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新加坡國會大選結果的不變與變：行動黨依舊強勢，崛起的在野黨未必帶來改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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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加坡2020年大選，儘管在野黨支持率提升，但並沒有產生改變基本政治或權力結構的壓
力。人民行動黨保持了絕對性主導權，可佔著在國會裡的優勢，推動限制在野黨和異議的
政策和立法。
新加坡2020年國會大選在7月10日落幕。有觀察認為，這次大選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分水
嶺。工人黨拿下10個直選在野席次、新加坡前進黨獲得兩席非選區，算是新加坡獨立以來
，在野黨席次最多的一屆國會。
行動黨雖然得票率從2015年的69.9％降到61.2%，但在國會93直選議席中，依然拿下83席
的絕大多數。得票率與席位之間的落差，是因為新加坡特有的集選區制和選區劃分的緣故
。要是選舉制度更接近國際慣例，在野席位會更多。
以上的競選成績，儘管可以讓國會有多些代表性和不同的聲因，不過人民行動黨仍然能夠
輕易通過普通立法，若要修憲甚至可以為所欲為。
這次大選代表的不是一個新的開始，而是新加坡長期政治發展的延續。
一方面，這次在野黨的選舉成績，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長期在地耕耘，以及行動黨票源
被分散的結果。國外，甚至一些新加坡國內的朋友，或許沒有注意到新加坡在野黨在資源
和人力薄弱的情況下，如何在地方上儘量推動選民服務。
另外，選舉結果並沒有對人民行動黨造成必須一夜之間改變的壓力。行動黨沒有理由放棄
一黨獨大的延續，以及自己享有的優勢。行動黨原有的政策方向和施政原則，除了對外包
裝以外，很可能基本維持現狀。下一屆國會見到的或許不是政治開放和改革，而是對社會
更多的管制。
成熟中的在野勢力
人民行動黨這次大選，得票率從2015年的高峰下滑，不但沒有攻下工人黨所代表的後港單
選區和阿裕尼集選區，還無法拿下新劃分出來的盛港集選區，使包括總理公署部長在內的
三位資深黨領導丟了官位。
在新加坡的國會內閣制下，政務官員必須要先當選為國會議員，才能被總理委任而進入內
閣。對許多人而言，這是精神上的一大衝擊，選舉結果似乎意味著未來新加坡政治走向將
有大改變。這種觀點其實輕視了上一屆大選的獨特性，和新加坡在野政黨的不同角色。把
2020國會大選放在新加坡長期政治發展的脈絡下觀察，或許持續性會勝於變化。
首先要認識到的一點，就是上一屆大選的特殊性。2015年正好碰上新加坡獨立50週年，也
是新加坡獨立後第一任總理、人民行動黨精神領袖、和總理李顯龍之父-李光耀逝世的同
一年。人民行動黨政府當年推出了一系列紀念和哀悼活動，引起新加坡人對以往所謂「黃
金時代」和「光榮史」的政治想像和幻想，把行動黨、李光耀和新加坡劃上等號，對行動
黨的好感高漲。
加上選舉期間，工人黨造勢活動上看熱鬧的人潮，還有有關工人黨有意願推動同婚合法化
的假訊息，引發新加坡選民向來對政治和社會改變的焦慮和緊張情緒，導致人民行動黨始
終獲得大勝。
同樣在2015選舉，在野政黨雖然普遍表現不佳，工人黨還在榜鵝東單選區失守，但仍然守
住了阿裕尼和後港等集選區，平均得票率也維持在4成左右，這代表了工人黨至2001年前
後在新加坡東部，長期經營地方政治的結果。
也就是說，只要在野黨肯下功夫長期投下精力，選民是可以逐漸失去以往對人民行動黨以
外的政黨所持有的恐懼。另外，工人黨和新加坡民主黨，也開始吸收更多專業人士入黨和
參選，而備受選民看好。
工人黨和民主黨在政綱上也明顯展示了一定的政策知識和專長，並直接、正面和有說服力
地挑戰行動黨的主張。這一系列發展使較大型的在野黨對新加坡選民更具有吸引力。因此
在這屆大選，而工人黨在所參選的四個集選區和兩的單選區（共有17個集選區和14個單選
區），平均得票率為50.29%，可謂基本上與行動黨打成平手。
這次大選另外一個亮點，是由人民行動黨前議員陳清木帶領的新加坡前進黨，第一次參選
就差點攻下西海岸集選區。陳清木在2011總統大選中，曾挑戰人民行動黨支持的前副總理
陳慶炎，以相差0.35%的得票率之差險落選，因此這次重出政壇很受期待。
前進黨令人矚目，也是因為李光耀次子李顯揚，與兄長李顯龍決裂後，不但公開表示反對
行動黨，還加入前進黨，積極幫忙拉票。陳清木和李顯揚在大選中，指責行動黨執政遺失
了方向，主張重建執政者與社會的共識和互信。這個說法對比較傳統，在新加坡社會現況
下不得利的選民而言，有一定的說服力，因此分散了部分行動黨的支持率。
繼續一黨獨大
大選結果顯示，人民行動黨仍然控制國會的絕大多數，不但能推動任何法案，還可以輕易
