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慕月／女人為什麼憂鬱？從《82年生的金智英》看女性的社會角色
獨立評論在天下 30 Dec, 2019
《82年生的金智英》這部電影是以女主角金智英的角度出發，用一位在家中獨自帶孩子的
母親的故事，描述女人在成為母親以後，面對自己的身體變化、環境與社會文化，試圖扮
演各種角色下所受到的衝擊與影響。
電影一開始就是身為母親的金智英在家中照顧小孩，試圖探討一位女人成為母親以後生活
及周遭一切的改變。電影裡所說的「改變」，表面上看起來討論的似乎是時間、體力、生
活型態、金錢的使用等等變化，但內心最大的挑戰與改變，其實是「一個正在消逝的自己
」——一種成為母親後對周遭油然而生的困惑。
這不僅是因為在現實中，母親總是被與孩子有關的事物圍繞與淹沒，也包括我們總是太習
慣強調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力，至於原本的自己到底消失去了哪裡，似乎已經不再是生命的
主軸。所有人關心的，只是「母親」這個的角色功能與存在意義。
《82年生的金智英》並非只是一味強調女性在婆家、丈夫傳統中受到壓迫的表現，也刻劃
出現代女人面臨新的經濟條件改變、新媳婦角色期待的變化時，隱藏在延續著的傳統架構
中，這種新與舊之間的孤獨感。
電影裡，沒有人希望智英不快樂。比如婆婆一得知智英經常出現失憶症狀以後，就試圖做
些什麼、寄些覺得有用的湯藥給她喝；再怎樣叨擾的小姑，回家探親時也還是為孩子買了
真心覺得好看、欣賞的新衣服；智英的丈夫也並非是回家只會倒頭大睡、不肯做家事的男
人。
這些都顯示傳統的性別文化已經逐漸改變，但為什麼智英卻仍舊感到憂鬱、無力與孤獨呢
？
自我消失的女性
電影當中有一幕，是智英小時候跟姊姊一起討論彼此未來的夢想。這一段象徵著女人在成
長的歷程中，對自由的狀態有所追求，是一種充滿可能與希望的力量展現，能夠去追尋自
己是誰，並且透過有形的實踐成為自己認同的來源。
智英的憂鬱，不能只單純解釋為傳統意義上別人對她的壓迫、共謀。整部電影所探討的，
也並非兩性戰爭，而是在強調：身為女人，從小似乎自然必須依循某種耳提面命、循規蹈
矩的教育長大，以進入某個被規範的安全、安定狀態。
我們也經常用是否結婚、是否得到男人的寵愛來評斷一個女人的價值，例如「婚後不用工
作能在家就是好命」、「賺得不夠多，至少她找個好人家嫁了」、「她可是醫生娘！」這
些話彷彿都在微妙的暗示著女人：「妳不用太堅持自我、不用在意自己是誰，只要妳能乖
巧、溫柔、漂亮，得到一支夠大的婚姻庇蔭傘，一切就夠了！」
女人從小需要面對各種層層疊疊的自我約束，無論是身體行為或心理界線。像是「說話不
要大聲，要像個女孩子」、「吃東西不可以這樣」、「腳要放下來、不要爬上去」；長大
以後，自我價值也容易被認為需要透過別人賦予，如果沒結婚，就會被「為什麼嫁不出去
？要留在家當老姑婆嗎？」等詢問淹沒。
有些人甚至會對著已婚的女性朋友用半開玩笑的態度說「結婚了還打扮那麼漂亮是要吸引
誰？」這樣的文化經常隱藏在生活中的暗示，不見得人人都能意識到，有時我們也會不自
覺的這樣對待自己與他人。也因此，女人天生擁有的身體、思考與自主性都更難被看見，
常常需要更聲嘶力竭的去表達、去追求。
母親與憂鬱，不應只是被當成單一疾病化的標籤看待
在《82年生的金智英》故事中，我們可以看見：不同的人生階段、生活中不同的時間點，
都隱藏著對女性角色可能的歧視與價值挑戰。儘管一個女人決定了成為母親、決定了獨自
在家帶小孩，這些她面對家庭、出於自我的決定，仍然需要面對各種社會期待的眼光。有
時候，新角色與新決定會被迫用不同的身份、對話出現，包裝在傳統架構的延展中，沒那
麼容易被發現。
如果你結了婚、生了孩子，想要請育嬰假在家帶小孩，面臨到的是工作中可能無法順利升
遷的挑戰。如果專心拚搏工作都不回家，別人也會懷疑你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是否稱職
？社會常常強調母親的重要性、功能性，卻容易遺忘母親自己是誰。
一個人除了是母親，也可以有其他的多重角色。一位母親的憂鬱，可能來自於被自己與周
遭聲音淹沒的無力感、對新角色的自我懷疑、對身旁人的期待與壓力，對於如何能成為一
個「夠好的母親」的困惑、照顧孩子時的挫折與疲累，以及擔心拒絕或流露出無力可能就
要飽受批評的失能感。
表面上淹沒的是現實的時間、生活的空間和經濟能力，實際上真正消失的，是那個「一部
分被掩蓋而漸漸流逝的自己」。
女人面對多重角色與樣貌時，經常容易察覺到各種期待，也因此時常對自我特質感到矛盾
、困惑，時而迎合，時而懷疑。儘管「強悍」放在女人身上，常被社會賦予負面形象，但
強悍與堅定是人在探索自我、挑戰極限的時候，能夠帶領自己啟動力量的珍貴特質。
只要是人，都應該努力地探索，試著接受自己內在擁有的各種面向、角色與需求。因為每
種特質都有它的生存意義，也有能使你前進或改變的力量。因此在探討一位母親的憂鬱時
，需要的是與社會文化、經濟議題和自我發展一齊思考，而不應該只是單純視為「疾病」
、「憂鬱症」而為對方貼上「一位失功能的母親」、「不適合照顧小孩的媽媽」標籤。
憂鬱也並不表示一個人完全失去角色功能或完全沒有自主思考能力。女人對於社會的困惑
與來自文化的挑戰，如果只因疾病的定義而被簡單稱作「失能」，其實是忽略了女性在家
庭、社會與個人需求間的角色複雜度。
讓女人自由，需要社會文化與政策共同改變
自由與幸福，應該是擁有足夠多樣的選擇權。比方說如果一個女生想成為母親在家帶小孩
，這是她的選擇，而不應只被看成「因為得到男人經濟的關照，而能夠在家帶小孩／休息
」，忽略女性或許也渴望陪伴孩子成長，且對母親角色有所享受與期待。
同時，當一個女人因為賺的錢可能沒那麼多、為了經濟考量而決定獨自在家帶孩子時，也
不要因為她是個母親，而忘記了她也有探索極限、追求成就的需要。
我們的社會，需要對一個人能扮演的角色有更多想像、更多元的定義。看待女人與憂鬱之
間的關聯，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連結與想像的能力，並非只有單一疾病與失能的角度。政策
與文化也應一併前進，在面對職場媽媽請育嬰假、以及母親重返職場追求升遷與成就等狀
況上，有更多友善的對待。
如此，女人的憂鬱才有機會得以像被泡在熱茶中的菊花般緩緩舒展開來，在這層層疊疊的
複雜探索之中，重新找到一個自己與社會之間最能共處、舒適與自在的位置。
（※ 作者為內科專科護理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本文授權轉載
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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