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中共數字威權主義的最終目標：培養自我審查的「和諧新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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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 —
「中共正計畫打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完美的監控之國，其理想目標是人們甚至看不到監控，
因為國家已經把監控植入了公民的大腦。」這是長年駐華的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在其著作《我們被和諧了：中共監控下的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在他看來，習近平要比斯大林和毛澤東幸運得多，儘管三位獨裁者都想要一天24小時監視
他們的人民，但是只有習近平在高科技的幫助下，正在逐步實現他的目標。而且，歷史罕
見的大流行病也為習近平建立完美的監控國度，甚至將監控之手伸向全世界創造了機會。
新冠病毒大流行：數字威權主義的通行證
馬凱是《南德意志報》的資深記者，曾經駐中國報導長達12年，獲得過德國最著名的新聞
獎項——西奧多‧沃爾夫獎。《我們被和諧了》一書的英文版出版於2020年9月，適逢全
球遭遇新冠病毒的衝擊，而中共官媒持續宣傳其抗疫模式的成功，並稱疫情凸顯「中國制
度」優於民主制度。
馬凱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把重點放在抗疫不利的民主國家，刻意忽略芬蘭、台灣、新西蘭
等抗疫的優秀範例，並且閉口不提中國國內疫情初期的失敗政策。2019年12月初，中國武
漢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傳播，在當局忽視並刻意封鎖消息之後，疫情很快擴散。武漢於
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後發生了包括醫療資源擠兌、弱勢群體流離失所、食物資源匱乏
等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北京陷入自1989年天安門血腥鎮壓以後罕見的統治危機中。不過
，隨著中國國內疫情逐步得以控制，同時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嚴重後果，北京一定程度上
擺脫了起初的被動。
馬凱說：「這是中共政治宣傳近一年來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把新冠疫情融進了他們的敘事
之中，說自己有著更優越的政治制度。這是政治宣傳和審查的又一個成功典型，換到去年
1、2月份的時候，這是難以置信的。」
中共讓人們忘記了疫情初期的失敗政策，把輿論引向了中國制度如何優於西方制度。馬凱
說，中國目前的疫情控制的確非常有成效，但是他也指出：「這種說法建立在集體失憶上
。他們讓人們忘記了12月和1月的事情，那是中共製度的系統性失敗，並且導致了新冠病
毒的全球蔓延。」
此外，該書及時回答了這樣一個疑問：中國強力抗疫的代價是什麼？馬凱的回答是：疫情
已經變成了中共數字威權主義的長期通行證。
他說：「一些中國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父母那一輩的人每天早上都很願意把自己的信息輸
入健康碼程序，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聽從安排，就像其他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一樣，沒有批
判性的討論，人們也意識不到問題。比如，《紐約時報》對健康碼程序進行了逆向工程，
發現它從用戶的手機裡傳遞信息，簡直就像一個間諜程序，把信息從你的蘋果或者安卓手
機發送給當局，但是人們不知道。新冠病毒就是送給國安的一份大禮。」
布魯金斯學會人工智能和新興技術項目的政策主任克里斯‧梅瑟羅爾(Chris Meserole)告
訴美國之音：「如果一個威權政府想要其公民習慣於無時無刻的監視，那麼大流行病簡直
是難以想像的絕佳機會。你會有最好的藉口實行大規模監控，假裝是為了公共健康。」他
還補充說：「我的擔心不在於他們在大流行病期間發明了什麼新技術，而是把無時不刻的
監控變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傳統獨裁理念與數字威權主義的結合
馬凱在書中指出，儘管目前中共利用現代科技對公民進行控制，但使用的思維與策略和毛
澤東時代，甚至列寧斯大林時代並無根本差別，主要手法就是恐嚇、審查、宣傳。在恐嚇
方面，習近平2012年8月發出指示要「奪回互聯網高地」，隨後政府開始刪除一些著名的
微博賬號，比如網絡作家慕容雪村，很快又逮捕了公知「薛蠻子」，並且強迫他在全國電
視節目上認罪；在審查方面，馬凱以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舉例，在抗議剛開始，審查
者就關閉了社交媒體Instagram，創紀錄的微博帖子被刪除和攔阻，在中國大陸幾乎沒人
能知道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在宣傳方面，同樣是「雨傘運動」，中共並沒有止於審查
刪帖，而是馬上就拿出了自己的對應敘事，指責示威者「不愛國」、「不知感恩」、「廢
青」、「分裂分子」，背後有「海外勢力」，而且必然會「遺臭萬年」。
