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原PO的這個問題我有興趣也曾經被困擾過，我試著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在我當軍隊社工時，曾經接過一個特殊的案例，那時一位弟兄準備入監服刑，但在服刑前
還有七天多的時間，那位弟兄鬱鬱寡歡被班長帶來我這裡。
老實說這位弟兄的犯罪應該是滿嚴重的，暴力犯罪，三審定讞要服刑六年。
我那時一接到這一案，我心底馬上想到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這位個案之所以受苦，那是
應為司法體制正在制裁他，讓他為自己犯的罪受懲罰，如果我現在去同理他，讓他過得比
較舒緩，那我不就變成某種有罪之人的安慰劑了？
其實這樣的想法蘊含著核心問題：「誰是值得被幫助的個案？」「誰是受害者？」「我自
己作為社工的角色是什麼？」
先講故事的結果，結果就是我還是硬著頭皮緩解了這位弟兄的焦慮，讓他知道現在受苦是
有意義的，他正在為自己帶給家人的經濟壓力，曾擔著不孝的罪，然後引導看見未來，讓
他期望自己能夠配合入監規定，快點拚假釋。
畢竟當時在軍中，我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我只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回到上面三個核心問題，我相信如果從事相對人社工、更生保護會社工、獨老社工、遊民
社工，應該多少會遇到這些問題。個案的現況，有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個案可能早
年自己就家暴，拋家棄子，積欠賭債，搞得晚年眾叛親離變成現在孓然一身的狀況。
每個個案都像是我自己的價值選擇，但是畢竟業界的個案量大，不太可能每個個案都讓他
們跟自己的信念碰撞，我遲早會崩潰。
所以我做社工，我做到現在比較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技術工，執行長官交辦的個案，然後把
個案做好，謀其最大利益，無關乎對錯，社會工作無關乎正義。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我自己會在同理的過程中，或身為社工的角色下要求自己要有「社會正
義」、「判斷是非對錯」，這時候抱著這些人權、社會主義、正義的口號，骨子裡卻還是
一個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
但社會工作處理的就是複雜案件，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反而很多時候可能是不符正式資
源的條件被踢皮球到社會局這邊去處理，很多時候反而個案的現況是集體的共構，而個案
自己參與其中。
若抱持著黑白的二元判斷，反而會限制自己的工作方向與可以工作的個案類型。
最後我自己重新定義，我所工作的個案，我認為個案不是受害者，因為受害者的對立面是
加害者，那表示可以在現況中找到一個敵人去指責與制裁他，但很多事情是沒有那個加害
者存在的。
我所工作的個案，我認為個案是正在受苦的人，並且他的家人或對造同樣也在受苦，當我
把視角定位在此，這時候就沒有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劃分，對我來說兩者同樣都是我可以工
作的對象。
這算是我這一年來比較深的體會，敵人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