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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朝廷對陸、海對外貿易都是很重視的。尤其是海上貿易已逐漸發展為經常性的
大宗販運，往來次數多，商品種類增加，貿易額擴大，十分繁榮發達，更引起朝廷關切
，因此唐王朝特設“市舶使”一官，以專司其事。
“朝廷之所以待設市舶使專官，以經營此項貿易，其目的之一是為了給皇帝后妃搜求珍
寶，以滿足其奢侈需要；其目的之二是為了抽取‘舶腳’——商稅。以裕財政收入。由
于是公私兩利，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搜括所得，多入皇帝私庫，同時又獲得一
大筆稅收，而后來歷屆朝廷對于市舶貿易，無不大力獎勵扶持，銳意經營，……大力招
徠”，這樣，作為從事海上貿易或是陸上貿易而從阿拉伯、波斯遠道而來的客商，在唐
自然是很受歡迎，一般的待遇都不錯，生活也較富裕的。
在唐阿拉伯、波斯商人所受待遇不錯，表現在以下方面。
1．來唐進行朝貢貿易的阿拉伯、波斯使臣、商人、均受到朝廷厚遇，有的被封官，有的
得到了超過原貢品價值的回賜。如，阿拉伯人朝貢得到回賜的，我國史書上有記載的有
五次：第一次，“公元725年，大食遣其將蘇黎等12人來獻方物。并授果毅，賜緋袍銀器
；第二次，公元729年，大食遣使來朝，且獻方物。賜帛百匹；第三次，公元733年，大
食遣首領摩思覽達干等來朝。并授果毅，各賜絹20匹；第四次，公元741年，大食國首領
和薩來朝，賜紫泡金鈿帶；第五次，公元753年，黑衣大食遣大酋望25人來朝，并授中郎
將，賜紫袍金帶魚袋。另外，在朝貢中，阿拉伯使者被授予“郎將”、“左金吾衛將軍
”、“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中郎將”等名譽職稱的，也達七次之多。
波斯因其國后被大食所滅，立國時間短，故朝貢次數比大食要少。但波斯使臣也得到了
回賜。共有兩次；公元717年，羅和異國大城主郎將波斯阿撥來朝。賜帛百匹，錦袍鈿帶
，及薄寒馬一匹；公元722年，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僧及烈朝貢，授首領為果毅，賜
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除回賜外，被授名譽職稱的有五次，使臣分別被授為左威衛將
軍及折沖，并留宿衛。可見，來進貢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使臣都是很受朝廷重視和厚
遇的。除了有上述好處外，使臣商人們還能享受到一些別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如，“不
僅進貢的禮物可以免納沿途的商稅，有時連進貢人私帶的貨物，也可以只納半稅。進貢
人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食宿免費”。正因為有上述各種優待，所以阿拉伯、波
斯商人是很樂意到中國充當使者，進行朝貢貿易的。
2．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在生活和營業上也受到異乎尋常的優待，得到許多前所未有的
方便。由于市舶之利甚厚，不僅可以裕國庫，而且可以飽私囊，上自皇帝，下至廣州地
方官吏、直到吏胥隸役都是這種貿易的受惠者。因此，阿拉伯、波斯商人來中國貿易“
住唐”，進行民間貿易也很受中國當局歡迎，這就使得他們往往受到異乎尋常的優待，
在生活上和營業上也得到許多前所未有的方便。例如，為了適應他們的需要，在廣州、
揚州等城市內，就專門劃出了一個特殊居留區——蕃坊，供他們集中居住和營業。這樣
，使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可以各按照其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并
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
僑居在長安、廣州、揚州、泉州各通商口岸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加，他們聚居一處，稱
為“番坊”。……唐朝政府指令番坊中的穆斯林推選出“最有德望”的一二人，由唐政
府委任他們作“都番長”，番坊中設立管理機構叫“番長司”。而這些擔任“都番長”
的人，大都是當地管理伊斯蘭教務的“篩海”（教長）和管理民事的“朵錐”（宗教法
官），他們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領導者和穆斯林間爭議的裁決者。他們除了調解糾紛、
判斷曲直，及領拜、宣教、祈禱外，還負有招徠海外商船來華通商貿易的任務。
蕃坊的設置對于虔誠地篤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來說，給他們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因為“蕃坊不僅是外國商人集中居住的地點，而且由于他們在那里‘列肆而市’，
因而車馬填闐，人眾雜沓，從而形成一個繁華熱鬧的商業區。這個商業區不僅有特殊的
經濟地位，而且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如蕃人犯罪不受中國法律制裁，由蕃長按照其本國
法律懲處，這頗似后世由不平等條約形成的洽外法權，而成為特殊區域蕃坊，亦頗似后
世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都市內劃定的租界。所不同的是主權沒有喪失。”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位伯商人蘇萊曼在其游記中記述當時廣州蕃坊的情況如
下：
中國商埠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外有伊斯蘭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
蘭教商賈多居康府，中國皇帝因任命伊斯蘭教判官一人，依伊斯蘭教風俗，治理穆斯林
。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專為與穆斯林共同祈禱，朗讀先圣戒訓。終講時，輒與祈禱者共
為伊斯蘭教蘇丹祝福。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依《古蘭經》、圣訓及伊斯蘭
