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前邊區禁煙頗嚴﹐這一點可以從斯諾所著《西行漫記》中看出。亦可
從後文的《南泥灣調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
看出。紅軍早期人數有限﹐負擔不重。37年抗戰後至皖南事變前邊區主要依靠
外援維持﹐外援包括國民政府撥發的軍費及“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
合計佔邊區財政收入約 50%到 85 %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額及佔當年財政收入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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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 ﹐45.6萬元 ﹐佔年 財政 收入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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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 ﹐46.8萬余元 ﹐佔年財政收入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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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 ﹐566.4萬余元 ﹐佔年財 政收入 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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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 ﹐755萬 余元 ﹐佔年財政 收入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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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財經辦事 處《抗 戰以來陝 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 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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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 第六篇 財政》P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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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國民政府撥發的經費（法幣） 國內外進步人士捐款（法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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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12月為192.8萬 1937年7-12月為3.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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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 448萬 1938年 197.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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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 500萬 1940年550.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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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499.7萬 1941年77.9萬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後面的捐贈總額對不上。我認為是因為“國
民政府撥款”及“捐款”並非全部撥給邊區財政﹐部分收入還要拿出來分配
給其他部隊。如1939年呂樑山脈及晉西北所控制部隊每月獲邊區撥款15萬）
總的來說在國民政府提供撥款的背景下﹐雖然邊區財政談不上富裕﹐但也能
略有結余。如 1938年余 10.3萬元﹐1939年余 8.4萬元。在此背景下邊區執
行了休養生息﹐減輕民眾負擔的仁政方針﹕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糧一萬四千石(一石為三百斤)﹐佔邊區糧食總產量的百
|分之一點二八﹐ |每人平均負擔僅一升﹐是很輕的。以後逐年增加﹐一九三
|八年一萬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
|萬石﹐一九四O年十萬石。《李維漢回憶與研究》P500-501
但在1941年 ﹐邊區財政突然出現 了嚴峻的形勢﹐這一年邊區財政虧空 567.2
萬余元。起因是“皖南事變”爆發了。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
江北﹐為敦促延安方面盡早執行撤離計劃﹐國民政府於11月暫停發放對延安的
撥款。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關系極具惡化。國民政府也就再也不
給延安撥款了。這樣一來延安每年收入驟減500萬元﹐經濟一下捉襟見肘﹐陷
入困境。
於是公糧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萬石。《李維漢回憶與研究》P501
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澤東”的段子
同時隨著抗戰的發展以及出於增加邊區兵力防止國民政府進攻的考慮﹐邊區的
黨政軍、學校、機關人口不斷膨脹﹕
|一九三七年陝甘寧邊區成立時﹐黨政軍脫產人員僅一萬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僅一萬六千
|人。一九三九年後﹐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發動兩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
|圍邊區﹐並伺機大舉進攻。我們被迫從前線陸續調回軍隊﹐保衛邊區。邊區脫產人員(主要
|是軍隊)即從一九三九年起直線上升﹐計:一九三九年四萬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萬一千人﹐
|一九四一年七萬三千人。《李維漢回憶與研究》P500-501
由於國民政府停發軍費轉而封鎖﹐兼之邊區吃財政飯的人口激增 ﹐從1941年起邊
區財政陷入巨大困境﹐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個月內﹐延安物價指數
從716.7飛漲至1373。最高領導幹脆提出了餓死、解散與生產自給三條道路。邊
區開始考慮要采用何種方法來解決金融危機。
一開始邊區考慮的還是“開源節流”這類正常的解決方案﹕
1）機關部隊自主經營解決經費困難（這是“部隊經商“的鼻祖﹐後期引發了一
系列問題）
2）大量出口邊鹽﹐計劃41年出口60萬馱以解決財政問題（一開始甚至計劃每年
出口200萬馱邊鹽﹐但直到抗戰結束﹐邊區外銷邊鹽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萬馱）
3）加強稅收
4）發行公債680萬
5）征收公糧20萬石
6）停止法幣流通﹐發行邊幣（這是為了啟動印鈔機做準備）
即便如此﹐想盡一切辦法到年底財政還差568萬元的虧空（佔歲入22%）填補不
上﹐邊區隻好印鈔﹐這就導致了進一步的通脹……
以上內容參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六篇 財政》P16
邊區金融體系搖搖欲墜﹐一切正常手段都難以填補虧空﹐邊區開始把目光投向
了禁忌之物──特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