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難文學大教室赤柬篇】阿潑／紅色高棉
http://udn.com/news/story/7048/1774733
在將近四年（1975-1979）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刑求虐待
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的21％。
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四處散落的殘缺，指向二十世紀一段黑色過去
旅行者到柬埔寨，大多直接進暹粒，只看吳哥文明。的確，吳哥窟的雄偉壯碩，彷若神蹟
，美得如此不可思議，走在綠色樹蔭下，沐浴在金黃陽光裡，腳踩著樸直的紅土地，寧靜
又和平。
很快的，路邊的小型殘疾樂隊，就能打破旅人的虛幻想像。這些人沒有腳，甚至還少了手
，他們在觀光熱點打鼓、吹笛，祈求一些金錢，掙得一點注意；再往前走，轉彎到一條寬
闊少人的路上，會撞見一個只剩上半身的工人，靠著大腿殘餘的部分行動，持著比他還高
的掃把，沿路掃地；或許有機會，見到拄著柺杖的小女孩，她缺了個胳膊，斷了條腿，還
少了個眼睛，像是被拼裝起來的人偶，在眾人面前晃蕩晃蕩地，微笑而過。
每每提及柬埔寨，回憶並不領我走向闍耶跋摩七世謎樣的笑容，而是這類四處散落的殘缺
。它指向的不是吳哥王朝輝煌的歷史，而是二十世紀的一段黑色過去，冷戰陰影，屠殺血
腥。龍諾政權與柬共對峙留下的地雷，至今還藏在這個洞里薩湖滋養的土地，仍傷害著無
辜的人民，就跟當初紅色高棉的殘酷殺戮，留給柬埔寨人的痛一般，只要走進這個國家，
任誰都無法別過頭去，假裝看不見這殘暴的痕跡。可笑的「寧靜與和平」。
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
美國記者布林克里所寫的《柬埔寨》中，有著這麼一段敘述：「即使等到戰事終止，遊客
卻常發現村落居民畏懼跨出小鎮一步，害怕赤柬士兵從任何一棵樹後現身，舉國上下皆如
此……即使到了數十年後的今天，村民說，骷髏頭仍會向他們泣訴。」
柬埔寨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於是，這苦難始終纏繞在他們身上。美國作家卡普蘭亦如此說
道：「創傷就跟鬼魂一樣，縈繞著柬埔寨每天的生活。」他在《世界的盡頭》裡提到一個
柬埔寨人李的故事：生於暹粒的李，被赤柬趕出鎮外，當然不只他，還有養父和鄰居，他
們被關進集中營裡，而養父就在他眼前被殺。卡普蘭問李：「你們在集中營裡做什麼？」
李不可控制地打了幾個寒顫，在這個才剛認識的外國人面前落淚，什麼都不說。卡普蘭於
是寫著：「一大部分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遭受到與戰爭和折磨相關的心理疾病，但不像
愛滋病、文盲或濫伐森林那樣可以測量得出來，因此經常被忽略。」
李後來還是說出了自己的經歷：「他們每天清晨四點叫醒我們。每天黎明時刻，擴音器在
我們耳朵裡尖叫著：安卡（Angka）召集，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安卡就是組織，
赤柬如此稱呼自己，他們不用共產黨這個字眼。而所謂的「教育」，就是殺人，殺雞儆猴
，透過虐殺來警示其他人。「每天他們都要殺一些人，那是很正常的事，他們讓你掘你自
己的墳墓，把你的手綁起來，用鋤頭從你頭上劈下去。」李說自己每天都以為看不到第二
天日出。
「教育會議後，我們在稻田裡工作到十一點半。然後，他們讓我們吃水泡飯，站著吃。然
後做更多工作。」
這類的控訴，出現在許多柬埔寨相關創作中。像是法國團隊拍攝的紀錄片《柬埔寨傷痕》
，便藉著一名52歲漁民的現身說法，「展演」赤柬在一代人身上烙下的疤痕──這個身上
都是傷疤的男人，在鏡頭前不言不語，只是運用肢體，再現各種遭遇。他拿布袋套頭、拿
繩索捆綁，用刀刺手，拿尖銳物品往腰間穿過去……他吃飯，拿起一個水杯，攪動杯子裡
的幾粒米，作勢吞了進去。但他又用拳揮打自己的雙頰，再假裝吐出東西，說明柬共令他
們吃不飽外，還不讓他們吃──妻子在旁，什麼表情也沒有。他被關了三年。三年的生活
就是如此。
進集中營時，他還是個少年。但身心都遭到折磨，於是，他擺弄身體，擺出遭虐待時的姿
勢，像蝦子一樣蜷曲，時常不成人形。既是身體承受這些苦痛，那麼就讓身體自己表達。
看著片子時，我不免猜測，這種設計，或許因為製作團隊來自法國，與主角無法直接語言
溝通，但若將這樣的語言隔閡繼續延伸討論，其實拍攝者與被攝者的差異不只存在於語言
，還有歷史、國族與階級，製作團隊不論如何努力，他都不會是柬埔寨人，不是主角，又
如何以語言詮釋這段歷史呢？
波布，這段屠殺史的標記
如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二戰結束，柬埔寨得以「解殖」，法國將這個國家歸還的
同時，也指定了繼位的國王。接下權力的西哈努克，並不打算重建國家，他自私又獨裁，