按照馬凱的總結，中共利用互聯網審查制度以及官媒報導，加大對內對外的意識形態宣傳
，其手段包括審查信息、扭曲事實、改變敘事、刻意引導人們忘記歷史等等。馬凱指出，
人們必須「學會忘記」，然後接受一套全新的敘事，威權政府才能生存，而「黨的宣傳一
直在進行重新排序和重新配置的任務」。他在書中提到了「六四」、文革、汶川地震、天
津爆炸等事件。馬凱舉例說，2015年8月天津有毒化學品存儲倉庫爆炸後，審查機構大量
刪除「人間地獄」的照片，然後互聯網上的報導變成了鋪天蓋地的英雄事蹟。幾個星期後
，該事件就從新聞中消失了。
新冠疫情也是另一個典型重大案例。針對強制集體性失憶的危害，馬凱引用了喬治‧奧威
爾的話：「誰控制了過去誰就能控制未來。誰控制了當下誰就能控制過去。」 他又特別
指出，在中共引導下，中國全國上下對文革和六四集體失憶，導致人們缺乏反思和進步的
動力，並且「由於理想在這個國家已經被禁止，多數人都變成了沒有底線的物質主義者」
。
馬凱在書中寫道：「在這個社會裡，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都滑向了普遍的犬儒主
義。道德危機破壞了中國社會，人們喪失了所有的互信，也不再相信國家機器。毫無制約
的腐敗，生態環境的惡化——所有這些從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些致命時刻的規則設
定。」
與此同時，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來追蹤和控制民眾的一言一行，以達到審查
和恐嚇的目的。具體案例包括號稱能夠在「一秒鐘內識別14億人中的任何一個」的「天網
」系統，強迫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安裝的「淨網」app，以及多個層級的社會信用系統等等
。
馬凱說：「中共確實在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政權，混合了1950年代傳統的社會主義
和威權主義，這就是習近平的作為。他推翻了很多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所做的事：他集中權
力，重新開始講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以及共產黨的完全控制。同時他也將數字技術為己
所用。習近平希望，在科技的幫助下，他對傳統社會主義的實驗能夠消除政權的危機，並
且能夠適應未來。他賭了一把，並且到目前為止很成功，比很多人預料的要成功，看起來
中國已經是一個完美的獨裁國家。」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中國現代史學家譚安(Glenn Tiffert)則告訴美國之音，中
共威權主義的內核幾十年來都沒有改變，現在只是披上了科技的外殼。他說：「科技讓中
共有機會對個人進行前所有未有的監控，其範圍也已遠遠超過了過去30年。曾經有一段時
間，黨的宣傳無所不在。人們早上醒來鍛鍊的時候，廣播裡放著官媒的最新報導，一天24
小時不間斷。人們還要學習《人民日報》，不管他們願不願意。科技讓中共能夠重建這樣
的思想框架。最近，中共官員們要在手機程序裡回答關於習近平思想的問題，成績會影響
到他們的考核。科技能讓中共直接控制人們，見識人們，保證人們按照他們的標準說話和
行事，這就和許多年前黨控制人們的方式如出一轍。」
新人類：我們自願被和諧
《我們被和諧了》一書用整章篇幅討論了審查和監控的最高境界，即創造出一種新的人類
：他們自覺自我審查，不僅習以為常，而且還為此自豪。
中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其核心手段在於國家層面和各個地方層面的社會信用體系，結合
互聯網審查、防火牆、大規模監控、愛國主義教育等工具。該體系源於2014年《國務院關
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旨在「規範公共行為」。
除傳統金融違約和欺詐行為外，部分地區已經正式將所謂的「非法宗教活動」、「網絡危
害行為」、「危害國家統一和團結」等納入社會徵信體系，並給予懲罰；相應的，弘揚「
國際友誼」或者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等行為會得到嘉獎。
馬凱指出，即便是最有可能獲取外界信息的中國精英群體，也因為長期的高壓政策，或主
動或被動地放棄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在這個體系生存的大部分人，即便能翻牆而出，
也已經對外部的信息和爭論有了抵抗力」。正如魯迅筆下的「鐵屋」理論，大多數中國人
都選擇在沉睡中「死亡」，大聲疾呼的人反而要被視為不懷好意。
馬凱告訴美國之音：「他們想要創造一群新的人類，列寧和毛澤東就曾經嘗試過，那是一
群能夠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和諧共存』的人類，一群守規矩的公民，一群勤奮的
工作者，到時候政府就不需要擔心了，因為人們都很自覺。」
馬凱進一步指出，新冠疫情為加快了中共「創造新人類」的步伐。他說：「（疫情）不僅
讓監控更加完美，而且是讓控制深入人心，讓人們認識到自己無時不刻不在政府的掌控中
，所以他們最好自我審查，自我控制。當人們到了自己給自己當』警察』的地步，就不需
要真正的警察了。」
布魯金斯學者梅瑟羅爾則認為，數字監控將是下一代人面臨的最嚴峻的人權危機。他說：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類似的問題，以前的威權政府必須實打實地去想辦法瞭解自己公民的
想法，比如去明察暗訪，讓人們相互舉報，或者鼓勵地方官員幫忙監控，最多也就是竊聽
