供生猛的動力。
在社會隔離期間的此時此地，可以好好運用網路化的社會生活。數位化的組織克服了地域
和能力的侷限，把多元的聲音帶入同一個時空。讓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組織，用既
關注地方又超越地域限制的理想觀念，將社區組織連結在一起。這種在陽台、走廊、窗邊
的新興的社會交往形式，同樣能夠導致數位公共空間的建立。在澳洲，「爭取未來的星期
五」（Fridays for Future）已經啟動了「鄰居的挑戰」（Neighbor Challenge）計畫，
號召積極人士召集他們的近鄰，在數位空間集會。這樣的架構創造了地區高度團結的網絡
，在參與同棟建築或同一街巷居民的討論中，將日常關注的議題和全球的政治結構鏈結在
一起。要清楚的看到，這種公共政治教育的空間，能夠變成新敘事出現的場域。
一個組織良好的數位討論，也能夠給那些被街頭抗議的力道所排除的人一個平台。因為在
街頭抗議的場合總是由舞台、聲量最大的團體或個人為主導。數位集會可以跨部門、跨世
代、跨國界。透過將人民凝聚在新共識的四周，讓他們能夠在疫情大流行的另外一端，栽
下民主的政治轉變的種苗。並且帶領他們聚集在一起，設計規劃能夠即刻表達我們憤怒的
行動和罷工。
當隔離結束，我們會發現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衰朽，如果它們還沒有爛壞的話。但目前還不
到鬆懈的時候！而且，改良主義者僅僅呼籲救濟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回歸正常」的
承諾，揭露了政治體制令人絕望的天真。我們究竟要回到什麼樣的「常態」呢？保守黨和
右翼政客早已經背叛了他們關於有限的政治可能性的虛假聲明。
「危機」這個詞，就它歷史性的用法而言，標示了在疫病時期的轉折點，一個若非導致全
面復甦，否則就步入死境的不可逆的關鍵時刻。新冠病毒在一個十年正要開始的時候降臨
，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改造經濟體制，以便減緩氣候與環境崩潰的最後機會。換句話說：這
是我們展望資本主義終結，建構根除它的戰略，以及將人類置於朝向正義與團結之途的一
次出擊。今天，我們就必須動身！
1.【譯註】奧弗頓之窗，由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奧弗頓提出的政治理論。意指新公共政
策的提出與推動，需要在一個公共輿論框架的討論中，使該政策趨向可以接受的範圍，而
非透過政治人物的個人偏好。
2.【譯註】傑瑞米‧柯賓（1949－），英國工黨第25任黨魁，亦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
。從政期間不斷地提出公共設施國有化、大學免學費、裁減軍備等政策；同時也是許多反
戰組織、社會主義團體的成員。其左派行徑使媒體財新網（CaiXin）將其譽為「倫敦區的
卡斯楚」。
3.【譯註】蘇維埃廚房，為1917年蘇聯建立後，為解放女性在廚房的勞動所設立的公共食
堂，類似於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概念。關於蘇維埃廚房設立過程的演變，可參見：
https://geohistory.today/soviet-kitchen/。
4.【譯註】駭客主義，是在網際網路環境中，利用電腦技術與政府抗衡的活動，是一種網
路激進主義（Internet activism）。主要行動目的多與言論自由、人權保護有關。詳細
內容與知名駭客活動，請參閱：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ck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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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面對新冠病毒的集體困境，我們需要集體地應對
新國際
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401
作者：David Harvey
【編按】大衛．哈維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中
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最新思考。文章從1857年《大綱》出發，以馬克思對大機器體系和科學
發展條件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化的分析為指導，直指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瞠目的技術創
新與社會生產、階級鬥爭的新形式，最後，在這場全球危機中呼喚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可
能，「真正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
當然，採取何種集體形式，達到什麼樣的自由（是哈維所說的六小時工作制還是「後浪」
式的「自由探索」），只能由歷史做判斷。文中馬克思《大綱》文句並非標準譯文，有些
譯法易致混淆，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8-110頁。
原文 “We Need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 Coronavirus
” 刊於2020年4月24日Jacobin Magazine ( https://tinyurl.com/ybv5v2gx )。中文翻
譯刊登於城讀公眾號，本文轉載自保馬。
