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騷亂背後: 強勢的美國工會為何罕見沉默？
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4月刊，原標題《美國工會怎麼了？》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6/58002.html
閻天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席捲全美140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引發舉世關注。很多人認為，抗議起於種族歧視
，但實為美國長期社會矛盾在疫情加劇下的總爆發：種族、失業、貧富分化、政治極化等
問題交錯在一起，各種不滿都通過抗議表達出來。一個特別的現象是，據媒體證實有抗議
者打出了“咱們工人有力量”的中文標語，且此前數月已有失業者通過遊行表達不滿，但
卻始終未能形成工人運動，被外界認為強勢的美國工會也似乎沉默，由此引發疑問：為什
麼身份政治比階級政治對美國人更有吸引力？美國工會為什麼沒能發揮其原有的作用？
本文通過梳理美國工會的衰落過程，分析了美國工人運動是如何漸漸變質，失去了對大眾
的政治動員能力和吸引力。作者指出，儘管美國工人運動從未真正威脅到國家根本制度，
但美國精英階層從未對工人運動放鬆警惕。對其而言，如果工人運動可能動搖國本，法律
政策便相應地採取敵視態度；如果相反，則獲得法律政策的容忍乃至保護。作者認為，美
國工人運動與民權運動沒能合流，既因為工人運動往往由白人主導且歧視黑人，也因為兩
大運動的價值追求難以調和：工人運動為增強吸引力，強調讓會員(運動參與者)獲得比非
會員更好的待遇，這會帶來不平等，故與民權運動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當下，工人運動
在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夾攻下，被不斷邊緣化，以致罷工被常規化，失去變革性；
失去工人運動的助力後，藍領階層的美國夢、中產夢正漸行漸遠，這也對今天的美國政治
產生了深刻影響。
2019年，美國工會由於一系列公共事件而吸引了國人的眼球。先是紀錄片《美國工廠》熱
映，片中攝入了工會因為尋求在福耀美國玻璃廠建立組織而與資方激烈對峙的畫面，令人
印象深刻。之後，工會與通用汽車公司談判破裂，發起大罷工，參加者達近5萬之眾。罷
工者失去工資，靠著工會發放的每週250美元津貼度日，堅持了41天之久，終於換得資方
妥協，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值得一提的是，兩個事件的主角都是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這也是美國當今動員能力首屈一指的工人組織。種種跡象表明，工會仍然是美國
社會一支重要的組織力量，並且正在以越來越多的形式與中國發生關聯。
在沉寂多時之後，美國工會“偶露崢嶸”，讓觀察者不禁發問：美國工會怎麼了？本文就
從通用汽車公司罷工事件這一個案出發，從法律的角度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初步的結論是
：工人運動關係到美國的國本，美國人對強國之本的不同理解塑造了法律對於工人運動的
不同態度，形成了今天對於工人運動既保護又限制的法律政策。面對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
右夾攻，工人運動和勞動法進退維谷，前景不容樂觀；失去工人運動的助力之後，藍領階
層的美國夢、中產夢正漸行漸遠。
▍個案：一起罷工事件的尋常與非常
（一）罷工事件的尋常
對於“隔岸觀火”的外國研究者而言，長達41天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罷工實際上相當乏味
，看點並不很多，與國人對於罷工的傳統想像大相逕庭。這也是國內媒體對這次罷工的熱
情迅速降低的原因。首先，這次罷工缺乏突然性，勞資雙方事前對於進入罷工的預期都比
較明確，準備比較充分。早在罷工發生前幾個月，通用汽車公司就安排加班，增加備貨，
以減少罷工停產對於銷售的影響。工會更是提前放風，以至於罷工發生時，媒體沒有表現
出任何的意外。罷工如戰爭，而戰鬥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進攻的突然性，這是軍事
常識。相比之下，這次罷工的雙方似乎都缺乏通過突擊取得勝利的慾望。
其次，這次罷工的烈度嚴重不足，甚至有些過分“溫良恭儉讓”。在將近6周的時間裡，
幾乎沒有看到關於罷工引發暴力事件的報導。罷工者雖然不上班，但也沒有大規模地參加
抗議。除了罷工以外，罷工者也沒有採取其他阻止生產的措施：他們既沒有佔領工位，阻
止他人替崗；也沒有在工廠門口設置糾察線，阻止他人進出。相應地，資方也並沒有僱人
大規模替崗，更沒有用關閉工廠的方式來激烈對抗。在通用汽車公司的50多家工廠和設施
