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來不是一個和平主義國
與流歷史敘述相反,德國一直為戰爭做好準備。
Germany Has Never Been a Pacifist Power
Contrary to the popular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country has always prepared for war
https://tinyurl.com/av2whw5t
(foreign policy)
Jakub Eberle是捷克國際關係的學者
關鍵字
和平紅利泛指:一旦戰爭結束,就可以用削減的軍費來從事百廢待舉的各種建設。
有秩序的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主張要將「公平競爭」的經濟學理念和術語轉譯為嚴密的法律體系,並且靠政府來懲處不公平的競爭和不勞而獲,才能讓現實世界的市場行為接近理想中的市場經濟體制。
跟英美國家相反,所以美國的科業一直受到歐盟的反托拉斯法攻擊。
大意翻譯
德國總理Olaf Scholz向來是個作風謹慎的人。
然而,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后,他在德國議會演說打破了這種模式。
這次的演講被分析師描述為「劃時代轉變」,甚至是「革命性」的德國外交政策。
Scholz宣布了對德國軍事實力的根本改革。
德國提供武器給烏克蘭是Scholz的一大突破,因為先前他拒絕烏克蘭的請求,理由是長期不向衝突地區運送武器的政策。
然而,最大的改變是Scholz承諾將履行其北約義務,並開始將至少 2% GDP 用於國防。
同時,Scholz設立了一個 1130 億美元的特別預算,用於升級缺少軍費的聯邦國防軍。
據說這些決定也讓內閣高層都感到震驚。
Scholz發表講話後不久,國際學者批評,德國人「背棄了和平主義」,說烏俄戰爭打破了德國「二戰後的和平主義的精神」和擺脫和平主義為其外交政策的 「基本原則」
其他德國的聲音加入討論, 宣告 「歐洲和平巨人」的覺醒,懺悔過去的作為「和平主義者的錯誤。」
事實上,自 1949 年以來,德國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和平主義國。那些批評德國外交政策的人濫用和歪曲了和平主義的標籤。
他們通常不會解釋他們所定義的「和平主義」
「和平主義」可以指不同的東西,但原則上反對使用武力。
戰後時期,德國確實比美國、英國、法國更不願意使用武力。但柏林一直為戰爭做好準備,包括核戰。
與此同時,真正的德國和平主義者通常會與他們的政府對抗,而不是裝死。
1945 年波茲坦協定去武裝化和非軍事化了德國,但過了不久,德國很快的屈服於冷戰的需求。
1949 年的西德憲法引了不同的討論:它禁止「侵略戰爭」,但沒有提及其他形式的戰爭。
在2019出版的書《Reluctant Warriors提到,西德的憲法「暗示允許自衛戰爭」,允許引入徵兵制,並規定德國要參與軍事聯盟。
這不是一個和平主義國家的基礎,而是一個準備好與蘇聯及其衛星國作戰和自衛的國家
在 1949 年至 1963 年間, 德國戰後的第一任總理Konrad Adenauer 做了很好的示範。
1955 年,在各種抗議聲下,西德加入北約並正式創建了聯邦國防軍。
聯邦國防軍很快就擁有 500,000 名士兵,成為北約在西歐最大的常備軍。
1957 年,美國同意把德國的核武器置於德國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與蘇聯集團發生衝突時,可部署這些核武器。
核化的德國引發了大規模抗議,但擁有國會優勢的執政黨,硬是通過決議。
當西德的和平運動在街頭抗議時,「和平主義的德國政府」參與了一場以防衛為前提的核武計畫。
1969 年,換在野的社民黨Willy Brandt 執政時,他們早以放棄了反對北約、重新武裝和核武器的立場。在與蘇聯集團接觸的同時,
Brandt仍然依靠北約和德國的軍事力量進行防禦和威懾。事實上,德國的國防預算在Brandt執政五年間增加了 50%。
為了蘇聯在東歐的導彈計劃, Brandt的繼任Helmut Schmidt,· 完全支持在德國領土上部署新一代的美國核導彈。從 1977 年持續到 1987 年的歐洲導彈危機,結束了東西方之間的緩衝期,重新掀起了歐洲的核軍備競賽。
它還喚起了德國的和平運動。 1981 年,和平運動的第一次示威多達300,000 人聚集在波恩。
這些示威活動後來孵化了一個新的、堅定的和平主義的政黨:綠黨。
除了環保,綠黨還強調「沒有暴力」的外交政策,要求解散北約和 「立即在全球去武裝化!」
支持北約的抗蘇政策的Schmidt不僅反對和平運動,而且反對他自己政黨的多數成員。儘管Schmidt沒有同意,但他的立場促成了社民黨在 1982 年退出政府。在隨後的選舉中,綠黨首次進入議會。然而,由Helmut Kohl領導的保?