我是身處紐約新冠病毒危機之中寫下這篇文章的。究竟要如何應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在
實難知曉。因為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反資本主義者通常會走上街頭，示威抗爭。
相反，在這一需要集體行動的時刻，我卻處於自我隔離的尷尬狀態。但藉用卡爾．馬克思
著名的說法，我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境況之下創造歷史。因此，我們必須深思熟慮如何最
充分地利用我們所有的機會。
我個人的狀況還是相對優越的。我可以在家繼續工作。我沒有失去工作，而且還能拿到工
資。我所要做的就是躲避病毒侵襲。
由於年齡和性別的原因，我屬於易感人群，所以最好避免與人接觸。這讓我在各個Zoom會
議之間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思和寫作。但我想與其糾結於紐約疫情的特殊性，不如就可能的
替代方案提供一些思考，並提出問題：一個反資本主義者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新社會的要素
我先從馬克思對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的革命運動所發生之事的一個評論開始。馬克思如是
寫道：工人階級並不期望公社會出現奇蹟。他們並沒有現成的烏托邦，可以通過人民的政
令推出。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並與之一起實現當前社會由於自身經濟發展而
不可遏制地趨向於更高的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改變環境和人
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陳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
階級社會裡所孕育的新社會的要素。
讓我對這段話發表一些看法。首先，當然，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思想是有所反對的
，在19世紀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法蘭西有許多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空想家。此乃繼承
自約瑟夫．傅里葉、克勞德．昂利．聖西門、埃蒂耶納．卡貝、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等人的傳統。
馬克思認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都是夢想家，他們不是要實際改造此時此地的勞動狀況的
勞動實踐者。要想改造此時此地的狀況，就需要準確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
但是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革命工程必須集中於工人的自我解放之上。這個提法中的「
自我「部分很重要。任何改變世界的重大工程，都必須要改造自我。所以，工人也要改變
自我。在巴黎公社發生之時，馬克思就非常重視這一點。
不過，馬克思也指出，資本自身實際上創造了改造的可能性，經過長期的鬥爭，就有可能
「解放」出一個新社會的輪廓（lineament），它可以把工人從異化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革命的任務是去解放這個新社會的要素，它們已經存在於陳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
秩序的子宮裡。
解放潛力
現在，讓我們同意，我們生活在一個陳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之中。顯然，它孕
育著各種醜惡的東西——比如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我並不特別希望看到這些東西被釋
放出來。但馬克思並不是說「把那個陳舊的、可怕的崩潰中的社會秩序裡面的全部和一切
都解放出來。」他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在崩潰中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選擇那些有利於解放工
人和工人階級的東西。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些可能性是什麼，它們從何而來？馬克思在他論巴黎公社的小冊
子中並沒有解釋這個問題，但他許多早期的理論著作已經揭示了工人階級建設性的可能性
到底是什麼。其中馬克思花費大量筆墨加以論述的一處可見於馬克思在1857-58年的危機
歲月裡所寫下的複雜但未完成的鴻篇巨著《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之中。
《大綱》中的某些段落揭示了馬克思在為巴黎公社辯護時的真實想法。「解放」的思想涉
及到對當時資產階級社會內部所發生之事的理解。這正是馬克思一直在努力理解的內容。
在《大綱》一書中，馬克思對技術變革和資本主義內在的技術動力性（technological
dynamism）問題做了詳盡的論述。他所闡明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顧名思義，就是要大量
地投資於創新，大量地投資於新的技術和組織可能性的建設。這是因為，作為資本家個體