電話，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實時監控。現在這種程度的控制和監視是前所未有的。有了這樣
的監控手段，可能都不需要監獄了，因為整個國家都是一座開放式的監獄，人們不會像在
一個自由社會裡那樣行事，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無時無刻不在監控之下。」
馬凱也在書中引用了一位上海市實施社會信用系統的部門負責人的評論，她說：「幾十年
後，再也沒人討論這個系統和它的管理，那樣當然是最好的結果吧？到那時，甚至沒有人
敢有違反信用的念頭，沒人會有破壞社區的打算。到那時，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威權政府的未來
《我們被和諧了》一書在談到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時，指出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戰將不會來
自僵化的俄羅斯，而是來自中國這個經濟大國。然而，馬凱同時強調， 中共始終對西方
民主和西方價值觀心懷恐懼。他認為，除了西方的壓力，中共還面臨經濟上的嚴重挑戰，
這可能會威脅到其統治的根基。
他說：「我認為接下來還會發生幾場危機，而危機的根源會是經濟方面的，因為中國不會
一直超常發揮。過去4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速百分比都達到兩位數，或者是很高的個位數
。在某個時刻，尤其是在習近平的政策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一定會出現停滯，或者是倒
退。中共就沒有金錢來掩蓋表象下的內部矛盾，比如生態破壞，社會上的不平等，腐敗等
等。」
斯坦福學者譚安則認為，這些經濟上的壓力會促使中共進一步收緊對公民的控制。他說：
「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開始到達極限，中國的人口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嬰兒潮一代在90年
代正值壯年，如今已經50多歲，但是由於中國曾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現在沒有足夠的年輕
人來贍養這些老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遇到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使得增速下降，中國也面
臨債務問題。這些都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壓力。對於中共來說，用科技來鎮壓公民和維護穩
定，將會變的越來越重要，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必須控制無可逃避的民怨沸騰。當經濟增
速有10%的時候，粉飾太平是很容易的。當增速下降到3%甚至2%，裂痕就會顯現。老話說
的好，退潮的時候才知道誰沒有穿游泳褲。」
布魯金斯學者梅瑟羅爾也指出，從科技角度來看，中共的監控能力會越來越強大，中國民
眾的自由和人權不容樂觀。他說：「我還抱有希望，但是我覺得情況會變得更糟。這些監
控科技還不成熟，卻已經無所不在並且非常強大。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只會越來越先進，
有的技術一旦發明出來就不會改變了，但是人工智能只會越來越好，會給習近平的政權帶
來更好更新的技術。」
民主國家的應對
在書的最後兩章，馬凱討論了中共對世界施加的影響力：一方面以商業和政治利益為要挾
，強迫外國政府和企業按照中國的審查制度行事；另一方面，中共在海外招募人才，進行
大量間諜活動，對他國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進行滲透；最後，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高科技
，包括監控和追蹤技術，為其他的獨裁政府大開方便之門。
馬凱指出，中共善於利用民主制度的瑕疵和醜聞來進行宣傳，這意味著民主國家如果要有
力反擊中共，必須首先潔身自好，修復自身的問題。這一點對於美國政府尤其如此，因為
近年來關塔那摩虐囚和「棱鏡門」等事件對美國政府的信譽造成負面影響。
他說：「在制定任何中國政策，或者對中國採取行動之前，應該先解決自身的問題，維護
美國的民主制度，再次成為民主的典範，恢復從前的榮耀。為什麼中共可以攻擊美國和西
方的民主制度呢？當然是因為他們害怕，因為過去很多年來，民主制度充滿了吸引力和說
服力，但是近年來美國政府做得並不好。所以這一屆政府需要重建民主制度，投資民主制
度，並且進行創新。中國正在對獨裁製度進行數字化創新，我們也需要對民主進行創新。
」
布魯金斯學者梅瑟羅爾表示，可以從兩個層面限制中共監控的能力。一是軟件方面，要建
立相關的規範，禁止在西方運營的企業向中國政府提供數據；二是硬件方面，應該繼續甚
至進一步限制中國的芯片供應。他說：「在硬件方面，我們應該和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儘
管中國的技術做得很好，但是他們沒有做高端芯片的機器。所以我們可以建立民主國家的
聯盟，禁止向中國出售製作芯片的機器，這樣他們的技術就會落後，無法再升級現有的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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