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廖珮杏／什麼時候台灣才夠民主？從鄭南榕一段筆戰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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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名義上解嚴至今已有35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在選舉程序、政治參與方式上都已
經相當民主，2022年在《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也高居全球第8，屬
於「完全民主」，排名甚至超過美加英法這類老牌民主國家。
但台灣人的政治心態真正民主了嗎？一個民主的社會除了嚴守民主程序以外，還需要哪些
民主意識？民主的心態如何產生，與威權心態有何不同？鄭南榕基金會最近陸續整理鄭南
榕的手稿，我們發現，鄭南榕1983年在兩篇文章中所批判的威權心態，似乎一路跨越了40
年，甚至到了今日的台灣依然相當普遍，而且可以解釋這三、四年來台灣在面對威脅時，
為何會陷入掙扎。
鄭南榕在創立《自由時代》週刊之前，常為黨外雜誌撰寫文章。1983年3月1日《民主人》
雜誌刊出了〈與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辯論黨外問題〉，鄭南榕先是在這篇文章尖銳的指出，
台灣為什麼應該開放黨外參與政治跟建立新黨，之後又在同月26日的《生根》雜誌上撰文
〈黨外民主嗎？〉，批判部分黨外人士對民主的想法有嚴重的威權思想。從先後刊出的這
兩篇文章，可以明顯看出鄭南榕的核心關懷。
他認為當時的台灣已經足以開始走向民主化，建立政黨是走向民主的必經之路。國民黨以
各種話術說台灣當時時機不對、資格不夠，以此阻止黨外組黨，其實毫無道理。
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以台灣人民及黨外對民主社會的想像，如果真的組了另一個政黨，
這個政黨內部能不能民主也需要自我警惕。因為如果黨外真的組成了新的政黨，但討論方
式卻跟國民黨一樣，最多也只是在奪取政權而已，對於民主的貢獻相當有限。
對於鄭南榕而言，意見討論和投票選舉的過程有沒有民主化、是不是由下而上，遠比黨外
得到幾個席次、國民黨與黨外如何協商都重要太多。如果討論方法是不民主的，所謂的協
商只是黨外跟國民黨在「分贓」。
「民主不要躁進！國家會滅亡！」
1983年，戒嚴仍壟罩著台灣，美麗島事件已過去三年多。在〈辯論黨外問題〉一文中，國
民黨立委林鈺祥指稱這個事件走的是群眾運動路線，對社會秩序有害，因而得不到執政黨
以及社會大眾的信任，更不用說讓黨外組成一個新政黨了，因為國民黨認為，當時的黨外
並沒有能力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政策，不夠有建設性、也不夠積極穩健，「黨外要先盡反
對黨的義務，才能要求組織黨的權利」。
國民黨一直以社會條件不夠、民主文化有問題為由不准黨外組黨，但鄭南榕在〈辯論黨外
問題〉一文中駁斥，台灣經濟跟教育條件都已滿足，國民黨禁止組黨，只是害怕對面的共
產黨而已。結果也是因為這篇文章被人舉報，鄭南榕從此被黨國體制盯上。
當時的國民黨認為政治是從上而下的，整個國家應該聽從中央的決策，並選出有效率跟有
能力的人去執行。好的政策是必須當下就能執行，而且看得到效果。這種思維極為排斥異
議，對討論極為沒有耐心，看到任何批評都懷疑是要顛覆政權。而且無論是刻意為之還是
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當時實質上施行威權統治，卻又同時對國內外宣稱自己是「民主中國
」的國民黨，經常把「民主政權」等同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於是所有反對國民黨統
治的思想跟行為，就全都變成了在危及民主。這種打著民主的旗號傷害民主的話術，史丹
利在《修辭的陷阱》稱之為顛覆型惑眾妖言。
這時如果有人以民主理論或其他國家的民主實務，要求開放言論或參政，國民黨就會搬出
各種話術，說台灣民主還沒成熟、人民還沒滿足條件，甚至說操之過急的民主會成為對岸
中國入侵的後門，例如「他們（共匪和台獨份子）只是假藉民主之美名，來埋葬我們明天
的民主，他們要你今天拼命擴大自由，而明天讓你喪失所有自由的陰謀，我們不得不堤防
。」這種「民主過快會摧毀民主」的說法，很難讓人不聯想到赫緒曼《反動的修辭》裡面
的危害論。
這種思維甚至瀰漫到當時的黨外，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就指出，當時就連爭取民主的
黨外，都有一些人認為民主不能躁進，推舉候選人時應該服從黨外中央的決定、黨外只要
比國民黨更民主一點點就可以。
但鄭南榕認為民主運動不是這樣。追求民主的人不應該放棄主動，不應該把民主的困境歸
罪於他人。因為中共永遠不會變得民主，如果台灣的民主程度要取決於中共有多民主，那
麼追求民主的人就會被不民主的國民黨同化，民主永遠無法往前邁進。
他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有什麼樣的『民主心態』，
就會建立什麼樣的『民主程序』」。 「一旦不能夠自動自發，民主自然就大打折扣，水