之外，也沒有其他企業舉行同情罷工。與慣常的認識相比，美國工人似乎缺乏階級情感和
覺悟。
最後，這次罷工的政治色彩比較淡。無論是勞方還是資方，都沒有提出像樣的政治訴求，
更沒有任何政治綱領的存在。勞方所爭取的都是具體待遇的提升，主要包括提高工資、增
加分紅、維持醫保、確保轉正和減少遷廠，而資方也將鬥爭的議題限制在待遇問題之上。
罷工遷延日久，給各方造成了不小的損失，但是政府部門幾乎沒有干預。政治人物雖然頻
頻表態，但是“站隊”的現象很少發生。一言以蔽之，罷工在美國已經常規化（
routinize）了，這其實是法律調整工人運動的目標所在。
（二）罷工事件的非常
然而，如果將這次罷工放在美國工人運動歷史的大背景之下，它的特殊性就會凸顯出來：
在工人運動長期衰落的絕境之中，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竟然能夠動員如此之多的工人參加
罷工，罷工竟然能夠堅持如此之久，罷工者竟然願意承受如此巨大的損失，這都讓人有恍
若隔世之感。
美國工人運動的衰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根據2019年1月的最新調查結果，美國勞動者獲
得工會代表的比例已經跌至10.5%，這個比例在60年前是35%左右。僅有的工會會員分佈極
不平衡：私人部門的會員比例已經降至6.4%，而公共部門的會員比例仍有33.9%；在金融
業和專業技術服務業等行業，參加工會的勞動者不足2%，而安保服務業和教育培訓業的參
會率則達到34%；與黑人相比，其他族裔的結社率都要低一些；大約半數會員集中在7個州
之中，它們是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
和俄亥俄州，這些州大部分處在所謂“鐵鏽帶”之中。可見，美國工會已經成為特定部門
、特定行業、特定族裔乃至特定地方的現象，其對工人的普遍代表性正在日漸喪失。
冰冷的數據背後是更加冰冷的現實：工會正在失去普通大眾、政黨以及潛在會員的支持。
對於普通大眾來說，工會的形象一貫不佳。大企業歷來由於管理的官僚化而遭人詬病，而
工會一旦坐大，其官僚主義的程度竟然絲毫不落下風，以致有人將“大工會”（Big
Labor）與“大資本”（Big Capital）並列為勞動者的對立面。貪腐更是像毒瘤一般威脅
著工會的正當性。早在60多年前，美國參議院就曾組織特別委員會，調查工會內部的違法
和敗德現象，結果發現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主席大衛‧貝克從工會經費中挪走37萬美元之
多，供個人開銷之用。貝克服法之後，其繼任者詹姆斯‧霍法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他
公然表示，銀行家、商人和政客都利用犯罪獲益，工會領袖如果不去運用黑社會的力量就
是“傻瓜”。1959年，《蘭德魯姆-格里芬法》（Landrum-GriffinAct）出台，國家對工
會內部管理做出了大量干預。除了官僚主義和貪腐之外，工會為了保住會員崗位而阻礙技
術革新，也是時常遭人詬病之處。
此外，由於自身政治動員能力正在下降，美國工會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之間縱橫捭闔的
機會隨之減少。傳統上，工會被認為與民主黨關係更加密切，是民主黨的重要票倉。這一
方面是因為民主黨長期執行偏自由派的社會政策，對工會所代表的普通勞動者較為友好；
另一方面是因為工會具有較強的動員能力，可以鼓動會員出來投票，並且引導他們支持特
定的政黨。“鐵鏽帶”各州本來是工會會員最多的地區，也是民主黨的傳統勢力範圍；而
在2016年大選時，當地工人卻大量倒戈，投票支持共和黨，這成為川普上台的重要原因。
如此一來，民主黨大失所望，工會以選票換取政策支持的空間進一步壓縮。
對於潛在會員來說，工會缺乏吸引力，這讓工會失去了在未來拓展組織的方向。例如，在
發展最為迅速的互聯網行業當中，工會入會率極低，局面遲遲無法打開。近年隨著平台經
濟的快速興起，一些人看到了在相關勞動者當中建立工會組織的希望。他們認為，平台對
從業者的約束較為鬆散，工會完全可以趁虛而入，動員從業者特別是收入和待遇水平不高
的少數族裔從業者入會。然而，實踐表明，即使在資方抵制大不如前的狀況下，工會的擴
張仍然受到了嚴重的挫折。這再顯然不過地宣告了美國工會的徹底衰落。
在工人運動退潮的大勢之中，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者能夠逆勢取勝，不能不讓人印象深刻
。人們不禁會問，為什麼這次罷工能夠取得勝利？這種勝利的取得為何又顯得如此平常、
波瀾不驚？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隱藏著美國工人運動的真實邏輯。本文認為，通用汽車
公司罷工事件的種種表現，在一定程度上都可歸因於美國勞動法對於工人運動的雙重定性
：一方面，工人運動能夠促進勞資和平，進而維護根本制度，法律因此對其加以支持和保