還跟美國要錢，為所欲為。即使擁有偌大權力，他仍芒刺在背──年輕知識分子運作的共
產組織，顯然與他為敵，他便設法將他們趕出首都金邊。
這個共產組織以桑洛沙（Saloth Sar）為首。法國殖民時期，為了培養能替他們效力的當
地幹部，便將一批聰明有天分的青年送到法國留學，桑洛沙就是其中一人，他在這個社會
高度發展的國家，大開眼界，也在共產主義橫行的歐洲得到啟蒙。二十七歲的他，知道應
當反抗專制，團結人民的力量。他決心將共產主義帶回祖國。桑洛沙也改名波布（Pol
Pot）。
儘管當時柬共被西哈努克從金邊驅逐，卻仍於1967年發動全國軍事起義，控制了五分之一
的柬埔寨。1970年，總理龍諾趁西哈努克訪法之際，掀起軍事政變。不滿的人民群起抗議
，明白除了加入柬共之外，沒有辦法對抗龍諾。西哈努克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轉而跟自己
過去反對的柬共合作，「柬埔寨民族團結陣線」成立。共產黨在柬埔寨勢力真正壯大，逐
漸控制整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那天，赤柬軍隊開入金邊，如入無人之境，橫掃整座
城市。加入柬共的「年輕男孩」們從未到過大城市，一切都新奇，但他們仍確切執行淨空
任務，舉起槍口，逼迫人民留下財產，步行到鄉間。紅色高棉時期，就此展開。
波布也成了這段屠殺史的標記──為了超越毛澤東和列寧的共產實踐，波布採取更極端的
作法，將人民趕出城市，好取消城鄉界線，消滅貨幣，人民公社、高體力勞動，抹平人的
個體性，甚至內部清洗。在將近四年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
刑求虐待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
的21％。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萬人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潘禮德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是控訴，也是證詞
曾被送進集中營，看著家人紛紛死去的導演潘禮德，一輩子都被這段經歷糾纏，終生都要
面對這課題一般，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像是控訴，也是證詞。
例如花費三年拍攝的《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男子平凡日常生
活的展開，一個剛洗完澡的嬰兒被人往他手裡放，他的父母則坐在地板上，「我的兒子從
未舉止無禮過，他沒有在家侮辱老人。但他們卻把他教成一個殺人流氓。」母親建議兒子
做點儀式，好超渡那些冤死的亡魂，「以後和他們就沒有關係，你也重新做人。」
「如果是我自己殺人，那是我壞，可是，真正壞的是那些下命令的人，他們有武器。」這
個叫Houy的男人，曾在S-21當守衛，他對著鏡頭說：「我心裡很怕做壞事。」
S-21是國安辦公室二十一號營的代號，赤柬在這個拘留所執行若干殘忍酷刑，倖存者只有
十七。昔日的人間地獄如今則成為一個博物館（Tuol Sleng Museum），展示著當年種種
罪行，任觀光客體驗。抵達柬埔寨的第二天早上，我便動身前往這個景點，因為是雨季，
金邊街巷都是積水，往波布罪惡館的路更是泥濘。垃圾穢物藏在汙水裡，我左跳右閃地還
是搞得雙腳髒兮兮，才走到目的地，卻見一平凡簡陋的水泥建物，在這黑色泥水道路旁，
不免吃驚：「執行駭人暴行之地，竟如此不起眼。」跟這些暴行的實行者一樣，原本簡單
質樸，並非天生就是張狂的魔人。
執行赤柬酷刑的，多半是十幾歲的娃娃兵，他們被集合在一起，進行短暫訓練後，送到不
同監獄裡當守衛。Houy就是其中之一，「我進入S-21，他們對我進行灌輸說，S-21是整個
國家的核心跟支柱，我們是國家的一隻手，面對敵人，我們不能有任何猶疑。」說得像是
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人。
美國作家卡普蘭認識的那個李，也說類似的話，他說每天教育會議殺人的都是十三到十五
歲大的男孩，他們什麼都不懂，只知道波布告訴他們的話：「這些集中營的人，就是在森
林裡轟炸你們的人。」
這些男孩整天在農田裡，腳上還帶著泥，突然被「國家」賦予神聖的任務，要替國家清除
敵人，要保護國家免於轟炸，他們會感到驕傲，而後學會冷酷。
屠殺、暴虐的背後，有時就是這麼簡單又容易：真實是從謊言開始的。又或者，對赤柬來
說這從來就不是謊言，而是真實。就像潘禮德其他紀錄片中那些領導者、執行者一樣，面
對問題，時常流露合理的表情。就像遭到酷刑的人們，不得不供出其他認識的人，否則難
以在折磨中活下去，而他們也得說服自己，這不是叛徒，這一切都有原因。到底是什麼，
讓人心在出發到終點之間，扭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