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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李敖先生——出版背後的故事（連載一）
文|李昕 2016-03-20
第一次聞知李敖大名，是在1985年。那年北大舉辦一場報告會，請專家介紹台灣思想界狀
況，我去旁聽了。從報告中，我知道了柏楊和李敖這兩個名字，了解到他們反權威、反傳
統、反專制、反暴政的言論和事跡，很有幾分景仰。
那時他們的著作都沒有在大陸出版。但是很快，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柏楊的《醜陋的中
國人》。找來一讀，頗感作者的「中國文化醬缸論」振聾發聵，但事後細想，又覺作者不
免危言聳聽，有嘩眾取寵之嫌。
最早讀李敖的書，是當時大陸未經授權而「內部出版」的《蔣介石研究》。三大卷，厚厚
的，裡面有頗多史料，我們在當時聞所未聞，見解也有耳目一新之感。讀後發現李敖在史
學研究方面的功底遠勝於柏楊。而他的文筆犀利、尖銳，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文采飛揚，
膽識過人，有魯迅風。
讀李敖的書，並不曾想到出版他的作品。那時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文學類圖書，把李
敖當做思想家和學者，並非文學家。但兩三年後，李敖的一位友人的到來，使我和他結下
了不解之緣。那人是李敖的朋友陳中雄，來自台灣，時間是1988年底。
陳中雄是為李敖送書的，說李敖指定要將自己的一批書送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他本人不能
親自前來，因為他在台灣與國民黨政府對立有年，國民黨恨不得驅逐他出境，如果他離開
了台灣，國民黨非乘機拒絕他重新入境不可，那他就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了。所以他要
留守台灣和國民黨共存亡。
我接收了這批書，一共20多本，都是李敖80年代以前的代表性著作。適逢1989年1月，出
版社成立綜合編輯室，由我擔任主任。此編輯室的分工，要突破狹隘的文學局限，組織出
版思想文化讀物。於是李敖著作的遴選、編輯和出版的責任就落到我的身上。
我首先看中的是他作為雜文家的兩本代表作《傳統下的獨白》和《獨白下的傳統》。這兩
本書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剖析和揭示，獨到而深刻，入木三分，卻又不像《醜陋的中國人
》那般偏激。
《傳統下的獨白》，1963年在台灣首次出版，是李敖的成名作，他自己說：
「這本書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實的『雜文』，有的談男人的愛情，有的談女
人的衣裳，有的談媽媽的夢幻，有的談法律的荒謬，有的談不討老婆的『不亦快哉』……
各文的性質雖是雜拌兒，但是貫串這雜拌的卻是一點反傳統、藐視傳統的態度。」
這種態度，使李敖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獨感。面對蕓蕓眾生，卻感落落寡合。
於是他把這些文字稱為「獨白」。
他以這種特立獨行的姿態走上文壇，幾年以後，便經歷了一場牢獄之災。在獄中和出獄以
後，他關於中華文化傳統的認識更加深刻和系統化了，但是仍然無人與之對話，於是他再
次「獨白」，寫下了《獨白下的傳統》。
這本書一下就吸引力我。別的不說，只是序言《快看獨白下的傳統》裡面的幾句話就牢牢
把我抓住了，李敖說：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裡。」
「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
「中國沒能被了解——全盤的了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被瞎子摸象。」
「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
鬼子——別再誤解中國。」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本書的由來還有故事。幾年以後，認識了台灣出版界的「小能人」、
被李敖稱之為「最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沈登恩先生，才知道，這本書是他催生的。
1979年，李敖出獄已經兩年多了。但是他仍然在媒體上處於被封殺狀態。沈登恩自中學時
代就是李敖的粉絲，此時作為遠景出版社的老總，他三顧茅廬，邀請李敖重出江湖。但當
時他想的，只是要再版李敖未曾被查禁的《胡適研究》和《胡適評傳》。然而李敖不甘與
此，他說：
「李敖十四年被封鎖，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兩本出過的書，未免太寒酸了，總該出一本
台灣沒發表過的。」
於是李敖精心包裝了《獨白下的傳統》，親自為它寫了全套的廣告詞。那一段著名的吹牛
文字，就印在這本書的扉頁上：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
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此外，此書的封底，還有一句令我印象頗深的廣告詞，李敖說：
「遠景過去沒有李敖，李敖過去沒有遠景，現在，都有了。」
這便以雙關含義，把自己和遠景出版社聯系起來。我讀了便想，李敖真是仗義，硬是要拉
著出版社一起出名。
這兩本小書令我愛不釋手。我們決定第一批推出。但是因為兩書篇幅都很小，總共不足20
萬字，在當時所有的圖書都采用52克膠版紙的印制，所有的版面都用老五號宋體鉛字排版
的統一格式下，分作兩本出版，就成了兩個小冊子，不夠大氣。於是我們把兩書合二為一
，定名為《獨白下的傳統》，在1989年春季推出。這是李敖作品首次通過正式授權在中國
大陸出版。
如何做宣傳？那時也小有爭議。我希望來一點先聲奪人的聲音，於是準備將那段五百年來
寫白話文前三名全是李敖的廣告詞印在封底。但當時編輯部有人批評我不夠莊重。我能理
解，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一家極其嚴肅的出版機構，難以容忍此等花言巧語。哪怕是另
行印制廣告，也不可肆意誇張，何況這是要印在書上的文字。但是，為了打開市場，我堅
持未改，可以算是打破了這家出版社的老規矩吧。
當時的圖書發行主要靠省地縣三級的大約3500家新華書店。我們專門和新華書店總店聯絡
，根據他們的要求，印制了1萬張介紹此書的海報，委托他們在全國範圍內分發。海報的
內容，我們是頗費心思的。我和編輯們分析了文化界的情況，認為此時尚處於「文化熱」
的末期，讀者對於中國文化題材的圖書熱情尚未消退，因而此書有潛力成為暢銷書。
但是，李敖的知名度還沒有打開。他和柏楊在台灣齊名，可柏楊前兩年靠著《醜陋的中國
人》已經名聲大噪了，而李敖在大陸仍然不為人知。於是我們覺得應該把柏楊和李敖綁在
一起宣傳，制作海報時，我們就特地強調，柏楊和李敖雙峰並起，各有千秋，他們的著作
，可以兩相對照，相得益彰。一時間，此書的海報貼滿了全國各地大大小的新華書店。那
時，國內還很少有人使用這種方法進行圖書促銷，我們的宣傳頓時奏效，此書首印5萬冊
一搶而空，很快重印發行到近20萬冊。（未完待續，逢周日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