修憲。這個現實非常關鍵，因為新加坡獨立以來，就多次修過憲法，其中包括集選區、非
選區議員、官委議員、民選總統、保留總統選舉等制度的確立。
集選區制把一組候選人放入一個選區，選民必須選擇全組人馬，而不是個別候選人。集選
區制原則上是要讓少數族群進入國會，因為每一組都需要包括至少一位少數族群候選人。
實質上，集選區制對向來人力和資源薄弱的在野政黨，提高了參選門檻。
另外，民選總統制代替了原本儀式性的國會委任總統制。建立民選總統制的法理原因，是
要拉近國人與總統的距離，同時有限地在動用儲備金、大法官和一些高級公務員任免、和
立法上，給予總統一些有限的否決權，也讓總統對貪污調查局的工作有少許監督。
參選的合格門檻，包括當過部長、資深公務員、或曾經負責過擁有5億新幣或以上資金的
公司的人。修憲時，人民行動黨也曾解釋民選總統制的成立，也是為了避免其他政黨若意
外成立政府，隨意動用國庫的資金。雖然總統不得有政黨色彩，但歷任民選總統都與行動
黨關係密切，甚至是資深前黨員。
在2017年實行的少數族裔保障名額的總統競選制，名義上也是為了確保少數族群有機會當
總統。此新制規定，若5個6年總統任期沒有南亞或馬來裔總統，下一屆總統大選則務必保
留給該族群的候選人。
當時民間批評，因為人數和不對等的經濟機會，少數族群中較難找到合格的人選。要是有
的話，主要人選也會跟人民行動黨或公務員體系走得非常近，使總統的獨立性容易受質疑
。由於行動黨官員曾稱新加坡人還未接受少數族群總理的準備，所以有不少人猜測，當時
為保留總統競選制修憲，是為了阻止脫離行動黨的陳清木參選，甚至當選總統。
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成立的正式解釋，是為了確保國會有一定的非行動黨聲音。
新加坡政府規定國會必須保留12個議席給在野黨，因此非選區議員是以競選表現最佳的落
選在野黨候選人中產生。這意味著，若沒有任何在野黨候選人直接當選，12位選舉表現最
佳的在野黨議員可被委任為非選區議員。
官委議員則是國會挑選的非政黨人士，共9席，不過沒有修憲的投票權。非選區議員和官
委議員與其他議員一樣，沒有特定的國會辦公室預算。總言之，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雖
然讓新加坡國會有一些非行動黨的聲音，不過席位的多寡並不足以影響立法，也無法促使
執政黨進行政黨協商。
最後，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下，國家機器與執政黨的關係相當密切。譬如選區劃分委員會
是由總理成立，並向總理提出報告，而負責選舉規定和執行選舉的選舉局，亦隸屬於總理
公署。
負責民間活動、部分社區公共空間、和分配部分國家福利的人民協會（簡稱「人協」），
雖然名義上是不帶有政黨色彩的國家機構，但在地方上運作所依賴的草根顧問和領導，卻
往往是人民行動黨的地方黨員。即使其他政黨在某一區當選國會議員，該黨的黨員和黨工
，因為有政黨背景，不得當人協的地方草根顧問和領導。反而，落選的行動黨候選人，則
一般會被委任為人協草根顧問。
2020選舉變化有限
剛過去的選舉受到新加坡國內外矚目，主要是因為人民行動黨在疫情下解散國會、宣佈選
舉，以及該黨的得票率下滑，還失去了4個國會議席。另外，應該要接棒的所謂人民行動
黨第四代領導，選舉表現沒有預期理想，李顯龍在選戰尾端，還宣佈自己和自己代表的所
謂第三代領導，會繼續負責重大公務，直到新冠狀病毒疫情及其效應被有效控制。
這一系列發展，引起外界猜測，讓不少人懷疑人民行動黨高層是否對第四代領導班子的信
心動搖，特別是被看好的準總理的王瑞傑。這樣的效應最多只會產生少許的人事調整，行
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幹部，不大可能面臨挑戰或改組的問題。
新加坡2020年大選，儘管在野黨的表現逐漸成熟，支持率也跟著提升，但是結果並沒有產
生改變基本政治或權力結構的壓力。人民行動黨繼續擁有選民的委託，還保持了絕對性主
導權。6成多的得票率，在任何有一定競爭性的制度下，都非常理想。更何況，新加坡是
強制性投票，廢票比起其他國家也相對少，所以得票率相當有代表性。行動黨沒有必要或
原因觸碰有利於自己的制度和政治結構。
人民行動黨大可如以往作風，佔著在國會裡的優勢，推動限制在野黨和異議的政策和立法
。畢竟行動黨是一個希望繼續掌權的政黨。即便李顯龍宣佈允許工人黨正式組成在野領導
辦公室，但因為在野席位有限，該辦公室暫時沒有法理依據，所以能夠引起的作用或許相
當有限。
新加坡是否真正能往開放的方向邁進，並不是要看一兩次大選的結果，而是要看新加坡人
能不能突破自己向來「驚輸、驚死、驚政府」的心態和行為，堅持貫徹政治改革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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