障；另一方面，工人運動也能夠打破勞資和平的局面，甚至威脅到制度本身，法律因此對
工人運動加以限制。既保障又限制的法律政策，決定了罷工既能發起並取得成果，又不會
激烈化和政治化。換言之，法律將工人運動接納為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又阻斷了運動超越
日常政治的途徑。追溯歷史，這種法律政策由來有自。
▍歸因：美國勞動法的工人運動觀
與西歐老牌工業強國相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相當晚熟，工人運動出現比較遲，甚至晚
於兩黨制的成形，這直接切斷了工人自行組建大黨（工黨）的道路。由於廣袤的西部的存
在，新大陸的工人在打工謀生之外，長期擁有另一種選擇：到西部去做自耕農或小業主，
甚至開礦致富。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也使得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長期高於
歐洲。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國工人運動從未像歐洲那樣興盛，沒有真正威脅到國家
的根本制度。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的治國精英對工人運動喪失了警惕。相反，從19世紀後期開始，工
人運動就一直被放在關乎國本的重要地位上，國家對於工人運動的態度取決於對國本的理
解。所謂國本，一言以蔽之，就是回答一個問題：美國依靠什麼強大？答案可以是自由、
民主或其他。如果工人運動可能動搖國本，法律政策就對工人運動採取敵視的態度；相反
，如果工人運動可以支撐國本，就會獲得法律政策的容忍乃至保護。
在漫長的20世紀裡，蘇俄/蘇聯作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為工人運動開闢了截然不同於
美國的前景。蘇聯宛如一面鏡子，迫使美國的統治精英一次次反思“為什麼不走蘇聯道路
”，反過來讓美國看清了自己的國本所在。在各個歷史時期，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變遷
，特別是與蘇聯的對比，塑造了美國人對於國本的認知，並進而決定了法律政策對於工人
運動的態度——這就是美國勞動法發展的歷史邏輯。
（一）個人自由至上的出現
在美國建國後的頭一個世紀，機器化大工業遠未成為生產的主流，工人運動基本處於零星
開展的狀態，其政治前景尚不明朗，談不上影響國本。相應地，針對工人運動的法律政策
還大致停留在各州層面，聯邦的介入還非常罕見。19世紀後期，經過了內戰之後的重建，
美國迎來了工業化亢進的“鍍金時代”。19、20世紀之交，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產
值均躍居世界第一。
短短30年前，美國還是個偏處文明世界一隅的、深陷在內戰和分裂當中的國家；那麼，美
國是如何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美國依靠什麼強大？這就提出了國
本問題。另一方面，所謂“鍍金”只是對於部分資本家而言，而廣大勞動者的生活仍舊困
苦不堪。社會日益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階級，勞資矛盾隨之激化，工人運動風起雲湧。俄國
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展現了工人運動威脅乃至顛覆美國國本的可能性。美國為什麼能夠成功
？美國道路為什麼優於蘇聯道路？這是當時治國精英的核心追問。
主流的答案是：美國成功的奧義就在於支持個體間的自由競爭。這既是美國區別於舊大陸
之處，也是美國與蘇俄/蘇聯的根本不同。當時，達爾文的進化論頗為時興，一些學者希
望將其移植到社會領域。他們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既是物種進化的法則，又
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源；這種法則不應當，也無法為人類行動所幹預，任何以政府力量阻
止優勝劣汰的做法都是徒勞且有害的。後世將這種觀點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最早成形
於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一書，後來被耶魯大學的威廉‧薩姆納加以本土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鼓吹，哪怕有人在競爭中處於劣勢、遭到淘汰，都不應當向他伸出援手
。如此冷血的觀點自然遭到了反對。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就曾不留情面地指
出，“憲法第14修正案並不實施赫伯特‧斯賓塞先生的社會靜力學”。然而，從19世紀後