準也就往下降。」
「亡國感」背後的威權遺緒
有趣的是，以上的脈絡都發生在40多年前，但類似的說法近幾年卻依然可見。
例如2018年之後，台派與進步派就經常掙扎是否要繼續「網內互打」。2018年的公投與縣
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所以面
對國民黨復辟跟中共的國安威脅，首要之務應該是團結抗敵，鞏固民進黨的長期完全執政
，穩固了政權之後再來逐步實現進步改革。在那之後，許多爭取環保、人權的團體就經常
被「抹紅」、「抹藍」，甚至一度被稱為「中共同路人」。
這種「亡國感」焦慮背後對於民主的潛在不信任，其實跟鄭南榕在1983年兩篇文章批評的
對象異曲同工。他們都認為自由的意見溝通可以輕易被專制集團入侵、認為進步改革要「
看時機」、要在政權「夠穩固」的時候推動改革，理想才能真正實現。
但專制集團入侵民主之後，到底可以做出哪些顛覆？怎樣的時機才「夠好」？什麼時候政
權的穩固程度才「足以」實現改革理想？他們很少給出明確的答案。
當然，許多證據都證實，中共確實以各種代理人影響台灣民意；許多國家的選舉經驗也提
醒我們，輿論與選舉操弄的確可以讓人民在錯誤的資訊環境下，投出自己並不想要的結果
。
但有效防範這些惡果的方式究竟是什麼？究竟是盡可能開放討論，藉此盡早找出所有可
能的危險事項然後直接禁止，讓這些事情無論是誰提出都無法得逞；還是因為民眾很容易
被滲透，就阻止民眾批評政府、阻止各種「過於激進」的進步改革？
防止威權復辟也是一樣。如果民主已經是台灣大多數民眾的共識，要成功長期防止威權政
黨勝選，到底是要開放民意溝通，提早找出施政可以改進的地方開始解決，還是把隱憂壓
下不表，直到問題爆開之後變成威權政黨在選戰中的操弄良機？
此外，這種焦慮很可能過於重視一兩次的選舉結果，忽視了民主社會的長期韌性。民主的
社會本來就不適合威權政府統治，一個擁有自由報導，習慣自由討論、要求政策都要有充
分理由、會去查核事實、檢查政府資訊、重視私有財產權、容納異議、接受多元的社會，
對於威權政府來說非常難治理。
去過中國留學經商的人一定知道，台灣的行政體系、市場交易系統、金融系統、司法系統
以及人民遵循法規的方式，都跟威權國家差很多。當台灣的體制越來越民主，中國要治理
台灣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即使哪一天拿下台灣，也必須額外引進大量的警察和官員來替
換整個政府體系，甚至可能比治理中國還要昂貴。專制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穩定統治，如果
台灣的民主深化到某個程度，中共甚至可能會放棄統一1。
同樣地，當台灣的民主實踐越來越深化，威權政黨想要利用一時的執政效率不彰或者社會
動盪來勝選，也會越來越難。
不開始練習民主，永遠都不夠民主
另一種當時常見，至今可能也還相當普遍的心態，就是認為民主討論跟民主治理不需要練
習，就能自然而然形成。
當然，鄭南榕所批評的對象並沒有直接這麼說，但光從他們認為民主不要「躁進」、要看
時機、要有「建設性」（發言的時空背景相差太遠難以確知原意，但根據善意理解原則，
意思應該是要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建議2），就可以推論出一件事：他們認為參與民主有
某條分界線，滿足資格以後政治意見的品質就會跟目前的統治階層一樣優秀，而且在參與
之前不需要練習，只要從旁觀摩即可。
這是一種非常威權的心態。這就很像許多長輩會認為年輕人年紀小，感情觀還不成熟，上
大學之前都不應該交男女朋友，大學時期也要盡量以學業為重，然後等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開始問，你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
可惜民主跟談戀愛有共通性，是一種不親身練習就不知道該怎麼做的事情。民主並不是人
類天性，要擁有民主，就得一邊移除威權，一邊自己打造。人類不喜歡被管，但卻不是一
出生就知道怎麼樣為自己負責；人類在乎平等、公平，但卻不太了解如何實行；人類不是
天生就在乎彼此尊重；喜歡鞏固既得利益，而且通常只在乎自己人的利益；人類並不了解
，也並不擅長把自己的傾向跟自己的想法好好想清楚；人類很懶惰，如果有人可以幫自己
打理得好，就盡量不會去思考複雜的問題（例如國家怎麼治理）；只要有人幫忙打造出方
便的工具，自己就不會想動手。
無論是民主還是談戀愛，這些事情無論看多少理論、看多少別人的故事，只要沒有親身參
與過都無法知道該怎麼做。人民如果民主程度不夠，主要就是因為欠缺練習，如果以此為
由阻止人民參與政治，或者擔心「食緊挵破碗」，反而會讓人民的民主素養遲遲無法推進
，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的結尾感嘆，當時的黨外民主確實還有很多毛病，但「別忘了，
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來醫治。」民主必須要「主動自發」。只要不開始練習，就
永遠沒有民主。這些呼告至今依然相當受用，因為追求民主是一個運動的過程，沒有什麼
「太民主」這回事，永遠只有「還不夠民主」，或是後人忘記了民主的原則。民主沒有終
點，沒有預定的方向，只有不斷運動的過程，只要停下來，民主就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