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來此方者，皆頌聲載道也。
哈桑在他的著作中也寫道，在唐代，“僑居中國的穆斯林有自己的教長、法官等職權，
不僅限于廣州，其他中國城市，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穆斯林的法官、教長、寺院和市
場”。
可見，唐代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國各處城市里都享受到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信
仰上的照顧的。《唐律疏議》載：“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
法律論”。也說明了這點。
值得一提的是，蕃坊這種形式，對于阿拉伯、波斯蕃商經商是十分有利的。因為它使他
們在全國宏觀上“大分散”的情況下，在各城市的蕃坊里能在微觀上“大集中”，形成
密集民族商業網點和繁華的商業區。這不但對于他們在唐代加強相互聯系和協作，開展
商業活動有利，也對歷史上回族的形成和回族商業的發展十分有利。
3．在唐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國受到的限制較少，可以在內地定居，買田置屋，娶
妻生子，行旅往來不受限制，生活和營業都很自由。唐代“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外國商人
可以毫無限制地深入中國內地，他們足跡遍天下，不管在內地多么偏僻的山村野店，也
可以遇到有同行的商胡。”這種情形可由下引記載看出：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揖相次，商胡病，因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異色也。又
遺一大珠……。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宮，而以二女求配。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
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村外，剖得徑寸珠一枚，……便還本國。
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家產蕩盡。遇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米千獲之。尋
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蘭所織，若暑月陳于坐，可致一室清涼，
即酬千萬。
大安國寺，……道坊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僧納之柜中，殊不為
貴也。……月余，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
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
以上這些故事中的“商胡”，“波斯胡人”、“西域胡人”“波斯”，看來都是住唐的
阿拉伯、波斯商人了。可見，他們中有很多是經營珠寶的，為了搜求珍寶。一旦遇到主
人自己不識，也不珍惜的奇珍異寶。他們會不惜出驚人的高價購買。而且，他們在都市
內開設的邸店——“波斯邸”，除經營銀錢業外，也兼營珠寶業，并且每一交易都富有
濃厚的傳奇色彩。這類故事大都見于筆記小說之中，又都夾雜著許多神話成分。但是，
這些故事曲折反映出來的社會現實，說明了唐代的阿拉泊、波斯商人在中國內地定居的
也不少，而且生活和營業都比較自由，行旋往來并不受限制。另外，從《資治通鑒·唐
紀》中可知：“……胡客留居長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
居不欲歸”。可見，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國買田造屋，從事商業活動，以及與中國人
通婚都是自由的。上述這些方面，說明阿拉伯、波斯住唐商人在中國受到的待遇是良好
的，總的來說生活也不錯。這樣，也難怪他們中有大批的人要留居中國了。住唐阿拉伯
、波斯商人在唐代雖然受到歡迎，待遇很好，但是也受到一些限制，影響了他們商業活
動的展開。
其一，他們是客籍，又是商人，因而很少可能在唐朝廷中擔任實際官職，掌握實權。在
唐代，外籍的阿拉伯、波斯人在朝廷中擔任實際官職的也有之。比如，波斯國人阿羅喊
，在唐顯慶年中，就官至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郡開國公，還擔任過唐王朝慰撫拂林
國的大使。波斯國人李元諒、曾是唐朝潼關領軍，后屢立戰功，先后升任御史中丞、華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鎮國軍節度使、銓校工部尚書、右仆射、右金吾衛上將軍、隴右節
度使等職務，被唐朝廷實封七百戶，賜甲第女樂，并授與其兒子六品正員官。安附國（
波斯國人），也參加了唐的軍隊，曾任左領軍左郎將、上柱國、右戎衛大將軍等軍職，
封邑七百戶。波斯人石處溫，曾任過四川利州司馬，萬州刺吏。另外，李玹、李珣、李
舜弦三兄妹中，李玹曾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但是，以上這些人都不是商人，阿拉伯
、波斯商人在唐朝廷中做官掌實權的卻是一個也沒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受到
中國朝廷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如唐武德七年（624年）就規定工商雜類不得
參予“仕伍”，工商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名升降者，要予以處罰。貞觀元年（627年）又
下令：“禁工商不得乘馬”。阿拉伯、彼斯商人雖是客籍商人，但總是商人，故也適用
于上述規定，是不得入仕當官的。可見唐朝廷對商人（包括外商），僅是優待、寬容取
其利而已。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國住唐、雖能富有，但卻并不“貴”，而在中央集權