期到20世紀前30年，這種觀點主導了美國治國精英對於國本的認識。
根據個體自由至上的觀點，勞動者個人與資方展開自由競爭和博弈，而工會無疑是個闖入
者，它不僅侵犯了資方的自由，而且干擾了勞動者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因為勞動者可
能不信任工會來代表自己，而是認為工會更在乎自身組織或者幹部的利益，或者擔心工會
為了遷就比自己強的勞動者而犧牲自己，抑或擔心工會為了照顧比自己差的勞動者而拖累
自己。總之，工會幹涉了個體自由，損害了美國的國本，應當受到法律政策的打擊。因此
，這一時期的美國勞動法採取了一系列對工人運動極不友好的措施。例如，將工會組織當
作壟斷組織，運用反托拉斯法加以限制；又如，三大政府分支分工合作，由法院根據立法
接受行政機關的申請，下發禁制令來約束罷工，並將拒絕服從命令的工運領袖投入監獄。
這是聯邦層面介入工人運動的起始，也是美國勞動法大發展的開端。
（二）個人自由至上的修正
1929年爆發並席捲全球的經濟大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改變了美國人對於國本的
看法，翻開了勞動法的新篇章。大危機和大蕭條將美國人從經濟繁榮的盲目自信中點醒。
朝野上下最關心的問題是：美國靠什麼再次強大？如何盡快走出危機和蕭條？與一片哀鳴
的資本主義世界相比，社會主義的蘇聯由於遭到排斥，沒有受到蕭條的波及，反而凱歌高
奏，在短時間內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回到了頭等強國之列。那麼，美國為什麼不走蘇聯的
道路來擺脫危機呢？在當時的美國，理解、同情甚至鼓吹蘇聯道路的人不在少數。國本問
題變換了形式，重新擺在了治國精英面前。以1932年的《諾裡斯-拉瓜迪亞法》（
Norris-LaGuadia Act）為起點，到1959年的《蘭德魯姆-格里芬法》為止，美國對國本問
題加以反思，先後以集體自由和過程民主補充個體自由，形成了主輔結合的國本理念。具
體表現為：
首先是集體自由。勞動者個人與資方表面上可以自由競爭，實際上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
，勞動者的自由是極其脆弱乃至虛假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於勢均力敵的雙方之間，而正
如霍姆斯大法官所指出的，既然資本已經聯合起來結成了企業，為什麼不允許勞動者聯合
起來結成工會呢？唯有將自由從個體層面提升到集體層面，才能夠實現自由競爭；而國家
在確保了競爭是自由的以後，就不應當再介入競爭本身。這種觀點源自所謂進步主義運動
。進步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都是達爾文思想在社會領域的反映，它們都認為社會是進步
的、發展的，也都承認競爭對於進步的重要性；不同的是，進步主義認為國家可以並且應
當對競爭加以干預，從而將進化引向可欲的方向。它既區別於由國家深度干預甚至取消勞
資競爭的蘇聯模式，又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做法。為了實現集體自由，1932年的《諾裡斯-
拉瓜迪亞法》取消了對於工人運動的諸多法律限制，允許工人自由結社，也允許工會與資
方展開罷工等形式的鬥爭。
之後是過程民主。民主是自由之外的另一項核心價值，但它與勞資關係長期無緣。傳統上
，民主總是被侷限在政治領域；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政治領域的民主恰恰是為了確
保經濟領域的不民主。在經濟生活中，做主的是資本家，而不是員工；實行的是“資主”
，而非民主。20世紀初，這種觀點遭到了進步主義思想家的批評。後來曾經擔任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路易斯‧布蘭代斯就指出，如果一個人在工作中遭受奴役，就很難指望他在政治
生活中能夠成為國家的主人。民主是一種能力，能力需要訓練，而訓練的最佳場所就是職
場。
職場民主的實現還有一個重要障礙，那就是怎樣使民主的含義突破票決制。“二戰”以後
，以約瑟夫‧熊彼特為代表的民主理論家幾乎將投票選舉與民主說成同義語。而布爾什維
克奪權並非沒有使用選舉手段，納粹也是在民眾投票支持下上台的，可見有無票決並非美
式民主與蘇俄/蘇聯及納粹德國的根本差異。那麼，美國民主到底有何特殊性？政治學家
們的回答是：除了票決民主之外，美國還擁有一種叫作過程民主的特殊民主形式。過程民
主的假設是：勞資雙方只要遵循一定的談判規則，就一定可以談出雙贏的結果；將談判結
果付諸實施，就可以實現勞資和平。這一假設顯然非常樂觀，這和“二戰”後美國經濟的
繁榮和勞資矛盾的緩和有關。既然談判前景看好，國家需要做的就是確保雙方可以談起來
，任何一方都不能有退出談判或導致談判破裂的舉措。只要把程序設定好、維護好，好的
實體結果就會自然產生出來，這就是過程民主聚焦於過程而非實體和結果的原因所在。