，如果我和其他資本家競爭，如果我的技術比對手的技術更勝一籌，那麼我就會獲得超額
利潤。因此，每一個資本家個體都有動機去尋找比其他企業所使用的技術更有生產力的技
術。
正因為如此，技術動力性內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之中。馬克思寫作《共產黨宣言》（
寫於1848年）伊始就認識到這一點。這是解釋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永久革命性特徵的首要力
量之一。
資本主義永遠不會滿足於現有的技術。資本主義將不斷地尋求改進技術，因為它總是會獎
勵擁有更先進技術的人、企業或社會。擁有最先進、最有活力的技術的國家、民族或勢力
集團，就會成為領導者。所以，技術動力性固化於資本主義的全球結構之中。從一開始就
是如此。
技術創新
馬克思對於技術創新的觀點既富有啟發性，也很有意思。當我們想像技術創新的過程時，
我們通常想像某人在製造某物或其他什麼東西，並在他們所造之物中尋求技術改進。也就
是說，技術動力性是相對具體工廠、具體生產系統和具體狀況而言的。
但事實證明，許多技術實際上會從一個生產領域溢出到另一個生產領域。它們成為通用技
術。比如，計算機技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管出於什麼目的。又如，任何人、任何行業
都可以使用自動化技術。
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紀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英國，新技術的發明已經成為一種獨
立自主的行業。也就是說，不僅僅只是那些生產紡織品或類似產品的企業才會對提高僱傭
勞動力的生產效率的新技術感興趣。相反，企業家們開發出一種新技術，可以在各地推廣
使用。
馬克思時代最佳和最早的例子就是蒸汽機。蒸汽機具有廣泛多樣的應用，從煤礦的排水，
到製造蒸汽機和修建鐵路，同時也被應用於紡織廠的動力織布機上。所以，如果你想進入
創新行業，那麼工程和機床行業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整個經濟——比如在伯明翰市周邊出現的專門從事機床製造的經濟——不僅面向新技術的
開發，而且面向新產品的生產。即便在馬克思的時代，技術創新本身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
行業。
陷入停滯
在《大綱》中，馬克思詳細探討瞭如下問題：當技術成為一種商業，當創新創造了新市場
，而不是作為對某種具體的、預先存在的市場需求的回應而發揮作用時，會發生什麼?於
是，新技術就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活力的前沿。
其後果是廣泛的。一個明顯的結果是，技術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永遠不會固定下
來，很快就會過時。追趕最新技術的壓力很大，而且成本很高。加速淘汰對現有企業而言
可能是災難性的。
儘管如此，社會的整個行業——電子、製藥、生物工程等，都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誰能創
造出吸引人的科技創新，比如手機、平板電腦，或者有著最豐富應用的科技創新，比如電
腦芯片，誰就有可能勝出。所以，這種技術本身成為一種商業的思想，在馬克思關於資本
主義社會是什麼的論述中佔據絕對核心。
這正是資本主義區別於其他一切生產方式的所在。人類歷史中創新能力無處不在。在中國
古代，甚至在封建社會裡也有技術變革。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技
術變成了一種商業，技術變成了一種通用產品，出售給生產者和消費者。
這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如何演進的關鍵動力之一。這就是我們生活所
在的世界，不論我們喜歡與否。
機器的附庸
馬克思接著指出了這種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論。為了使技術成為一種商業，就必須以
某種方式調動新形式的知識。這就需要把科技應用視為對於世界的獨特理解。
新技術的實地創造與科學技術作為知識和學術學科的興起成為一體。馬克思注意到，科技
應用和新形式知識的創造如何成為革命性的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
這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個本質。技術動力性與科技新知和對世界革命性新認知
的產生的動力性相聯繫。科技領域與新知識和新理解的產生和動員相融合。最終，必須建
立一種全新的機構，類似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從而促進這種發展。
然後，馬克思接著問道：這對於資本主義內部的生產過程有何影響，它又如何影響勞動（
和工人）融入這些生產過程的方式？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比如說15世紀和16世紀，勞動者
一般具有生產資料（必要的工具）的控制權，並熟練使用這些工具。熟練的勞動者成為某
種知識和某種理解的壟斷者，馬克思指出，這種知識和理解總被視作一門藝術。
然而，到了工廠體系的時代，特別是到了當代世界，這種情況不復存焉。勞動者的傳統技
能變得多餘，因為技術與科學取代了傳統技能。科技以及新形式的知識被納入機器之中，
藝術消失了。
於是，馬克思在《大綱》中一組不同凡響的段落裡(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在企鵝版的第650
至710頁)談到了新技術和新知識嵌入機器的方式：它們不再處於勞動者的大腦裡，勞動者
