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繼承五四傳統的李敖，早在2005年就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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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李敖的死訊傳出，我唯有搖頭而已。對我來說，李敖不是死於2018年，而是死於2005年—
—那一年，聲稱一輩子不離開台灣島的李敖展開了「神州文化之旅」，由反對國民黨的鬥
士，淪為諂媚共產黨的奴才。
台灣的中年以上的朋友，早年受過《文星》時代的李敖文化思想啓蒙的朋友，談起李敖來
，多少還有寫懷舊的意思。我在中學時代也是李敖迷，不過經過六四屠殺的洗禮，進入北
大後，我對極權主義的思考，已遠遠超過了李敖對威權主義的國民黨的嬉笑怒罵。然後，
就是看到李敖的這趟毀滅之旅。
李敖回到了闊別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來到他曾經生活過的作為「皇城」的北京。這個舞台
比台灣大千百倍，這裡的聚光燈也比台灣亮千百倍。
然而，在我看來，與其說那是一次「文化之旅」，不如說那是一次「商業之旅」和「統戰
之旅」。這是一個在業已初步實現民主化的台灣找不到位置的過氣人物，不甘寂寞的「最
後一秀」、「最後一搏」，宛如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一場耗費中國納
稅人無數金錢的輝煌之「秀」、輝煌之「搏」，卻「秀」掉了、也「搏」掉了李敖在台灣
白色恐怖時代靠坐牢積攢下來的所有老本。
為什麼說李敖此行是「商業之旅」呢？90年代初以來，李敖作品的市場已悄然轉移到中國
：在已經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台灣，他那些罵罵咧咧的大膽言論，無法繼續為他贏
得滿堂喝采，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需要建設性的、前瞻性的思想；而在言論不自由的中國，
劉曉波等真正的自由思想者都被消音了，一般讀者只能通過閱讀李敖謾駡蔣家王朝的文字
，來發洩對更加暴虐的共產黨的不滿，這就是李敖在中國走紅的特殊原因與背景。
另一方面，作為中共國安背景的香港鳳凰衛視的雇員，李敖的中國之行由鳳凰衛視一手策
劃，鳳凰衛視獲得全程跟蹤報導和播放的特權。李敖與鳳凰衛視的關係，從來都不簡單。
一直以來，鳳凰衛視都是中共「大外宣」戰略中的一枚棋子，是中共在海外的統戰機構。
它願意為李敖的行程買單，不是敬仰李敖的才華，而是以此完成黨交付的任務，同時製造
媒體熱點，提升收視率，獲得更高的廣告報酬。
李敖與鳳凰衛視的合作，無疑是中共對台統戰的一大成果。對雙方而言，這種合作如同「
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李敖為了保住這份工作，在這趟行程中刻意呈現其
作為「留在黨外」的「編外黨員」的角色，這樣中共才會視之為一支「優績股」。
李敖不是「文化使者」，而是精明無比、善於投資的「另類台商」。為了商機，商人可以
沒有祖國；為了版稅，李敖可以沒有立場。在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圖書市場上，李敖長期是
一線暢銷書作家。他十分看重在中國圖書市場佔有的份額（龍應台等人也是如此）。為了
保持和拓展在中國圖書市場的利益，李敖不惜克服他渲染的「飛機恐懼症」，飛到中國作
這場大秀。李敖到中國，跟數十萬在中國掙錢的台商一樣，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無非為
了一個「利」字。
李敖在中國所享受的待遇絕非獨立知識份子、作家和學者所能享受到的。且不說在釣魚台
國賓館住宿、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舉辦家宴，如此「頂級作派」全都得到中共高層的首
肯；單單是一路上數十名來自中央警備局、熊腰虎背的保鏢貼身護衛，其派頭就不亞於到
北京朝拜的連宋等政黨首腦。我不知道「中南海保鏢」的費用由誰買單，當然不會是李敖
本人掏腰包——大半由中國納稅人出錢。在中國，納稅人的錢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的「私
房錢」。為了「統戰」需要，中共不會吝惜這點小錢。
中共的錢是燙手的，是需要回報的。「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難怪李敖一啟程就高調宣
佈他是來「向黨中央報到」的，也難怪李敖一到北京機場便對中外媒體大罵台獨勢力、鼓
吹「祖國統一」，難怪李敖在作為「屠殺的現場」的天安門城樓上寫下「休戚與共」（「
共」，李敖解釋說，亦暗示「共產黨」）的媚詞。真可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也。
李敖訪問中國，足跡只是停留在北京和上海，連他的東北老家都沒有回去。北京和上海，
