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美中漸行漸遠 「戰略競爭」取代「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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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在特朗普任內走近盡頭，專家估計「選擇性脫鈎」在所難免。圖為
美國總統特朗普（左）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去年6月在大阪G20峰會期間會面。（
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記者周宏量
中美關係是美國大選最重要外交議題，隨着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漸在兩黨共識中走到盡
頭，評論普遍認為下屆美國政府將延續較對抗的路線。著名亞洲事務專家葛來儀上月接受
本報電郵專訪，直言中美「選擇性脫鈎」符合美國利益，相信雙方關係未來多年都會以「
戰略競爭」為主調。內地學者則認為中美存在戰略競爭屬正常，但雙方不應誤判，尤其美
國應改變思維，停止挑釁行為。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特朗普政府對華新政策的演說，普遍被視為宣告1972年
尼克遜訪華以來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壽終正寢，所謂「脫鈎」（
decoupling）可能性漸受重視。但這股跨黨派戰略變化有迹可尋（見表），到後來中美貿
易戰如火如荼，圍繞「新冷戰」的討論更不絕於耳。
葛來儀：選擇性脫鈎符美國利益
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亞洲顧問兼中國實力項目主任葛來儀（
Bonnie Glaser）向本報直言，中美「選擇性脫鈎」是不可避免，「無關誰人入主白宮」
。她解釋，中美政治體制存在鮮明差異，兩國卻又有深入的經濟相互依賴，兩相結合下導
致中美之間出現的激烈對抗。在這情况下，華府尋求減少相互依賴、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特
定範疇降低對華依賴、限制中國進入美國欲維持優勢的範疇等，其實「符合美國利益」。
「戰略競爭在未來很多年——如果不是數十年——很可能仍會是中美關係的中心特徵」。
葛來儀認為華府與北京會在不同範疇展開競爭，並重點提到軍事和科技的部分。
談到軍事層面，葛來儀預計競爭會聚焦於兩點：一、中國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
）能力的開發——即旨在防止美國軍事力量介入中國邊陲的潛在衝突，尤其是台灣海峽；
二、美國維持介入能力和機動性的努力。她相信美國會繼續在南海作「自由航行行動」，
並會派軍機和軍艦駛靠中國，解放軍則會尋求迫使類似行動後退。
有觀察認為，對中方反介入能力的忌憚，正是特朗普政府前年決定退出《中程導彈條約》
並要求中方加入新條約談判的關鍵。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庫珀（Zack Cooper）
兩年前接受本報訪問時，也指中美之間長期存在「中方反介入能力 vs. 美方力量投射能
力」的競爭，但在中國正開發力量投射能力下，美國也變得有需要開發反介入能力。
庫珀本月再向本報稱，這趨勢仍在繼續，並提到兩個例子：一是北京正加速開發航母和其
他長程系統（例如轟炸機和後勤船艦），及發展外國基地和接入點；二是美國更多討論開
發長程導彈，令美軍無法在第一島鏈內巡航時仍可遠距轟炸目標。他相信未來會更多循這
方向發展，「尤其如果美國國防預算面臨巨大壓力」。
談到科技層面，葛來儀則指美國會收緊對科技轉移到中國的限制，「以阻礙中國利用其『
軍民融合』項目取得21世紀軍事科技的主導地位」。她直言科技會是中美競爭的中心焦點
，雙方皆尋求在人工智能、量子電腦和半導體等21世紀科技範疇成為領導者。葛來儀相信
中美還會對「構成國際秩序之規則及慣例」展開競爭。
周永生：戰略競爭屬正常 雙方勿誤判挑釁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向本報稱，中美社會性質和政治體制不同，存在戰略
競爭肯定是不可避免，認為這「沒關係」，但雙方不要相互誤判，政策上「不要挑釁對方
」，保留回復合作的可能性。
周永生呼籲美方「不能把戰略競爭當成中美關係的主要內容」。他直言中美過去都有戰略
競爭，但以前有蘇聯作共同對手，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也未把中國當成最大和最危險的對手
，因此也能跟中國合作，「從這角度來說，美國政治領導人真的應改變某種思維」。
他強調中國其實「不想跟美國對着幹」，又指中方競爭形態「總體來說還是良性的」，只
為國家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須在經濟和高科技領域追趕美國，屬「非常正常」。
韓磊：關係取決於雙方 不隨選舉結果改變
不過，曾任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的韓磊（Paul Haenle）向本報稱，中美要回歸更具
建設性的關係——「即使仍主要由競爭所定義」，並非只取決於特朗普還是拜登入主白宮
後做些什麼。他強調美國大選結果不會改變中美關係進程同時取決於雙方的事實，倘若中
方不願承擔自身對中美關係迄今惡化的一部分責任，雙方也無法有建設性對話，「正如中
國學者陳定定在我的Podcast節目上跟我說的：『一隻手掌拍不響』」。
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漸見盡頭
2017年
12月：「修正主義大國」
特朗普政府發表任内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修正主義大國」（
revisionist power），認為兩國是意欲改變現狀的美國戰略競爭對手。
2018年
2月：反思接觸政策
兩名前奧巴馬政府高官、現拜登對華政策高級競選幕僚坎貝爾和拉特納在《外交事務》期