被推到一邊，成為機器的附庸，只是一個機器操作工（machine-minder）。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知識，曾經屬於勞動者，並賦予他們某種相對於資本的壟斷權，都消失了。
曾經需要勞動者技能的資本家如今擺脫了這種束縛，技能體現在機器上。通過科技產生的
知識流入機器，機器成為資本主義活力的「靈魂」。這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狀況。
解放勞動
資本主義社會的關鍵活力依賴於由科技動員所驅動的永恆創新。馬克思在自己的時代就清
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早在1858年就寫下了這一切!但是，當然，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是
，這已經變成至為關鍵、至為重要的問題。
人工智能（AI）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論問題的當代版本。我們現在需要知道，人工智能通
過科技發展到何種程度，以及在生產中應用(或可能應用)到什麼程度。其明顯的後果將會
取代勞動者，事實上，就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應用想像力、技能和專業知識的能力而言，
將進一步解除和降低勞動者的地位。
這就導致馬克思在《大綱》中做出如下評論。讓我在這裡直接引用，因為我認為這句話實
在精彩絕倫。「生產過程從簡單勞動過程轉變為科學過程，迫使自然的力量屈服於為人類
的需要服務，這種轉變看似以固定資本的品質出現，與人類勞動形成鮮明對照……..因此
，一切勞動的力量都被轉移到資本的力量當中。」
現在，知識和科學專門技術都處於資本家掌握下的機器之內。勞動的生產力量被轉移到固
定資本中去，而固定資本是外在於勞動的東西。勞動者被推到了一邊。因此，就生產和消
費而言，固定資本成為我們集體知識和集體智慧的承載者。
馬克思更進一步地指出了崩潰的資產階級秩序所蘊含的可能有益於勞動的東西。這就是：
資本——「在無意中——將人類勞動和能源支出減少至最低限度。這將有利於解放勞動，
同時也是解放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諸如自動化或人工智能的興起，為勞動的解放創
造了條件和可能。
自由發展
在前述從馬克思所論巴黎公社的小冊子中引用的那段話中，勞動和勞動者的自我解放是核
心問題。這種狀況（勞動和勞動者的自我解放）值得歡迎。但是，是什麼讓這種狀況具有
如此潛在的解放性呢？
答案很簡單。所有的科技都在提高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一個看管所有機器的勞動者，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內生產出大量商品。這裡再次引用馬克思《大綱》：到了大工業發展的程度
，真正的財富創造就不再那麼依賴於勞動時間和僱用的勞動數量，而更依賴於勞動時間內
所引發的能動性的力量，其」強大的效率「本身與直接用於生產的勞動時間完全不成比例
，而是取決於科學的普遍狀態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
..而真正的財富表現在——大工業揭示了這一點——應用的勞動時間與產品之間巨大的不
相稱。
但是後來——在這裡馬克思引用了當時一位李嘉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他補充道：「當
一個國家勞動時間是6小時而不是12小時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真正富裕。財富不是對剩餘
勞動時間的控制……而是對每個個體和整個社會來說，在直接生產所需要時間之外的可支
配時間。」
正是這一點，導致資本主義產生了「個性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包括工人的個性。順便說
一下，這句話我以前說過，但我還是要再說一遍。馬克思始終、一直在強調，集體行動要
推動的是個體的自由發展，這才是集體行動的終點。那種認為馬克思一切都是為了集體行
動、壓制個人主義的普遍觀點是錯誤的。
實際上恰恰相反。馬克思贊成動員集體行動，以此獲得個人自由。我們稍後再來討論這個
觀點。但是，這裡的關鍵目標是個人自由發展的潛力。
必要和非必要的勞動
這一切的前提是「必要勞動的普遍減少」，即社會日常生活再生產所需的勞動量。勞動生
產率的提高將意味著社會基本需求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滿足。如此就會有充裕的可支配時間
，使個體潛在的藝術和科學發展的潛力得到釋放。
起初，只有少數有特權的人有時間，但最終，它將為每個人創造自由的可支配時間。也就
是說，解放個人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是關鍵，因為你可以通過使用先進技術來滿足基本生
活所需。
馬克思說，問題在於，資本本身是一個「流動的矛盾（moving contradiction）」。它「
力爭把勞動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又把勞動時間作為財富唯一的衡量標準和來源」。
因此，一方面它減少必要形式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真正必需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它
增加非必要（superfluous）形式的勞動時間。