用經濟學家何清漣的話來說，是中共苦心經營的「現代化的櫥窗」，像孤島一樣突兀於廣
袤而苦難的中國之外。一貫標榜關心民生疾苦的「大陸型知識份子」李敖，為什麼不到北
京、上海之外的、真實的中國大地上走一走呢？去看看河南的上千個愛滋病村，去看看雲
貴山區數百萬的失學兒童，去看看老家東北失業工人居住的貧民窟，這才能讓號稱「一百
年來白話文寫作第一」的李敖獲得豐豐富富的寫作素材。
平心而論，李敖在北大的演講比我想像中的好——因為他晚年的表現太糟糕了，讓中國有
良心的知識份子早已對他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偶爾說幾句人話，反倒會讓人刮目相看。
李敖是絕頂聰明的才子，他沒有像中國某些御用文人那樣肉麻地、拙劣地吹捧中共，吹捧
得讓被吹捧者感到不舒服。李敖深知，不批評中共無法顯示其勇氣；但他更深知，中共的
秦城監獄比台灣的綠島恐怖千百倍。於是，他對中共的批評採用「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方
式，甚至大段引述毛語錄為自己壯膽。不過，李敖總算抓住「言論自由」的主題，申明言
論自由對一個國家民族有益無害，也暗示他知道「祖國大陸」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李敖
的作品在中國出版時就經常遭刪節，如他很得意的《孫中山研究》仍不被允許出版，因為
中共要保留孫文這個神主牌，不容李敖褻瀆孫文。
李敖從來不抗議中共宣傳部對其作品的閹割，他敢得罪「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國民黨
，卻不敢得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共產黨。
北大講台上那些驚人之語很快回饋到主人那裡——中宣部哪裡容許你如此插科打諢？你又
不是美國總統。中宣部將鳳凰衛視的高層主管找去訓斥一通，李敖晚上也睡不好覺了，趕
緊鞠躬道歉、反省認罪。此後在清華和復旦的演講，立即變得規規矩矩的，連「扛著紅旗
反紅旗」的言論亦蕩然無存了。中共這個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主子，可比台灣挑剔而善
變的選民更難伺候，李敖總算領教了一回。在接下來的行程中，李敖絕口不提自由主義，
而津津樂道於愛國主義。如《聖經》所説，「那入口的不能髒人，那出口的才能髒人」—
—李敖愛的是哪個國家？李敖拿的是哪個國家的護照？
人心確實比萬物都詭詐。從本質上來說，李敖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任何一種價值觀的
持守者。他是精明的買賣人，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而罔顧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在評論
中國問題時，李敖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他的中國之行，對中共而言，利遠遠大於弊
。李敖在台灣指名道姓地大罵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歷屆
總統，卻不敢對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獨裁者有任何一點不敬
的言辭。他知道「入鄉隨俗」，更知道「柿子挑軟的捏」。
李敖曾經撰文嚴厲批評70年代到台灣訪問的蘇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李敖認為，作為《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忍尼辛訪問在威
權主義統治之下的台灣，沒有為台灣獄中的良心犯呼籲，此一行動是對台灣當局的支持，
也是對台灣的異議作家同行們的傷害。對於索氏這位反抗專制的鬥士來說，那趟台灣之行
是其生命中的一大污點。如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李敖對索忍尼辛的批評變本加
厲地回應到他自己身上，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義的一幕。
李敖在面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時的不同態度，與其説是他本人的重大轉變，不如説這一個案
生動地顯示出共產黨比國民黨邪惡、詭詐一百倍。國民黨對付不了李敖，共產黨卻將其玩
弄於股掌之中。
從那時起，我便宣佈廢除此前對李敖的所有讚揚——我曾經將李敖視為北大精神和五四傳
統的繼承人，他也是我早年引用警句最多的作家之一。向李敖告別，似乎是我走向成熟的
重要步驟。而那趟到中國的「敗德之行」的13年之後，早已如一具行屍走肉的李敖終於風
光不再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唯有一片罵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