美國的治國精英相信，過程民主是美國區別於蘇俄/蘇聯及納粹德國的根本點之一。根據
過程民主的觀點，工人運動一方面應當獲得保障，特別是工會建立組織、舉行鬥爭的權利
應當獲得承認；另一方面也應當受到限制，以防運動超出“以談判求雙贏”的架構，威脅
到民主本身。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美國先後製定了著名的集體勞動“三法”，即1935年的
《華格納法》（Wagner Act）、1947年的《塔夫脫-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和
1959年的《蘭德魯姆-格里芬法》，它們構成了當代美國勞動法的基本框架。
（三）個人自由至上的重現
勞動法的大發展至此結束。此後60年間，勞動法的基本框架保持穩定，而美國的社會經濟
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美國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記憶恐怕並不美
好。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人享受完了戰後的繁榮，突然驚奇地發現國內還有眾多人口掙
紮在貧困線上。與此同時，蘇聯在國際事務中咄咄逼人，國力與美國的差距有所縮小。美
國人不得不再次面對國本問題：美國要靠什麼再次強大？如何打贏冷戰、擊敗蘇聯？
以雷根為代表的保守派的答案是：美國應當返回初心，重申個人自由至上的價值理念。以
此為契機，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粉墨登場。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
戰落幕，美國人直觀地將勝利歸因於理念，並由此對個人自由更加堅信不疑。雖然過程民
主思想並未完全湮滅，但其相對於個人自由的地位有所下降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對於工人
運動和勞動法來說顯然不是個好消息。冷戰結束以來，儘管民主黨又有克林頓和歐巴馬兩
任總統上台，勞動法改革的動議也曾獲得認真考慮，但是改革並未付諸實施。相反，最高
法院逐漸被保守派佔據，司法機關再次成為向工人運動發難的中心。大法官們以保護僱主
的財產權為由，不斷蠶食勞工的言論自由。許多州的政府一改保護工人結社權的傳統，轉
而立法支持所謂“（不被工會代表也能）工作的權利”（right to work）。此情此景，
讓人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嘆。
▍展望：勞動法與美國工人運動的未來
（一）“左右夾攻”
從歷史觀望未來，美國勞動法和工人運動的前景不容樂觀，一個保守派和自由派對工人運
動“左右夾攻”的局面正在形成。過去，工人運動的威脅主要來自保守派，而在川普任命
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之後，最高法院已然成為保守派的堡壘。如果川普獲得連任，則院內
的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露絲‧金斯伯格和斯蒂芬‧佈雷耶由於年事已高，很可能不得不在川
普任內退休，他們的位置必然被保守派大法官取代。而大法官沒有退休年齡限制，保守派
對最高法院的統治可能還將維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大法官們完全可以揮舞合憲性審
查的大棒，將集體勞動“三法”的框架擊得粉碎，徹底摒棄過程民主對於個人自由至上的
法律限制。由於三權分立的憲制架構，自由派即使奪回了對於立法和行政分支的控制權，
也幾乎沒有能力阻止保守派大法官。
唯一能夠起到阻止作用的或許是審慎的司法態度。萬幸的是，近年在一系列涉及社會敏感
話題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即使放膽介入，仍然試圖迴避就根本原則問題表態，僅就操作層
面的技術問題做出判決。這意味著，最高法院採取漸進主義方式蠶食勞動立法和破壞工人
運動，將是一個長期的現象。
除了面對保守派的攻擊之外，勞動法和工人運動又腹背受敵，不得不面對越來越激進的自
由派，這在民主黨此次黨內初選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4年前的上一次黨內初選中，伯
尼‧桑德斯因其頗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政見而異軍突起，飽受爭議，險些打斷希拉里‧克林
頓的勝出之路。4年以後，桑德斯再次出馬，卻發現自己的政見已經遠談不上激進。包括
伊麗莎白‧沃倫和楊安澤在內的候選人不斷拋出幾年前還令人匪夷所思的主張，如國家負
擔全民醫保，分拆巨型互聯網企業，甚至由政府按月向18歲至64歲的全體國民每人支付