現在，非必要的形式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問題是，誰將獲得剩餘價值？馬克思指
出的問題，並不是說剩餘價值不可得，而是說剩餘價值不能為勞動所得。雖然「一邊是創
造可支配時間」的傾向，但另一邊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將其轉化為剩餘勞動」。
它實際上並沒有被用於解放勞動者，儘管它本可以如此。它被資產階級用於中飽私囊，即
資產階級內部通過傳統手段積累財富。
中心矛盾在於此。馬克思說，「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我們怎麼理解這個問題呢？」嗯，
他說，「你可以用金錢的數量和某人支配的其他一切東西來理解它。」但對馬克思而言，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真正富裕的國家是一個每天工作六小時而不是十二小時的國家
。財富不是對剩餘勞動時間的支配，而是整個社會中每個人在直接生產所需時間之外的可
支配時間。」
那就是：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將以我們每個人有多少可支配的自由時間來衡量，可以不受
限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我們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而馬克思的論點是這樣的：你
需要一個集體運動來確保這樣的社會能夠被構建。但是當然，前路的障礙是主導的階級關
係和資產階級權力行使的事實。
封城之下
由於新冠病毒的影響，我們目前的封城和經濟崩潰的狀況，與馬克思的論述形成有趣的迴
響。我們許多人都處於這樣一種狀況之中，個體上說，我們有了很多可支配的時間。我們
大多數人都困在家裡。
我們不能去上班;我們不能做我們平時做的事情。我們要用我們的時間做什麼？當然，如
果我們有孩子的話，那當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們已經到了這種狀況，我們有大量
可支配的時間。
第二件事是，當然，我們現在正經歷大規模失業。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大約有2,600萬人
失去了工作。現在通常人們會說這是一場大災難，的確，這是一場大災難，因為當你失去
了工作，你就失去了到超市買東西再生產自身勞動力的能力，因為你沒錢了。
很多人失去了醫保，還有其他許多人難以獲得失業救濟金。由於房租或房貸到期，住房權
岌岌可危。美國大部分人口——可能多達50%的家庭——在銀行裡沒有超過400美元的多餘
現金來應付小的緊急情況，更不用說像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面危機了。
新工人階級
這些人可能很快就會流落街頭，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麵臨飢餓的威脅。但是，讓我們更深入
地透視這種情況。
被期望照顧日益增多病人的勞動力，或者提供最起碼的服務，以維持日常生活再生產的勞
動力，通常是高度性別化、種族化和民族化的。這就是處於當代資本主義最前線的「新工
人階級」。其成員要承擔兩個負擔：一來，他們是最有可能因為工作而感染病毒的工人，
二來，他們有可能因為病毒所造成的經濟衰退而被裁員，失去經濟來源。
美國當代的工人階級——主要由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和工薪婦女組成——面臨一個
醜陋的選擇：要麼在照顧他人和保持關鍵供應服務開放（如雜貨店）的過程中感染病毒，
要麼是沒有福利（如足夠的醫保）的失業。
長期以來，這類勞動力被社會化為良好的新自由主義臣民，這意味著如果出了任何問題，
只能責怪自己或上帝，但從不敢提出資本主義可能是問題所在。但是，即使是良好的新自
由主義臣民也能看出，應對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方式有問題，他們必須不成比例地承擔維
持社會秩序再生產的的負擔。
創造新社會
為了擺脫應對新冠肺炎的嚴重危機，必須採取集體形式的行動。我們需要集體行動來控制
病毒蔓延——封城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類似的行動。這種集體行動是必要的，如此方能最終
解放個體去按我們喜歡的方式生活，而現在我們不能做喜歡的事情。
這其實是一個絕佳的比喻，可以用來理解資本究竟為何。它意味著創造了一個我們大多數
人不能自由地做我們想做的事情的社會，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在為資產階級生產財富。
馬克思可能會說，好吧，也許那2,600萬失業的人，如果他們能夠找到某種辦法賺到足夠
的錢來養活自己，買到他們生存所需的商品，租到他們所需的房子，那麼，他們為什麼不
去追求擺脫異化的工作、獲得大解放呢？
換句話說，難道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有2,600萬人需要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從事他們之
前一直在從事的相當糟糕的工作，這樣就能走出危機嗎?我們真的想通過這種方式走出危
機嗎?抑或我們想問：是否有某種辦法來組織基本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讓每個人都有飯吃
，每個人都有一個體面的住處，我們可以暫停驅逐，每個人都可以免租生活?這難道不是
我們可以認真思考創造替代性社會的時刻嗎？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韌性和足夠的老練去應對這個病毒，那為什麼不同時用來對付資本呢?
