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土》：一場盛大而瘋狂的角色扮演遊戲
文/Mandy
出走一向是公路電影的主要命題，然而對於人物而言，最殘酷的並不是出走後反而逃不出
自己的生命困境，而是連出走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改編自真實事件，1973年 Terrence Malick初試啼聲之作《惡土》被視作批判美國六零
年代反傳統文化(counterculture)的重要經典。這部看似刻畫反叛英雄浪漫故事的作品，
實際上導演Malick透過本片檢討批判了美國六零年代後期、七零年代初，叛逆這個形象是
如何充斥在影像媒體中並成為一種影響個人行為至深的文化建構。
如同Malick其他作品如《天堂之日》和《紅色警戒》，《惡土》中的人物也身陷於自身
世界(microcosm)與個人生命歷程的泥沼，似乎是為了脫離這種困境，主人翁們總是依照
外在社會環境(macrocosm)公認的普世價值行事，甚至帶點在所不惜的意味。例如Kit一但
決定要成為反叛英雄(countercultural hero)，他就必須穿上成套的單寧牛仔裝，甚至在
舉手投足模仿主演《養子不教誰之過》的叛逆偶像James Deans，並且殺人不眨眼，以符
合大眾文化對反叛英雄這個神聖角色的期待。
片中關於動物的畫面值得多加討論。一開始Holly以主要敘事者的身分出現在鏡頭前，
十四歲的天真女孩訴說著躺在床上親暱地擁抱並撫摸著她的大狗，接著導演以三個靜止的
長鏡頭帶出寧靜小鎮的樣貌，隨即Kit從畫面右方乘著白色垃圾車出現，然後工作途中Kit
在路旁撿視一隻死去的狗。又Kit在牧牛場工作時導演給了新生小牛一個特寫、接著帶出
Kit邊回頭看有點不知所措的眼神。此外，Holly丟掉了一隻生病的魚以及Kit在死牛旁舉
足失措的場景，都顯示Holly和Kit只是平凡人，兩人連動物的生死都不知該如何面對，例
如自己的大狗被父親殺死時，Holly沒有明顯地憤怒或悲傷只是轉身跑走。藉著這些關於動
物的畫面，導演表明出Kit和Holly只是一般人，而非骨子裡就是對不可一世的亡命鴛鴦如
《我倆沒有明天》中的Bonnie和Clyde，他們一點也不激進殘暴，甚至仍富有同情心，要
不Kit離去樹屋前也不會放走籠子裡的雞，或殺死Cato後也不會費事把屍體抬到陰涼的倉
庫裡。
在本片中Holly的角色功能並非滿足觀眾觀看女體的欲望，也非主導情節，只是一個疏
離的聲音，似乎不帶情緒地回溯一段從South Dakota到Badlands的逃亡之旅，然而Holly
看似身為一個全知的敘述者，觀眾卻難以從她的描述或者影片本身給了解Kit為什麼在殺
了Holly的父親之後，還要繼續殺害了無辜的森林巡守員、Cato和他的友人們，卻又選擇
不殺害坐擁豪宅的富翁。「為殺而殺」似乎是Kit唯一的準則，身為一個反叛英雄就應該
如此。
反叛英雄之所以殺是為了衝擊社會體制，然而在《惡土》中我們無法明顯察知社會體制
的存在，只能看出Holly父親所代表的家庭象徵從似乎固實不可摧的狀態到崩塌，例如Kit
和Holly父親協商時，巨幅看板上所呈現的就是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象徵，接著Kit
偷偷潛入Holly家中打包她行李的時候，Holly父親出現，導演給了三個框景：鏡子框、
窗框、和門框，接著Kit轉身，眼前Holly父親所代表的家庭權威形象在鑲有白色窗簾的窗
邊強硬地被展示出來，接著Kit藉由槍殺Holly父親以及放火燒房子且導演刻意安排他先在
鋼琴上潑汽油，摧毀了家庭權威的象徵來捍衛自身愛情，然而他連找到烤麵包機的玩笑也
開地不自然，顯示出他不是真英雄，他的作為只是為了符合反叛英雄這個刻板形象罷了。
人物塑造方面，我們可以看出Kit這個角色在很多方面都刻意地在模仿媒體文化中反叛英
雄的形象，Kit一直想要留下痕跡，例如他殺害Holly父親後刻意在錄音亭留言、以及他在
富翁家中錄下偉人般的演講時，導演都刻意給了特寫。離開富翁家前Kit臨走之前還給了
張墨寶給富翁並且向Holly炫耀一番，他向富翁「商借」的東西包括了獎盃、西裝外套和
帽子，這些都顯示出他追求名人身分的希冀，同時也給了Kit在整部片中的行為模式下了
註腳:「一心想要成為有名的反叛英雄。」
現實總是殘酷的，這點在Holly唸出好萊塢八卦雜誌中的Rumor& Fact時更顯諷刺，應該
狂飆不羈的亡命之旅，卻總是在荒涼沉寂中度過，Kit除了捍衛愛情之外到底為何而逃？
Holly除了不想一個人之外難道她就甘於成為戀愛關係中的被噤聲者嗎？事實上，這對伴
侶已經在單調的風景中無所適從，Holly甚至想回到文明世界去，「為何出走？」這個問
題同時困惑著兩人。
參與這場角色扮演遊戲的不只Kit一人，Holly在初見Kit時就因為他貌似James Dean而
對他有浪漫的想像，就連逮捕Kit的警官們也因其大膽犯案行徑和外表而把他視作反叛英雄
，甚至在機場你一言我一語的像是記者訪問名人一樣想要知道他的年紀、喜歡最喜歡哪一
位歌手等等。Kit有點像出於自願，也有點像是半推半就地被迫去扮演一個反叛英雄的角
色，他除了主動的去扮演之外，旁人的觀看也加入了這場演出，於是他就更加入戲了:「
那個有個耳聾女僕的男人沒死算他好運！」而後來Holly後來選擇重返家庭生活
(domesticity)懷抱，嫁給辯護律師兒子的情節，也是導演有意暗指1967青年反叛電影
《畢業生》當中同樣也是律師之子的主角Benjamin，只不過諷刺的是，Holly選擇嫁給律
師之子並非為了反叛，而是為了重新擁抱家庭生活(domesticity)。
最後一幕一個中年男子抱著小孩指向Kit，更顯露出集體文化的殘暴。套句當今台灣的
流行用語:「Kit消費了反叛文化，而旁觀者們不只消費了反叛文化，也消費了Kit。」
在《惡土》以及其後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Terrence Malick是如何別有用心地以如
德國社會學家 Adorno批判大眾流行文化的犀利眼光，檢討主流媒體文化如何影響個人。
《惡土》不只是一個電影文本，更是Malick匠心獨具的自由主義文本，深沉地展示媒體充
斥的毒害外，也揭露出了民主政治的缺失:在聲稱落實民主的自由開放社會中，因為大眾
文化充斥、形成主流，個體的自主性沒有得到保障反而是被削弱、甚至弭於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