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這些主張的共同特點是將改善民生的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
而不再對工會抱有期待。雖然這些主張獲得實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它們反映了工人
運動在政治議程上不斷邊緣化的嚴酷現實。對於工人運動來說，被擱置、被遺忘甚至比被
敵視、被打擊更為致命。
（二）美國夢碎
工人運動和勞動法被自由派邊緣化，也預示著藍領階層美國夢的漸行漸遠。美國夢就是成
為中產階級的夢想。對於白領階層而言，實現這個夢想雖然吃力，但從未喪失希望；而藍
領階層本來與中產夢無緣，是“二戰”後的經濟繁榮點燃了他們的希望。那時，在大廠做
工的普通工人哪怕沒有上過大學、缺乏專業技能，都可以養活妻兒，擁有住房和汽車，過
上體面的生活。眾所周知，標準的美國夢是要靠個人奮鬥來實現的；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
始，藍領階層逐漸發現僅靠個人奮鬥是不夠的。“一個好漢三個幫”，個人奮鬥和個人自
由的價值還要靠三種其他價值來輔助：一是靠民主，由工會伸出援手，代表藍領工人向僱
主爭取利益；二是靠福利，由國家伸出援手，為藍領工人提供各種物質補貼；三是靠平等
，由社群伸出援手，通過提高黑人、婦女等弱勢社群的整體地位來避免社群成員個體受到
歧視。
半個世紀以來，在“以一帶三”的價值結構支撐下，藍領階層勉強維持著自己的美國夢。
而今，個人奮鬥的力量在社會大潮中愈發不值一提；三個幫手之中，工會靠不住了，反歧
視的法律也並沒有帶來社群狀況的明顯改善，甚至某些社群向下沉淪的速度都沒有明顯放
緩。走投無路之下，只能把實現美國夢的最後希望寄託到政府身上。這可能正是自由派疏
遠工人運動的心理基礎。不難想像，保守派將以多麼猛烈的炮火阻擊任何“大政府”的方
案；而就在政治的硝煙中，藍領階層的中產夢、美國夢將愈發模糊，乃至遙不可及。可悲
又可嘆的是，美國工人運動和勞動法甚至等不到這場決戰，就已經退出了戰鬥的前線。
（三）另覓新途？
勞動法和工人運動既遭到保守派敵視，又受到自由派排擠；既無法兌現藍領階層的美國夢
，又不招白領階層待見。如此看來，豈不走上了絕路？為了避免這種命運，工會做出過五
花八門的嘗試；而其中唯一存有一線希望的，便是將勞動法和工人運動與其他法律和社會
運動結合起來。
從歷史上看，美國工人運動曾經佔據過社會舞台的中心，而當民權運動在20世紀中葉興起
時，工人運動並沒有和民權運動走到一起。這既是因為工人運動傳統上由白人主導並歧視
黑人，也是因為兩大運動的價值追求難以調和：工人運動的傳統思路是讓會員（運動的參
與者）獲得比非會員更好的待遇，強調不平等，唯有如此方能吸引更多工人入會，壯大工
會力量，進而為會員尋求更好的待遇，形成正向循環；而民權運動的思路是強調平等，運
動的果實由弱勢群體的全體成員共享。工人運動與民權運動失之交臂，被認為是工人運動
衰落的重要原因。
有歷史教訓在前，當代美國工人運動改變了“門羅主義”的做法，積極尋求與其他社會運
動聯手的機會。它們的重要合作對象是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及國際人權運動。一方面，工會
向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企業施壓，要求其嚴格督察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遵守勞
工保護規定，將這種督察行為界定成跨國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做可能會改
善外國勞工的處境，但主要效果則是推高外國供應商的用工成本，相應抬升跨國企業的採
購成本，促使其將供應鏈撤回本國，為本國工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工會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將貿易與人權掛鉤，以外國政府給予勞工某些
權利作為與該國公平貿易的條件。這樣做當然也可能有利於外國勞工，但主要效果是提高
外國企業的用工成本，降低其競爭力，使得美國本土的產業得以存活，就業得以保全。可
見，工會與其他社會運動聯手的做法，本質上是將國內矛盾外移，通過抬高外國用工成本
來保障本國勞工的利益，從而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在法律層面，這種做法將使得勞動法與
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國際貿易法發生廣泛的交融。這條路是否走得通，美國工人運動和勞動
法能否借此“續命”，也將影響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將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