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園監控】交女友警總先知道？無所不在的校園監控－陳信行專訪
2016/08/12
張方慈 胡醴云 / 台北報導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讀大學適逢1980年代末期解嚴前後。他加入校內
學運組織，積極參與台灣民主改革，並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中擔任學運幹部，串聯
全台學生，要求解散近半世紀未改選的國民大會。
從戒嚴末期到1991年清大獨台會案判決免訴，正式宣告言論自由解禁，陳目睹校園情治系
統的衰亡與崩潰，所謂的政治監控也越顯無力，甚至可笑，然而監控文化造成的恐懼感卻
難以消散，仍像幽靈般在校園的各個角落遊蕩。
八大情治體系進駐校園 教官與警總、調查局「爭業績」
我大學就讀成大，那時候每個大學裡面都有八大情治系統，屬於不同勢力，據說都有在各
個系所布線。這等於你一個班三十個人中，至少有八個人是抓耙子，part time拿他們的
錢，負責舉報老師跟同學有什麼反政府言論。
因為老蔣小蔣不信任他底下的任何一個人，所以八個系統要互相監視，也互相競爭。像電
信檢查是警總在做的，監聽我電話的是警總的人，所以發現我跟我現在的老婆開始戀愛的
，第一個是警總，我的室友都還不知道，他們就知道了。教官還有點憤慨說，這個消息他
沒有報上去，讓他被上面的責過。
那時候教官隸屬教育部軍訓處，是其中一股監控勢力。我們的社團開始地上化、站出來抗
爭時，系教官是第一個約談我們的，會跟我們說，你不想你自己，也想想你的家人。那個
時候有一個跟我們一起出來抗議的女生，爸媽兩個都是小學老師，教官透過「人二室」通
報上面，然後認識的人去跟他爸媽講。結果她被他爸關起來打了一個禮拜，不准她上學。
因為他爸說這樣的行為會害死她們全家。那年代教官控制力已經不大，後來的歷史證明，
我們這一代的人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政治迫害，多半是恐嚇居多。
高中：教官無所不管 站第一線維持國家表象
高中那時教官的控制力很強，大概是1980年代初期。教官主要負責管理服儀和頭髮，用手
指量頭髮，超過手指頭長度就打、登記學號，對服裝儀容的吹毛求疵是我們那幾代人對教
官最深刻的印象。教官也負責拿鞭子打人，高中如果老師要壓制所謂的頑劣學生的時候，
他們會找教官去打，因為據說教官是軍人，比較可以壓制頑劣學生。
另外，教官還負責招攬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入黨。我大概是我們班少數幾個沒有入黨的
，那時還被約談好幾次，教官覺得我不給他面子。我跟他說，我真的不知道入黨的意義是
什麼、權利義務又是什麼。然後教官就說，講什麼意義，就是給我一個業績啦，你連最基
本的面子都不願意給我。
教官也管理學生品行問題，我還聽過有教官被派到專門放色情片的電影院前面，查看有沒
有他們學校的學生去看。總之那個時代各式各樣政府想要維持表象的東西，都交給教官執
行。
監控效力大不如前 特務請喝咖啡求業績
大概在80年代末期戒嚴體制開始鬆動。從美麗島事件之後，像林正杰，還有陳水扁，沒有
被以叛亂罪而是以誹謗起訴，相較於美麗島事件那種會被送軍事審判處以死刑的程度來講
，刑期是很短的。陳水扁已經那麼大咖的人是這樣，像我們這種小咖，你看看就知道，不
會怎麼樣。
社會上也越來越多人敢走上街頭，台北高雄街頭每隔幾天就會有遊行示威。不只是政治上
面的要求解除戒嚴，還包括環保抗議，比如說鹿港反杜邦，工人也紛紛出來抗議。理論上
當時還是有法律可以把這些人的嚴辦的，例如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就是唯一死刑，但是
政府並沒有這麼做。
所謂的政治監控也漸漸的從剛開始很嚇人，變得兵敗如山倒，到後來我覺他們都有點三心
二意的。大概是他們也看得出來，即使他們把我報得再怎麼大逆不道，我也不會被抓去關
。我就遇過國安局的人向我表明身分，請我喝咖啡，然後問我說，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抗議
？還拜託我給他一點消息，好讓他做點業績。不然調查局的人報上去他沒有報，一定被上
面K得一塌糊塗，然後我就會嫌他咖啡不好喝。這是戒嚴體制已經搖搖欲墜時的狀況，到
了末期他們的恐嚇已經沒有用，那時跟他們打交道就變得有點有趣。
壓倒情治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大概是1991年清大的獨台會事件，調查局直接進入清大校園
去抓人，引起全台各地大抗議，結果是調查局長下台。這對整個情治系統都是一大震撼，
等於是在告訴他們，你們可以恐嚇人的時代已經過了。
監控無所不在 室友可能是特務
我們那年代教官能動用的資源不多，控制力已經不大，對我們來說，真正影響到我們生活
的是那種「任何一個同學都可能是特務」的感覺，那 破壞性非常高。
現在如果有人感覺自己隨時都被監控，我們可以確定他要去看精神科，這是典型思覺失調
症的症狀。但我們那時候，幾乎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感覺，同儕之間會彼此擔心，
會不會我現在跟你講話，你今天晚上就寫報告呈上去。
那對人際關係非常不健康，我真的不知道這些監控體制除了知道我的戀愛故事以外，到底
運作到什麼地步。像我曾經懷疑我室友是特務。第一，他是我室友，第二，他每天都很早
起，而且他爸爸是警察，他又是國民黨的小組長，各種跡象都讓我覺得，八成就是他。那
時候民進黨建黨後第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我有私下參與文宣工作，依當時大學法我是可以
被開除的，所以我盡可能避開我室友，半夜兩點起來做事好避開他。
直到我們大家一起做個決定說，完全不把任何人當作是特務，我就會開始跟他講我政治上
的看法，他非常贊同啊，聊開以後我才知道，原來他早起是因為他那時真的很迷太極拳社
，他也跟我說他一直覺得奇怪，我是不是有夢遊症，因為半夜兩點我就會從床上起來。之
後我們抗議，他也會站出來。
教官在歷史上的確是扮演很糟糕的角色，可是只要一閃過那個時代，他們那個壓迫性角色
就真的很難看到，而且事實上也很沒效。所以說我們喊教官退出後來就變得有點空洞，只
是針對戒嚴時期體制的一種抗議。所以一直到我大學都畢業了，教官還是沒退出校園。我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代搞學運的人真的是羞愧，怎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過了幾十年還
是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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