統一後的德國享受著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但以美國為首的盟國不斷的要求柏林對現代新的戰場表態。這些行動大多發生在北約領土之外— 波斯灣、科威特、索馬利亞和前南斯拉夫。
這些行動很難被定義為自我防衛,最後憲法法院在 1994 年裁定,在某些情況下,聯邦國防軍在「區域外」的部署也可以被允許,特別是為國際社會出力。
這為聯邦國防軍開啟了參與北約作戰的大門:首先,在 1999 年科索沃危機部署德國空軍,然後在阿富汗擁有 150,000 名士兵巡邏,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
諷刺的是,這兩次部署都發生在綠黨的監督下,當時,綠黨仍然正式致力推動和平主義。
綠黨自1993來的黨綱將「非暴力規範」作為一項重要原則,「拒絕將戰爭作為解決衝突的手段」,並呼籲 「解散軍事聯盟。」
(他們在 1998 年至 2005 年期間和社民黨Gerhard Schröder 所領導的政府一起合作。)
雖然內部的強烈反對,但綠黨高層支持德國參與新戰爭,認為有必要使用軍事暴力,來阻止科索沃的種族滅絕和阿富汗的「極權主義。」
1999 年,綠黨的非和平主義害當時的外交部長Joschka Fischer 被油漆炸彈襲擊。2001 年,由於少數綠黨代表對阿富汗的反對,政府差點垮台,但黨內的和平主義者依舊無法改變官方政策。隨後在2002年,綠黨放棄了和平主義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德國的軍事行動似乎變得更加保守,雖然留在了阿富汗和參與了馬利、地中海、索馬利亞沿海的的小型人物,聯邦國防軍迴避了2003伊拉克戰爭和北約領導的利比亞行動。
即使是Schröder等高層,這些決定有時也帶有和平主義的意圖。然而,正如我書中所寫的,德國政府通過其他方式支持這些戰爭:守衛美國軍事基地、幫助後勤保障或共享情報。
柏林日報 Die Tageszeitung 2002 年寫道,德國正在追求「一點點戰爭。」
大多數反對伊拉克和利比亞戰爭的德國政客都明確拒絕了和平主義的標籤。
在 2014 年採訪他們時,他們將當時謹慎的行為歸咎那些合法性有爭議的戰爭而非德國的和平主義原則。
他們還認為適得其反,指出那些有爭議的戰爭對國際秩序、北約團結和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爭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他們以其他德國支持的軍事行動,特別是阿富汗和科索沃,以證明他們是非和平主義。
在德國要成為一個有份量的政治夥伴,你必須接受聯邦國防軍和北約,但這是受德國和平主義者難以做到的。
2021的大選,社民黨和綠黨提到,極左的左翼黨與他們間最大的隔閡是缺少了對北約和聯邦國防軍承諾。
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非由和平主義主導,而雜糅了多元各異的自由主義理念。
首先是對經濟相存的信任所帶來的好處。德國一直辯護過去「通過貿易而改變」的政策,但很明顯的是,與中俄貿易是時狀況反而越變越遭。
(他們以為經濟可以改變極權國家的想法,進一步把他們與德國的價值觀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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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柏林的許多人認為,包括北溪 2 號在內的項目將「帶來和平紅利」,至少副總理兼外交部長Sigmar Gabriel是這麼認為的,
再來是樂觀的假設,認為外交工具可有效解決衝突,也許柏林在應用這些工具有獨特技能。
這種世界觀中,妥協總比冒險開戰好,即使你正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談判。
這種想法來自德國對冷戰如何結束的特殊見解,把它視為一系列成功的談判。
入侵烏克蘭前的幾個小時,柏林還在依靠外交手段,呼籲俄羅斯「保持外交渠道暢通」
德國參謀長和前國防部長在二月承認,聯邦國防軍已被被忽視到功能失調了,無法立即部署。
多年的投資不足使德國聯邦國防軍難以完成基本任務。
總理Scholz只能期望有「能飛的飛機、能航行的船,以及為執行任務而裝備精良的士兵”。
除了批評德國缺乏戰略思維外,另一個問題是梅克爾時代對有秩序的自由主義的執著。
他們主張預算平衡,維持健康的財政,避免舉債,因而造成公共建設投資和軍費的短缺
現在大家不是在質疑德國的和平主義,而是缺少戰力的聯邦國防軍和德國引以為傲的外交、貿易和財政紀律。
這些假設深深植根於柏林的政治文化,不太可能在一夕之間消失。
德國在國際上尋找新的定位和政策的過程,可能比許多人希望看到的更痛苦,而且速度要慢得多。
雖然德國從來都不是和平大國,但它也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成為傳統的軍事大國。
心得:這個歐巴馬時代相同,美國以為可以透過經濟夾帶一些民主價值改變中國,遇到衝突也改以外交手段解決。 2016年美國終於意識到gg了,川普上任改以激烈的手段對抗中國。希望這次可以真正的喚起德國,不要在睡死了?
之前德國媒體形容他們是tough on Trump soft on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