與其說我們都想回去工作，把那些工作找回來，把一切恢復到這場危機開始之前的樣子，
或許我們應該說：為什麼我們不通過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來走出這場危機？
為什麼我們不把目前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所孕育的那些要素——驚人的科學技術和生
產力——解放出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變遷和組織形式，以便我們能創造一個與以往存
在的任何東西都完全不同的東西？
替代性社會一瞥
畢竟，在當前的緊急情況之下，我們已經在嘗試各種替代性制度，從向貧困社區和貧困群
體免費提供基本食品，到免費醫療，經由互聯網提供替代性准入結構，等等。事實上，一
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已經一展無遺——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右翼和資產階級如此急
於讓我們回到以前狀態的原因。
現在正是深入思考一個替代性社會可能是什麼樣子的時機。這一刻，替代性社會的可能性
實際上是存在的。我們不應只是以一種條件反射般的方式回應說：「哦，我們必須立即找
回那2,600萬個工作崗位」，也許我們應該考慮擴大一些已經在進行的事情，比如組織集
體供應。
這已經在醫療領域發生，並且食品供應甚至熟食供應的社會化也在開始發生。目前在紐約
市，有幾家餐廳系統還在繼續營業，幸而有捐款，他們實際上在為那些失業、無法應對困
難的大眾提供免費餐食。
與其說，「好吧，這只是我們在緊急情況之下不得已而為之」，不如說，此刻我們可以開
始告訴那些餐館，你們的任務是餵養人口，讓每個人每天至少吃上一兩頓像樣的飯菜。
社會主義想像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社會的要素：比如說，很多學校提供校餐。所以，讓我們繼續這樣
做，或者至少學到經驗，如果我們關心的話，什麼是可能實現的。這難道不正是一個絕好
的時機讓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社會主義的想像力來構建一個替代性社會嗎？
這不是烏托邦。這是在說，好吧，看看上西區所有那些餐館，都已經關門了，沉寂地坐落
在那。讓人們回來吧——他們可以開始生產食物，養活街上和家裡的人口，他們還可以把
食物送給老人。為了讓我們所有人都能獲得個體自由，我們需要這樣的集體行動。
如果現在失業的2,600萬人必須回去工作，那麼也許他們應該每天工作6個小時而不是12個
小時，因此我們可以慶祝對於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裡的意義有了不同的理解。也許
這才有可能使美國真正偉大（讓「再次」爛在歷史的塵埃裡吧）。
這正是馬克思一再強調的觀點：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不斷宣揚的虛假的自由和解放相對
比，真正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這樣
，我們每天只需工作六個小時，我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來使用其他時間。
綜上，現在不正是一個有趣的時刻，讓我們真正去思考建設一個替代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
動力性和可能性嗎?但是，為了走上這樣一條解放道路，我們首先要解放自己，看到一個
新的想像與新的現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