、官僚機器龐大的中國，沒有官職，商業活動自然會受到很大限制。可見，他們處處還
得受制于官府，政治地位受到限制。
其二，他們的經濟生活是不穩定的，平時曾受中國貪官污吏的壓迫、剝削，一遇動亂，
又往往成為搶劫屠殺的對象。如，
廣德元年（公元750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下大掠
廣州。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為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尋為鄧景山所引，
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波殺者數千人。
大歷八年（公元773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
節度觀察使。……乃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后沒其財寶數百萬貫，
盡入私寶。
另外，黃巢起義后，雖殺戳一此與封建地主狼狽為奸的外商，同時，也曾因為藩鎮割據
，政府威令不行，所以“外國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貨物則悉為劫掠”，被害的
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多達12萬——20萬人。對于這些壓迫和屠殺、掠奪，
阿拉伯、波斯商人也曾以暴力反抗。例如：
南海歲有昆侖舶市外區深琲，（武后朝）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癸巳，廣州奏，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
城而遁。
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而后來，阿拉伯商人因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海、陸兩路都來得少了。陸路基本上因安
史之亂后軍事封鎖而斷絕了經濟往來，而海路則多不至廣州，而轉移集中到國外的港口
城交易了。這樣，使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國境內的商業活動也漸趨衰落。可見，他們
經濟生活和商業活動都是不穩定的。這樣，就使他們中除經營邸店及收購珠寶的富商大
賈外，也還出現了一些的小商小販，被稱為“窮波斯”。例如：
沈既濟《任氏傳》云，鄭子早行，因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
子憩其簾下，坐以侯鼓。
有舉人在京城，鄰居有鬻餅胡，無妻，數年，胡忽然病，生存問之，遣以湯藥，既而不
愈。臨死告曰：某在本國時大富，因亂遂逃至此，本與一鄉人約來相取，故久于此不能
別。
從他說的話中，可以斷定他原是阿拉伯富商，后因國內動亂，到中國經商，最后落魄，
只能做餅子糊口了，因病只能客死它鄉。這兩個例子說明，當時中國的長安等大城市商
胡多的地方，這樣的胡人賣餅小店是不少的。這種現象表明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中
有富也有窮的，在唐時就已發生了內部的分化。另外，還表明他們在唐時除了善于經營
珠寶、香藥外，也開始經營飲食業。因此，不應該光認為經營珠寶、香料、藥材是回族
商業中的傳統行業。實際上，回族及其先民經營飲食業也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它也應
是回族商業中的傳統行業。
其三，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在商業活動中雖比較自由，但相對也受到一些限制。首先
是他們由海外運進之貨，達岸后曾受到唐朝廷派出的市舶司官員的盤剝，“凡珍異之物
由官抽取以收專賣之利或上供宮廷使用”，這在當時稱為“禁榷”。這樣，許多珍異名
貴值錢之物便到了宮廷或官員手里，使經營這些商品的蕃商受到很大損失。其次，還要
交稅并完成一系列麻煩的手續。唐代對外貿易所得較多，而其中好多就是靠重征阿拉伯
等外商的舶來品的稅而得來的。“不過舶腳和禁貨的稅率，在我國的史籍中還沒有發現
，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游記的記載看，稅率大體是30%。其中還記有海外商船到廣州后，
唐官吏令外商呈交舶貨，并封藏于特定的倉庫中，存放期限是六個月，收取稅金后，其
余的還給原主處理”。可見稅率較高，而且手續很麻煩。任市舶使的宦官多陰狠貪婪之
輩，而又口銜王命，威權專擅，而被敲剝的蕃商皆來自外國，人生地疏，勢單力薄，處
于絕對無權的地位，就是被掠奪了也往往是無處可告的。在完成這些手續中，免不了還
要遭受很多損失。再次，蕃商們的營業內容和行旅雖不受限制，但營業時間和地點卻是
有嚴格規定的。唐代的市由官設，市的設立和廢止，都是以朝廷的命令行之，即所有的
市都是由朝廷設官管理的，都是官市，蕃商是不能自行設市的。而且，市必須設在城內
的固定地點，成為城內的一個特殊區域，蕃商不能自由選擇一個適于做買賣的地點來進
行經營，也不能擴大營業范圍。政府把市場劃定一個地點，并不是允許商人可以在那個
區域里自由安排，而是劃定一個不大的范圍，四周用垣墻圍起，四面各開門，蕃商必須
進入市門內才能交易，市外交易是違法的。另外，市的交易時間——即市門的啟閉，亦
由法律明文規定：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
散。其余時間，即市門關閉時間，是不準交易和進出的（坊市夜間開門，只有在皇帝特
許之下才行）。最后，唐代市的大小不同，市官亦有等級之分。這些官吏全是由朝廷派
遣，其中并無阿拉伯、波斯商胡。他們作為商人，須完全聽命于這些官吏，即在市場中
的身分、地位是很低微的。
由上可見，唐代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雖然享有營業、生活和行旅方面的自由，但是
這種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它只能是在中國唐代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下的自
由，是在唐代有特定歷史內容的自由，而并不意味著他們社會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