刊撰文，批評接觸政策未收預期效果，反映民主黨外交建制在檢討對華策略。
10月：彭斯政策演說
副總統彭斯發表對華新政策演說，被視為宣告接觸政策終結；他指美國對中國之百年幫助
原是盼中國自由化，卻換來面臨北京軍事和科技等威脅。
2019年
7月：「中國不是敵人」
逾百名中國和亞洲事務專家或前官員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批
評特朗普政府強硬對華政策反令美國陷孤立；對華鹰派隨後在《華盛頓自由燈塔》發公開
信打對台，斥「接觸政策派」過去40年誤判中國
2020年
7月：鷹派四箭齊發
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共產主義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明言接觸政策失敗，點名劍
指中共，呼籲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組新同盟，被評為「新鐵幕演說」；這是特朗普政府
一連4篇對華政策演說的總結篇，另外3篇由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
斯托弗雷和司法部長巴爾發表
美危機管理機制存弱點 專家料棄「大交易」聚焦特定議題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本月初警告，中美領袖須為日趨激烈的競爭訂立「交戰規則」，商討
叫停威脅的界限及其定義方式，否則恐如一戰前隨時擦槍走火引發世界大戰。這說法進一
步呼應美國戰略界對中美缺乏有效危機管理機制的連串警告，但曾經任職白宮國家安全委
員會和五角大樓的國防專家庫珀向本報稱，預期下屆美國政府將不再容許有關危機管理機
制的談判跟其他中美議題掛鈎。
指北京樂於「碰運氣」施壓對手
庫珀與曾任拜登副總統亞洲政策特別顧問的斯托克斯（Jacob Stokes）上月底在美國軍事
評論網站War on the Rocks撰文，敦促美國決策者須「以戰略方式思考」中美危機管理機
制。二人指中國一向以戰略方式看待危機管理機制，只有在無法自信可掌握局勢升級主動
權下，才肯認真執行。換言之，幾乎只在避免與美軍發生直接和傳統衝突時，才會重視相
應機制，否則樂於利用「試碰運氣的威脅」來施壓牌面較弱的對手。因此二人認為美國決
策者也應現實地看待危機管理機制，避免過度依賴機制工具來處理對華緊張局勢。
稱美易妥協 助長踩界行動
庫珀接受本報專訪時解釋，中方只會在事態升級選項不夠吸引（大多是指對美國的大型傳
統衝突）之時，才會去限制升級的可能，但美國不理會危機管理機制的「相對價值」，只
簡單接受中方大部分的提案，因此憂慮部分中美危機管理機制「會令中方領袖更有信心從
事在灰色地帶的行動，而毋須面對美方大幅升級緊張事態」。
庫珀認為，北京經常要求華府犧牲自身安全利益來保護中美關係的其他部分，這點在過去
幾年可見於經濟關係、外交聯繫和對抗氣候變化的合作。他說：「但我懷疑下屆華府會否
參與這種形式的議題聯繫，我認為華府會代之以大體上放棄尋求跟北京達成『大交易』，
並轉向更多聚焦特定議題的互動。因此，我懷疑危機管理（機制）會否跟其他議題扣緊，
相信那大體上會被視為單獨的關注事項。」
美保守派戰略新星：不強調意識形態分野 免限對外合作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還有另一爭議面向：意識形態。美國政界普遍強調中美之間存在專制
與民主的政治制度角力，近來特朗普政府還額外強調中共與中國的分野。但有評論質疑，
意識形態非中美角力本質，華府不應過分強調這點以免自我設限。
特朗普政府強調中共中國之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發表「共產主義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強調要牢記中共政
權是「馬列主義政權」，總書記習近平是其「真實信仰者」，因此號召「志同道合」（
like-minded）的國家合組新的民主國家同盟，應對中方挑戰。其頭號對華政策顧問余茂
春隨後罕有接受《華盛頓時報》專訪，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中國中心民族主義的結合，
有份促成中國如今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挑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拜登團隊雖不如蓬佩奧般高舉中共與中國之分，但也強調要跟民主國家合作，核心幕僚蘇
利文曾稱，拜登相信美國跟「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方會更為強大。
然而，曾在特朗普政府任副助理防長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上月與著名地緣政治
作家兼智庫學者卡普蘭（Robert Kaplan）投書《外交事務》網站，提出「意識形態並非
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源」，華府不宜過度強調自由民主，免令對外合作受限——畢竟美國許
多潛在合作對象要不屬非民主國家（如越南），要不屬被批評非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如
印度）。
倘達穩定平衡 中國體制非關鍵
柯伯吉與另一特朗普政府前高官成立專研大國競爭的小型智庫，獲布魯金斯學會專家賴特
譽為共和黨其一最有影響力的地緣戰略新星。柯伯吉接受賴特訪問時直言，中國帶來的挑
戰來自其國力上升多於中共，美方面臨的風險是中國「可主導全球最富裕地區，並以損害
美國的方式塑造全球經濟和秩序」。他不否認中共令情况更壞，「但假使中國是民主政體
，我們仍需要擔心這樣強大的國家」。
柯伯吉宣稱，他的強硬派立場是因美國決策圈漠視中國太久，但他指「強硬派立場的目標
是抵達『令低盪（detente ，即關係緩和）變得可能』的有利位置——當我們去到穩定的
平衡，則應準備接觸中國，不用理會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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